到底如何应对

在国外，学者对学术始终抱着质“疑”的态度，对史料有种拷问的心态。“史料在史家适当的询问之下，才开口说话”^[63]，西方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史学家主张要质问文献，并将之放置在“问题”的架构之下，以此构成史学研究的起点，这就是年鉴学派布洛赫和费弗尔提出的“问题史学”的研究原则。新清史的主将欧立德就曾严格地拷问满文档案：这些档案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说了什么汉文档案没说的事？甚或，既然满文是如此与汉文不同，即使在表面上相对应的文件中，它们要如何述说相同的事？有何隐微之异无法在汉文中发现？如果我们开始阅读他们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件、从至今沉默无声的满洲那一面提问，我们对清朝的观点会如何改变？^[64]

国内学术界则以“信”为研究的圭臬。李文海对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信史；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关于清史纂修的一篇文章就明确指出，指导清史工程的原则就是要写“信”史，“编纂一部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清史巨著，任务光荣而艰巨。”^[65]这也就意味着将来若干年没有人能够或敢于推翻清史编纂的结论。张晓玮说：“满文档案为我们考察清朝历史，尤其是清前期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还可以补部分汉文史籍、汉文档案记载之阙如。”^[66]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满文档案只是一种原始资料，具有更加真实的价值，这种潜意识仍然以“信”史为本；其二，满文档案只能作为汉文档案的补充，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的地方，这样也不需要拷问史料。缺少“为什么会有满文档案？”这类问题，实质是国内学术面对新史料缺乏质疑精神，根本上是对以往的研究极其“信”的心态。当然，这与国内外的学术价值取向不同有关。中国“以史为鉴”，国家利益或政治因素对史籍的编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选择“信”史。

差异无处不在。“疑”与“信”的差异，造成了新清史的出现和激烈的争论。那么，面对目前新清史提出的尖锐问题所造成的冲击和国内学者的相关反应，如何进行，抑或进行怎样的再反思呢？笔者认为：首先，新清史所坚持的“满族中心观”、运用的族群理论、边缘与区域视角以及将汉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方法，在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现代西方思想文化是以“求异”为基本法则的，它追求事物的单纯性。在这种法则的指导下，新清史学者运用民族国家理论将中国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提纯，“满族中心观”在中国中心观的基础上进行地方性策略延伸后，他们发现了清朝和以往汉族王朝的差异。“求异”的基本法则自然认为清王朝不能等同于中国，中国也就只是汉民族或汉族王朝的国家。笔者不能否认这种推理的严密性，但是即使是毫无漏洞的推理也不能保证它符合真实的存在。国内已有学者指出，清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融合，或强调满族特色却否认汉文化的主导，均有悖于中国历史和满汉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67]。再进一步思考新清史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发现，在中国语言的意义上，源于西方的现代意义的“nation”是与“foreign country”相对的概念，其中的“foreign”表示外国的、陌生的、异质的、不合适的。因此，源于西方现代意义的“外国”往往与陌生、异质、不相容等相关，并且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后者才是源义。这样，一个具体的“国家”就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

“中国”最初同样不是政治名词，但它在具有政治的涵义之后，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相比，却有着迥异的特征。“中国”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与方位紧密联系。《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这种对“五民”的方位阐释以及“皆有性”的观点没有过多强调它们的异质性，因而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和更多的包容性特征。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有一个正统性的问题，王朝的正统性不是以哪个“民”为标准，而是以“中”为标准。所以，兴替中的正统性王朝可以是居“中”的任何“五民”之一，“五民”都是“中国人”。对于清王朝，满族虽然在某些方面或场合还保持着异于汉族的认同，但这个王朝仍然接受了“中国”的概念，满族也有“中国人”的意识。简而言之，中国思想文化是以“求同”为根本特征的，它允许复杂性事物的共同存在。新清史对“清朝”与“中国”的区分，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与“汉”的区别，也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与“汉文化”。

由此分析，新清史在理论与视角上偏差的原因，也会使它在思考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上产生值得质疑之处。新清史的族群理论、边缘与区域视角、比较的方法等也难以准确反映“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它在满族汉化、满汉精英、清朝性质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上都特别强调差异性，而忽略了“中国文化”具有的、也被中原区域之外的四民所接受的求同性与包容性。

其次，新清史运用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思考的问题与得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的。柯文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地方性策略成为新清史所坚持的“满族中心观”的根本原则。因此，新清史努力寻找清朝具有的“内发现代性”，在“历史连续性”中寻找清朝成功的原因。但是，它运用族群、前现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些现代性概念的努力，不会早于其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明确意识和整体把握。因此，被众多新清史学者发现的所谓清朝历史内在的连续性和现代性、不同于汉族王朝的差异性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对清朝历史的反映，不如说是其在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之上的一种建构和发明。继续反思，这种情况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因为清朝（中国）现代性的出场毕竟是以历史的断裂为前提的。如果现代性的追寻只能以连续性为中介，随着现代性发端的不断前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部停滞的历史，而且这种前移终究还是要做个了断。个别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如果清朝是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帝国，中央政府就应给予其更大的自治权利——也是建立在西方关于民族关系的话语基础之上^[68]。因为它们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清朝的帝国主义观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以及这种观点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就意味着能够用来纠正“中央政府”的现实，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最后，国内学术界对新清史的反应存在一种两难的境地，本能的爱国主义（instinctive love of country）和反思的爱国主义（thoughtful patriotism）^[69]难以达成某种统一。多数对新清史观点表示反对甚至激烈批评的国内学者，虽然不乏思考，但主要是因为其提出的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关于民族和疆域的敏感问题，出发点更多地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夏明方准确而生动地分析了国内学者多种中学西学关系观背后的不同心态：“西学中源”是谓“你的就是我的”；“中西相合说”是谓“你有我也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有的我曾经也有”；今日的“内发现代性”论又演变为“我有的与你不一样”。这后一种态度看似一种对今日西方现代性霸权的强烈抵制，实际上却是将现代性从最初的“西学中源”说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普世主义转换为一种“多源异途”的地方性现象。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眷恋华夏一统的中国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最终确认的仍是西方现代性在知识形态上对中国历史的霸权^[70]。对新清史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十分强调中西差异，对新清史这类国外的观点始终保持一种质疑的警惕性，与前述其对国内历史观点的“信”态度大相径庭。杨念群与“内发现代性”论者相似，两次在批评新清史的时候回归到了“大一统”——一种“我有的与你不一样”的传统。李冶亭也接近这种论点，坚持各国各有其发展与变革的规律，不要动则评西方比清朝如何如何，科学的比法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进行比较^[71]。满汉差异成为新清史的一个突破口，进而使新清史在学术界甚至政治的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反过来，中西文化的差异又成为中国学者化解这种冲击力的工具。可以说，东方民族国家非常善于消解西方理论对自己的冲击，它“要求自己具有不可侵犯性，以反驳别的民族国家和来自整个民族国家体系当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对其制度和政策的批评……他们正是通过诉诸作为社会基石的儒家或伊斯兰教精髓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侵犯性，从而挑战了西方列强把民主标准强加给别国的权利”^[72]。

一些遵循西方话语体系、从民族主义出发反对和批评新清史的学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调整，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刘小萌认为，要找出中外学术的共同之处，特别是国外理论、视角、方法对于我国学术的适用性；对“旗人”、“满人”、“满族”等概念进行彻底澄清；对中外研究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既不要一味排斥，也不用刻意达到一致^[73]。马戎反省了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存在的二元结构及其系统性的制度化区隔，认为这阻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74]。韩震主张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通过构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重建，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75]。还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的统一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76]。

囿于新清史观点的敏感性，肯定新清史具体贡献的学者虽然不少，但撇开差异和争议而进行思考的学者则不多。定宜庄等人可以说是一种反思的爱国主义，他们更多地反思了新清史在学术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并给予全面的肯定，因为相对于提出一种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大胆提出更加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族群的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等同于民族，国内也有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客家人、三峡移民、汉人等类似的概念。我们虽然同样可以研究河南人、客家人、三峡人等群体的认同，但涉及汉族、回族等群体却变得比较敏感。笔者认为应该以“人”来称呼前述学者中所提到的“下位民族”以及保持“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的群体。这样，族群理论在国内就会有相当的应用价值，也能促进国内学术的发展，而不会变得如此敏感。总之，本能的爱国主义首先端正态度，将一种行为或现象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而反思的爱国主义对行为和现象的思考，则首先着眼于其本身及其对于学术思想的意义，以学术的发展进步促进爱国情感与民族认同。否则，在国外总是提出对国内问题具有冲击力观点的情况下，首先在学术界就难以建立一种反思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认同，这应当就是定宜庄对只讲“大一统”表示担忧的深层原因。

学者们对于纯学术的争论和具体的民族认同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应对理路。但这仍然是对国外新一波学术冲击的滞后而被动的反应，我们能否在这种意义上指出，时下国外学术与国内学术的关系正如近代列强与清朝的关系——“冲击—反应”论又复活了？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任何反应。新清史对国内学术界的冲击就如一颗投下水的石子，国内学术界所泛起的“涟漪”证明我们对民族问题极为重视。以后更长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石子投下，并通过我们的“涟漪”以证明石子指向的问题是不是敏感。我们虽然像西方史家面对的史料一样具有生命，但仍然是只能回答问题的史料。前述国内学者的积极反应是对新清史的一种有益应对，但如何争取对国外汉学界进行主动的冲击或为更迫切的需要。

【注释】

[1]李爱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Ho 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Feb.1967）：189- 195；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4（Nov.1996）：829- 850；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1（Feb.，1998）：123- 155；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e 1998）.

[3]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Edward J.M.Rhoads，Manchus＆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 1928.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Joanna Waley-Cohen，“The New Qing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88），Duke University Press（Winter 2004）：193- 206.

[5]书评文章较多，综合性的探讨参见：Joanna，“New Qing History”；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台湾：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刊（2005）；贾建飞，“‘新清史’刍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6日第013版；贾建飞，“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强调清朝多元文化与满族人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报》2010年3 月19日第007版。

[6]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19；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7]Crossley，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Stevan Harrell，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John Robert Shepherd，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1600- 180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Oswald Spengler，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Perspectives of World–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齐世荣，“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评《西方的没落》”，《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9]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

[10]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10- 11.还可参见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书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前言中对妇女史中“五四”叙述的批评以及米华健（James A.Millw ard）在其书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 186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前言中对一个“以清朝为中心”的清史的呼吁。

[11]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 85（1979）：3- 24.

[12]艾尔曼等，“对话：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2009年12月），http://www.3hresearch.com/Show Article.asp？ArticleID＝2037、2038、2039。

[13]艾尔曼等，“对话”。Willard J.Peterson ed.，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Vol.9 Pt.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4]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4.

[15]艾尔曼等，“对话”。

[16]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Elman，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17]贾建飞，“欧立德教授与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第009版：2；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2.

[18]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所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8年第1期：10、11。

[19]葛兆光也承认新清史“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参见艾尔曼等的“对话”。

[20]Joanna，“New Qing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88）：194.该文由董建中翻译成中文，是国内最早可见的新清史综合述评。

[21]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12.

[22]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3—4。

[23]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19- 20.

[24]Elliott，Manchu Way：5- 6；Michael G.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1751—1784.Diss.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1：47- 49.欧立德在原著第375页说：“For the Chinese term，I suggest zuqun zhuquan”，孙卫国译为“民族主权”（“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2006：105）；对于后一概念，刘文鹏翻译为“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134）。

[25]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12、19.

[26]Millward.Beyond the Pass：23- 27.

[27]Phillippe Foret，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Millward etc.，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London＆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4；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24- 29；Lydia H.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8]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erdue，“Boundaries，Maps，and Movement：Chinese，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e 1998）：263- 286；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12。

[29]Crossley，ed.，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30]Crossley，Orphan Warriors：5- 7，215；Rhoads，Manchus＆Han：10，288；Elliot，Preface of Manchu Way：15.

[31]Rawski，The Last Emperors：13.

[32]Elliot，Manchu Way：5；Chang，Court on horseback：4，47- 52；Rawski，The Last emperors：10.

[33]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4- 27.

[34]Elliot，Manchu Way：337- 344；Elliot，“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1，No.1（Jan.1999）：33- 71；Ko，“The Body as AttireFootbanding and the Boundaries of Alterity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8，No.4（Winter.1997）：8- 27.

[35]Elliot，Manchu Way：14- 15，28；Chang，Court on Horseback：17，54.

[36]Chang，Court on Horseback：47- 49，125- 156.

[37]Ibid：18- 20，52，440- 508；Rawski，The last emperors：17.

[38]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36，25，51，277.

[39]毕雪梅、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Michele Pirazzoli，Hou Ching-lang，“Les Chasses d’automne de l’Empereur QianlongMulan”，T’oung Pao，Vol.65（1979）：13- 50；Cosmo，“Manchu Shamanic Ceremonies at the Qing Court”，Joseph McDermott edt.，State and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51- 305.

[40]Chang，Court on Horseback：27- 38.

[41]Millward，Beyond the Pass：201；Joanna，New Qing History：199.

[42]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30- 37；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e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tity Press，2004：1- 4.

[43]Joanna，“Religion，War，and Empire-Buil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1998）：336- 352；Michael Adas，“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e 1998）：371- 388；Perdue，“Comparing Empires：Manchu Colonialism”，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e 1998）：255- 262.

[44]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Cosmo，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287-309；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45]Millward，“A Uyghur Muslim in Qianlong’s Court：The meaning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Jounal of Asian Study，Vol.53，iss.2，1994：427- 458；Millward，Beyond the Pass：28- 29.

[46]转引自鹿鸣野，“游走在灰色地带”，《东方早报》2010年2月21日；Millward，Beyond the Pass：201.

[47]Elliot Sperling，“Awe and Submission：A Tibetan Aristocrat at the Court of Qianlong”，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0，No.2（June 1998）：333；Foret，Introduction of Mapping Chengde；Millward etc.，Introduction of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48]Elliott，Manchu Way：5- 6.三个作用的原文是：“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larger empire，instilling fear in the Han，and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quest people”，孙卫国翻译为“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值得商榷（《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105）。

[49]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11.

[50]Elliott，Manchu Way：5- 6，175，343- 344.

[51]Chang，Court on horseback：47- 49，125- 156.

[52]阎崇年，“序”：2，船木繁、战宪斌，《末代皇弟溥杰昭和风云录》，中国卓越出版社，1989。

[53]杨东晓，“满语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新世纪周刊》，2008年19期。

[54]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20。

[55]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20.

[56]Ibid：12.

[57]王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6期：64；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409；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28。

[58]王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64。

[59]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27—28；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12。

[60]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5。

[61]艾尔曼等，《对话》。

[62]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63]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Peter Putnam trans.，New York：Vintage Books，1953：39.

[64]Elliott，Manchu-Language Archives：9.

[65]李文海，“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信史——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纂修不断取得新进展”，《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129。

[66]张晓玮，《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153。

[67]刘小萌，“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2010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读书会上的报告。

[68]前述学者对上位民族（国家民族）与下位民族（国内族群）的区分同样没有摆脱“民族”这个西方话语。

[69]此处采用托克维尔的概念（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James T.Schleifer trans：384- 385）。前者又称“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将人心同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缺少反思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后者比前者富有理智，它来自于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law）的帮助下成长，这种人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的福利具有影响，知道法律（law）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此处并不对两者的是非高低进行评论，作为一个学者不会只有一种爱国主义，文中对学者的一些评论也只是认为其有哪个特征或这个特征更明显。

[70]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思想现代性”》：15。

[71]张晓玮，《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152。

[72]杜赞奇，《本真性的秩序：超时间、性别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史》，李霞译，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278。

[73]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5。

[74]马戎，“中国社会的分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75]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76]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