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尽量选取第一手的材料，包括官员的演讲、美国政府对外公布的听证会记录、国会辩论记录、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法案文本、PEPFAR项目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以及政府其他机构的评估报告等等。此外，还引用了一些媒体素材，包括对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和对相关事件的深度报道。通过对克林顿政府后期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在全球艾滋病问题上的政策分析，提出以下四个基本观点，依照逻辑顺序梳理如下：
第一，自1999年以来，美国一直将全球艾滋病问题看作“安全”问题加以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日益严峻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下，政府正式将该议题定位为“安全”问题，并通过政策文件、机构设置等方式将这种观念制度化了。此后尽管经历了政府更迭，这一基本的看法却在美国得到了延续。
第二，在不同的时期，对于美国而言，艾滋病问题作为“安全议题”的具体内涵又不尽相同，是随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点而转移的。在“9·11”事件以前，美国的安全战略中塑造民主、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成分浓重，因而其采纳了全球的、整体的视角去看待艾滋病问题，将它定位为影响国际共同体存续的“国际安全问题”。但随着全球反恐成为举国上下之要务，小布什政府又将艾滋病传播与恐怖主义的根源联系起来，将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看作反恐这一国家安全问题的组成部分。尽管一直处于“安全”的框架下，美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认知却发生了从“国际安全”到“国家安全”的转变。
第三，对问题定位的不同决定了美国所采取的国际合作形式的殊异，这也是本书最为核心的观点。当美国将艾滋病问题作为国际安全问题加以处理的时候，它更乐于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而当它将这一问题作为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处理的时候，它更乐于采取双边合作的形式。在国际安全的定位下，美国认为应对全球艾滋病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任务，必须利用国际机制达到分摊成本、组织集体行动的目的。但是，在国家安全的定位下，它的政策重点则转为通过合作满足本国特殊的安全利益。因而，美国从多边主义阵线上后撤，并发起大规模的双边合作项目。
第四，不同的国际合作形式选择带来了不同的政策后果。当美国选择多边合作形式时，它是国际规范的塑造者与支持者，但在物质资源的投入上却比较吝啬。在双边合作的框架下，美国从国内动员出大量资源应对艾滋病流行，但是其政策却非常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偏离国际规范。而且，双边合作形式还存在着纠偏能力弱的缺点，实际上不利于艾滋病问题的应对，也影响了美国实现其安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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