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受艾滋病传播危害的国家来说，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作出怎样的政策选择，事关重大。虽然在一国范围内，政府并不是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但就权威性、进行教育和动员的能力而言，其拥有的优势是许多社会性组织不能比拟的。在疫情初期，各国普遍经历了“否认”的阶段，但其后的发展轨迹却截然有异：有些国家开始逐步重视艾滋病问题，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积极应对；有些却止步不前，依然视其为不可触及的禁区。经验证明，在那些政府重视、客观对待，并在这一问题上投入资源的国家，艾滋病的蔓延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美国与巴西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来自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社会开始愈发重视国内的艾滋病传播状况，随着公众人物的推动、媒体的大量报道、公民运动的兴起，政府逐步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991年，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的NBA著名球星“魔术师”约翰逊公开承认感染艾滋病毒，举国震动。“名人效应”以及媒体的集中报道使得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公众人数激增。在消息公布的第二天，试图接通全美艾滋病热线的电话数量达到118124个，是平时的19倍。[83]1994年，《费城故事》上映，讲述了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故事，被称为“好莱坞面对艾滋病”之作。在同时期严肃题材的影片中反响最大，备受瞩目。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也日益增多，而“艾滋病纪念毯”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将这种增长展现了出来。1986年，为了纪念自己死于艾滋病的朋友，旧金山的克里夫·琼斯（Cleve Jones）制作了第一块纪念毯。1987年，艾滋病纪念毯在华盛顿中心广场首次展出时，只有1 920块，每块纪念毯代表一位死于艾滋病的患者。到了1996年，即便每块纪念毯代表的人数增加到10人，毯子的数量也多达4万块，占地面积有26个橄榄球场大小，连克林顿总统也前往参观。[84]与美国相比，巴西政府政策转变的公众压力则更为急迫、直接。巴西国内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尽管不高，但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感染者的绝对人数不容小觑。1996年，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药物，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国内起诉政府，指控其未能保证宪法所赋予人民的生存权利。以此为契机，巴西政府从无所作为转变为积极应对。
另一方面，促使泰国与乌干达转变态度的动力则来自政府高层领袖对该问题的重视。乌干达一度是艾滋病毒肆虐的国家，90年代初国内成年人感染率高达30%。[85]但是，它也是非洲最早主动重视艾滋病问题的国家。1986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谈起国内艾滋病传播的状况，卡斯特罗直率地说：“喂，老兄，你有麻烦了。”[86]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下，乌干达国内开展了长期与持续的艾滋病防治项目。而且，乌干达还是第一个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的发展中国家，并且率先在非洲建立了匿名艾滋病毒检测中心。泰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在疫情出现后的7年内，泰国政府尽管承认国内存在这一问题，但却无动于衷，鲜有务实的控制政策出台。1991年米猜（Mechai Viravaidya）出任内阁部长，他的积极态度与务实精神让其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泰国国内艾滋病预防项目，局面最终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尽管这些国家发展水平有着极大的差异，但从它们采取的具体措施看，却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首先就是政府的重视。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专门设立艾滋病问题总统顾问委员会（Presidential Advisory Council on HIV/AIDS），为国务卿提供旨在推动有效预防措施、推进疾病研究的意见、信息与建议。1997年，美国又设立白宫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IDS Policy），负责在美国国内开展并协调艾滋病防治措施。这两项举措意味着，美国已经将艾滋病问题从一般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分离出来，承认其具有特别的地位、应当受到额外的关注。而且，克林顿还有意识地任命艾滋病问题上的政治活动家担任关键性职位。非洲裔的美国政治领袖、前众议员罗恩·德勒姆斯（Ron Dellums）就因其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积极主张而获任艾滋病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接受任命时说：“我不是艾滋病问题的专家，也从来没有领导过处理艾滋病问题的机构。我只是一个大声说话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也许正是该议题在当下关键时刻所需要的。”[87]而在政治领袖对此议题十分关注的泰国与乌干达，甚至出现了卫生部长亲自上街分发安全套的情况。[88]
其次是政府在该问题上投入的增加。美国在国内艾滋病问题上投入颇多。1990年8月18日，《莱恩·怀特关怀法案》（Ryan White Care Act）正式生效，[89]以此为依据，联邦政府作为主要出资方，为美国国内没有医疗保障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1991年第一笔拨款数额为2.2亿美元，到2000年时，拨款额已经达到最初的10倍，惠及国内5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鉴于少数族群——主要是非洲裔与拉丁裔美国人——在艾滋病问题上的高风险与低应对能力，美国1998年特别通过“少数群体艾滋病倡议”（HIV/AIDSInitiative in Minority Communities），斥资1.5亿美元针对这部分人加强预防与治疗。这类举措不仅延缓了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减轻了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而且有助于缓解可能由艾滋病问题激化的社会阶层之间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巴西政府增加投入的方式则是国家出资购买药物，向其国内艾滋病毒感染者免费发放“ARV疗法”的药物。由于进口品牌药物价格高昂，巴西政府授权国内制药公司生产低价的仿制药物，迅速占领了国内三分之二的市场。对巴西政府而言，尽管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开支不菲，但因此节省下了艾滋病患者的住院费用，而且获得了很强的预防效果，所以仍然不失为合算的公共政策。在泰国，在米猜上任后，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资金在一年之内由250万美元增加到4 800万美元，而且绝大部分的投入来自政府。[90]
最后，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还发展出本国独特的艾滋病应对方式。对于巴西而言，遏制国内艾滋病流行的最主要策略就是依靠治疗促进预防，它也是为数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决心与其制药业的实力保证，使得巴西能够在品牌药物价格高昂时以仿制药物代替之。而乌干达则是主要通过预防来遏制传播的典范。通过鼓励包括教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大力宣传婚前禁欲与婚后忠诚，乌干达发展出了一套所谓艾滋病预防的“ABC战略”（Abstinence，Be Faithful，Use a Condom）。由于宣传卓有成效，随着早期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乌干达全国艾滋病毒感染率下降到5%。
随着政府的积极干预，这些国家的艾滋病传播状况都得到很大的改善。泰国、巴西与乌干达均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成功应对艾滋病传播的模范国家。而美国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增长也放缓（见图2.2）。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国内艾滋病问题的忧虑程度也呈下降趋势，认为它是最大健康威胁的人数比例由1987年的68%下降到2001年的18%。[91]
图2．2 1990—2007年美国国内艾滋病毒感染人数
资料来源：UNAIDS，WHO，“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 by countries（1990—2007），”http://data.unaids.org/pub/GlobalReport/2008/20080818＿gr08＿plwh＿1990＿2007＿en.xls。
简而言之，尽管在1999年之前，世界各国都还没有将艾滋病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对待，但是，已经有一些国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具备处理危机的政治意愿与政策支持。在这些国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客观威胁也随之减轻。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与艾滋病传播的广泛程度相比，出现积极态势的国家仍然只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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