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主要将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看作其反恐谋略的一个部分，目的在于降低这一疾病对于社会的损害、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改善美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形象。因而，本书对美国政策的评价也首先由这一点入手。
应该说，PEPFAR计划部分地达到了这一目标。按照前文所述，通过为大量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维持生命的药物，PEPFAR计划已经在重点关注的国家中成功地降低了疾病的致死率。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由此可以改善由于艾滋病传播而在这些国家中造成的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减缓由此对其社会造成的冲击。如果这一政策能够持续下去并扩大规模，那么艾滋病传播可能被转变为一项“慢性病”——它对社会、国家肌体的侵蚀将是缓慢的、可控的。如果小布什政府对于艾滋病传播与恐怖主义之间关联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长期看来，随着艾滋病问题的缓解，美国清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这一国家安全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另一方面，在非洲国家中，小布什政府的慷慨的确收获了很多好感，美国的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2003年5月，在《2003年美国领导抗击艾滋病、疟疾与肺结核法案》签署的前一周，汤米·汤普森在日内瓦会见了所有“重点关注国家”的卫生部长。据他说：“他们眼中神采飞扬。他们的计划动力十足。许久以来，他们心中第一次出现了希望。他们将这归功于我国、我们总统的慷慨相助……每一个人都说，‘请转告总统，我们发自心底地感激。’”[72]这一计划也让小布什2003年的非洲之行收获了笑脸。博茨瓦纳总统费斯图斯·莫加埃（Festus Mogae）在欢迎小布什的致辞中称美国对于他的国家的帮助清楚地表明两国是“真正的、靠得住的伙伴”，并再次表达了对于PEPFAR计划及其采纳的“公私伙伴关系”的欢迎。[73]乌干达小城恩特比（Entebbe）更是在总统到访的两周之前就开始动员起来，市长呼吁居民们打扫卫生，欢迎这位“重要的客人”。当地许多艾滋病问题活动家都对小布什提出的倡议表示感激，总统穆塞韦尼则称赞小布什的举动为“500年来由西方政府做出的最具情谊的姿态”。[74]
正因为大量地挽救了生命，PEPFAR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家形象。鲍勃·吉尔道夫与波诺一样是来自爱尔兰的著名歌手，也是艾滋病问题上的活动家。他给予了PEPFAR计划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与小布什政府的其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什政府是制造纷争的，但在非洲不是这样；它是不合格的，但在非洲不是这样；它制造了苦难，但在非洲不是这样。在这里，他的政府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75]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肯定了美国作出的贡献。2007年9月，博茨瓦纳总统莫加埃在美国访问时称，博茨瓦纳与许多非洲国家在抗击艾滋病传播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如果没有美国PEPFAR计划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PEPFAR计划将绝望转变成了希望”。[76]坦桑尼亚总统也认为小布什政府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非洲“通过防止新的艾滋病毒感染、为那些已经感染上病毒的人提供治疗与关怀，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母亲与儿童的生命”。[77]同样的赞誉还来自非洲当地的艾滋病活动团体。南非一个妇女互助组织的创立者认为PEPFAR计划“为南非人民以及整个非洲大陆作出了很大贡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她更将小布什看作“宅心仁厚”（He's got heart）、“关心他人”的领导人。[78]由于小布什是艾滋病计划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在非洲国家中人气激增。许多人干脆把PEPFAR计划称为“布什基金”，[79]非洲一些地区的家庭甚至将他们的新生儿命名为“乔治·布什”。[80]此外，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PEPFAR计划以及小布什政府在非洲开展的其他援助计划，使得这一地区许多国家——它们往往拥有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人口——对美国的支持率高达80%。这与美国因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中形象急剧下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见表5.1），可以看到，在小布什执政期间，非洲地区一些国家中对美国抱有积极态度的民众比例相当可观，在2008年时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传统盟友国家。
正是这些积极反应保证了PEPFAR计划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也是促使国会在2008年决定进一步延长、扩大PEPFAR计划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参议院的讨论中，法案的发起人强调了这一项目在改善美国海外声誉上的重要作用——它为美国塑造了一个正面的、人道主义的形象。民主党人拜登认为发起PEPFAR计划对于小布什的政治生涯而言是真正的“巅峰时刻”（single finest hour）。[81]小布什在总统选举中的对手约翰·克里也认为“无法否定”PEPFAR取得的成功，这一计划“代表了美国的巨大成就”。[82]与小布什站在同一阵营的共和党人，包括受其资助的宗教非政府组织领袖，更是毫不吝啬地将溢美之词抛向总统个人。葛培理称小布什“不是跟随一时的政治风潮、一时的流行之势。他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不仅现在是对的，而且明天也是对的，在未来的10年、15年、20年还是正确的事情”。[83]第二任全球艾滋病问题协调员马克·戴布尔则宣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小布什）都应该得个诺贝尔奖”。[84]
表5．1 部分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程度（1999—2008） （单位：%）
资料来源：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Global Public Opinion in the Bush Years（2001—2008），”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ReportID=263。
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PEPFAR计划收获的赞美主要来自小布什政府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它通过双边合作、凭借实力优势将本国偏好强加于人的做法既无法使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也招致国内外的批评而在国家形象上失分。
在预防项目上，美国虽然在禁欲宣传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一系列研究机构的调查均显示，从预防新增艾滋病例的角度看，PEPFAR计划并不占优势。《国际医学年刊》发文指出，尽管投入了大量预防资金，其重点关注国家中的相关趋势与其他国家并无显著区别。[85]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展开的实地调查则显示，没有任何数据能够证明禁欲宣传会真正改变人们的行为。[86]
与意图改善国家形象的目的背道而驰，小布什政府的这一政策经常被指责为满足国内某些宗教派别特殊的意识形态诉求而牺牲非洲国家人民的切实利益。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史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is）批评美国“对禁欲的过分强调”无非是让“少数五旬节教派与基要主义教会追求他们的禁欲目的”，对安全套这一预防措施的曲解，“将带来巨大的损害，而且毫无疑问地将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新增感染”。[87]而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也刊发了一整页的评论，认为PEPFAR计划是一个“紧急的”对策，不该被这一“缺乏见识并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缚足不前”。[88]《纽约时报》则直接以“纯粹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nly）为标题来表达对小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的批评。[89]
类似的，美国对品牌药品的袒护，不仅使得治疗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也让许多人出于对这种自我利益至上的做法表示不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称目前药物的价格已经低至300美元一年，而这一数字正是使用仿制药物的花费。同一时期的品牌药物价格则是这一数字的2倍到4倍。而且，2004年时，克林顿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全球基金通过合作，采取大批量购买的形式，进一步将仿制药物的价格压低至人均140美元一年。《华尔街日报》于2004年10月2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说，购买同样数量的药物，美国PEPFAR计划的支出是全球基金或世界银行计划的2倍。[90]毫无疑问，若采用仿制药物，项目覆盖面将广泛得多。而且，品牌药物与仿制药物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差别。许多仿制药物采用了固定剂量（fixed-dose）的形式，每日需要服用的次数更少、服用方法也更为简单，从而更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一政策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如前所述，一些接受小布什政府资助的组织也反对这一政策。许多人则认为，这种做法归根结底说明美国依然将商业利益置于生命价值之上。[91]可以说，虽然PEPFAR计划取得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其斥巨资开展艾滋病治疗项目，但它也依然具有改善的空间。
简而言之，小布什政府在全球艾滋病问题上的积极作为挽救了许多非洲国家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形象。但与此同时，由于屈从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好，PEPFAR计划的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