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朝政的影响
这体现为导致国号更改、朝廷高级别议事停止等。高宗时曾因旱灾两次改变年号。咸亨元年（670）三月，以京师旱，大赦天下，改总章三年为咸亨元年；[328]仪凤三年（678）四月，以旱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乾元年。[329]此外，有研究者认为德宗改刚刚实行了一年的年号兴元为贞元，也与灾害有很大关系。[330]
延英殿，又称紫芝殿，[331]唐高宗龙朔二年（662），长安东内大明宫始置，[332]肃宗乾元时期开始在延英殿召见群臣。[333]从唐代宗起，皇帝日常在此殿召见宰臣百官，听政议事。宰相传小延英，自代宗优待患有足疾的苗晋卿开始，逐渐形成定制，称为延英奏对。[334]按旧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及退归中书，知印宰臣尽书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馆，名时政论，史官凭此编入简策”。[335]据《春明退朝录》，延英奏对主要是宰相与皇帝商议军国大事和大政方针。[336]因此，延英殿在唐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后来得以在延英殿被皇帝召对的非宰相官员，“多私自希宠，干求相位”。[337]而元和八年（813）六月，宪宗以积雨之故，不开延英奏对达十五日。[338]大和五年（831）正月庚子朔，“以积阴浃旬”罢元会；次年正月朔日，“以久雪废元会”。[339]
（二）对选举的影响
唐承隋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举人须自备盘缠、行囊赴省或两都参加考试，路途艰辛，费用不菲。尧山（今河北隆尧县）县令樊泽的经历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性。樊泽“长于河朔，相卫节度薛嵩奏为磁州司仓、尧山县令”。建中元年（780），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340]对策及第，后为节将。[341]但其在应试路途中遭遇秋霖，险些误了选举。据《唐摭言》：“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342]《唐国史补》则言樊泽所乘为驴，脚力不行，“驴劣不能进”。[343]秋雨道路泥泞，不能前行，若非遇熊执易赏识其才，慷慨解囊，樊泽将耽制举，也不能成为一方节将，乃至德宗朝以仆射卒。除了水灾很可能影响举人赴选外，饥馑之年也对选举有所影响。如韦豫在任普安郡司马前，“以减省去官”数载，“属年谷失稔，牵疾赴选”。[344]韦豫属带病参加选举，但如患重病显然就不能赴选了。
科举考试常受灾荒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朝廷有时实行权宜之计，因灾害而改变当年的选举地点与方式，由选官赴地方选人。如：广德二年（764）诏：“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345]大历时，礼部侍郎贾至建言岁方艰歉，举人赴省者，两都试之。当年九月，尚书左丞杨绾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都举，两都分举选，自此始也。[346]但大历十年（775）五月，接受礼部侍郎常衮建议，以贡举人合谒见，异于选人，并合上都集举，此为旧章，“诏今年诸色举人并赴上都集”，是后不置东都贡举。[347]兴元元年（784），“京师寇盗之后，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348]朝廷命吏部侍郎刘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人。
二是因灾荒而延期选举。大和八年（834）正月，敕吏部、礼部、兵部，“今年选近，缘秋末虫旱相因，恐致灾荒，权令停罢”。等“敛藏之后，物力且任”，再对“彼求名之人”加以慰抚，“宜依常例却置，应缘所纳文状及铨试等期限，仍准今年格文，递延一月”。[349]
三是有时因灾害而停止选举考试。贞元十九年（803）七月，关辅旱饥，敕罢吏部选、礼部贡举，[350]以“省费而足食”。韩愈因此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窃以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于食未有所费。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之，诚未为有所损益。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举选者皆赍持资用，以有易无，未见其弊。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一则人士失业。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今缘旱而停举选，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臣又闻君者阳也，臣者阴也，独阳为旱，独阴为水。今者陛下圣明在上，虽尧舜无以加之。而群臣之贤，不及于古，又不能尽心于国，与陛下同心，助陛下为理。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351]
他主张不停止选举而坚持选士，列举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社会影响太大，二是士人失业，并且指出举选者赴举对京师食用耗费的影响很小，但其意见未被朝廷采纳。
文宗大和元年（827）秋，旱，罢选举。[352]大和八年正月先是决定延期选举，到八月丙申，“罢诸色选举，岁旱故也”。[353]由于该年“先旱后水，京师谷价腾踊，彗星为变，举选皆停，人情杂然流议”。[354]各种选举均停止，无疑像韩愈所说对仕举之人影响很大，是社会舆论的热点之一。另外，水灾导致路途泥泞，也会引起罢举。代宗时，尧山令樊泽举贤良方正，次潼关，“雨淖，因不能前”遂自罢所举。[355]
除科举考试之外，唐代还有铨选，其制非一，凡流外，兵部、礼部选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或流外铨。铨选也受到水旱灾害的影响，或者因之改变选举地点，或者遣使赴地方选举。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上元二年（675），因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高宗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356]南选的废置不常，但实行的重点地区是岭南、黔中、闽中。
另外，灾害还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有学生因家乡遭水灾而请假回家。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修之上表，以乡有水涝乞假还，以“情有所切”，特许之。[357]灾害还直接造成各馆学生权停放归的现象。咸亨元年（670）三月，岁旱谷贵，诏司成、弘文、崇贤馆及书、算、律、医、胡书等诸色学生，并别敕修撰写经书，官典及书手等官供食料者，宜并权停，其有职任者，各还本司，自余放归本贯，秋熟已后，更听进止。[358]据《唐六典》所载名额，仅门下省下属的弘文馆，其学士无定员，有学生30人，从九品校书郎2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359]则该馆至少40多人。而国子监中有国子学生300人、太学生和四门学生各500人外，还有书学、算学学生各30人，律学学生50人，[360]加上医学和胡书学的学生，咸亨元年因灾放归学生约有1 500人。
（三）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灾荒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常常会暴露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多种弊端，从而引发社会危机。由于唐人多认为灾害是上天示警，朝廷得以借机整顿吏治和改善政治状况。如：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王仲舒按劾群吏，奏其赃罪，州部清整，居五年，完富如初。[361]大和七年（833）诏：诸州府长吏及县令有贪纵苛暴者，委御史台访察闻奏。大和九年（835）三月，制：“以仍岁水旱，黎民艰食，其宰牧非才，贪残为害，及承前积弊，须有条疏……并委观察使纠察详访，具状闻奏，用弭天眚。”[362]皇帝常因灾害而反省，采取一些改良政治的举动。据宪宗《南郊赦文》，因“淮湖奥壤，水旱衍期”，采取了大赦天下、禁断酤酒、禁邮驿假托乘势、蠲免租税、举县令、省冤狱、检录僧道、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措施。[363]
由于宰相辅臣职责重大，上理阴阳、下抚百姓，[364]灾害也会牵连到宰臣的仕途。[365]永徽三年（652）三月，太尉、赵国公无忌以旱请逊位，不许。[366]永徽四年（653），自三月至五月不雨，尚书左仆射张行成复抗表请致仕。[367]神龙元年（705）八月，尚书右仆射唐休璟以洛水暴涨，“水雨为害，咎在主司”，“乞解所任，待罪私门”。[368]常衮曾上《久旱陈让相表》。[369]贞元十一年（795）四月，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以时旱，表乞退”，德宗不许。[370]宪宗恶大臣刘昌裔自立，欲召之而虑生变，元和八年（813），大水坏庐舍，溺居人，因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召还京师。[371]元和十二年（817）七月，河北水灾，邢、洺州平地或深二丈。户部尚书于頔请致仕，不允。[372]乾符五年（878）四月，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面对“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的局面，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乞解使务，诏不许。[373]
高官因灾而罢免在汉代十分常见，这是出于当政者位高权重，权重责也必重的道理，其政治影响及于后世。唐代致仕官只给半禄（后又加半料），[374]但一些高官还是主动请辞。唐代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375]由于常空三公，宰相就担当起“理阴阳，平邦国”的职责。下例就是这一观念的一个反映。
（鱼朝恩）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礼部郎中相里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挐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376]
当时，宦官鱼朝恩受宠，担任判国子监，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凡诏会群臣计事，朝恩怙贵，诞辞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元载辩强亦拱默”。[377]在相里造看来，既然诸事“军容为之”，只行文书的宰相就不必因灾获罪。身为天子的皇帝不能退位，宰辅高官当然就成了替罪羊。总的来看，唐代虽有若干宰相因灾主动请求逊位辞职，但并不多，且大都不被允许。这与唐代中央集权加强，皇帝认为政教不明的主要责任应由自己承担有关系。永徽四年（653）三月至五月不雨，尚书左仆射张行成惧，以老乞身，高宗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义。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并赐宫女、黄金器，敕勿复辞，张行成“不得已复视事”。[378]如此，宰辅们的逊位请求便多不被允许。
正因为相权削弱、君权加大，实权人物面临重灾有欲避位、退位的举动出现。咸亨元年（670），关中春夏秋三季连旱。闰九月，皇后武则天以久旱，请避位，不许。[379]开成四年（839）夏，大旱，祷祈无应，文宗忧形于色，谓宰臣：“朕为人主，无德庇人，比年灾旱，星文谪见。若三日内不雨，朕当退归南关，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380]宰相杨嗣复等呜咽流涕不已，各请策免。尽管武则天和唐文宗有作秀的嫌疑，尤其是前者，但其言行从侧面可证实当时旱情之严重，高层做姿态也就有其必要。这是因为皇帝是天子，代天理物，而武则天虽为皇后，但后来与高宗并称“二圣”，在高宗当政时乃实权派人物。权责一体，古今中外同一，如在已消逝的玛雅文明时代，主持庙宇的国王既是主教又是政治领袖。其时国王的责任是祈祷上苍，执行祭天和历法仪式，确保及时降雨，带来繁荣。因为国王宣称与上帝具有家族关系，具有实现上述责任的超自然能力，如果无法带来降雨和繁荣，国王之位就有危险。
也有人利用灾害之机打击政敌。贞元十一年（795）春，久旱，人情忧惴，裴延龄上疏德宗，言“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381]后数日，德宗于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德宗思延龄言，下诏斥逐陆贽、李充、张滂、李铦等，朝廷中外惴恐。有人被罢官，有人则长期不得升官，如皇甫湜求分务温、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382]当然也有人因为灾害而升职，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又如大历末，邵说上言：“诚恐云雨之施未普，郁结之气未除。愿因此失修享献、款郊庙、褒有德、录贤人，与天下更始，赈灾益寿之术也。”[383]录贤人被其列为赈灾举措之一，使一些人因灾害而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四）俭省费用
灾荒时期常蠲放租赋，经费不充，官员的俸禄有时也受到影响。大和时，太子宾客白居易大约60岁，在与好友刘禹锡的书信中，曾讲“洛下今年旱损至甚，蠲放太半，经费不充，见议停减料钱。公私之况可见，盖天灾流行也”。[384]
由于灾时国家财政困难，通常会简化或暂停某些礼仪。唐代常举行大射礼，被开元礼列为军礼。[385]《新唐书·礼乐志》对射礼的各种礼仪、程序，各色人等的位置职责等都有具体的规定。[386]开元初每年赐射，节级赐物，属年俭，甚费府库。开元八年（720）九月七日，制赐百官九日射。给事中许景先驳奏曰：“古制虽存，礼章多缺，官员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继之师旅。既不足以观德，又未足以威边。耗国损人，且为不急。”[387]以近来河南、河北水涝，“去岁豫、亳两州，微遭旱损，庸赋不办，以致流亡”等为辞，建议暂停赐射。此后射礼遂废。[388]
封禅是祭天大典，是国力的象征，自汉光武之后，其礼旷世不修。隋开皇十四年（594），晋王杨广率百官请封禅。次年于太山之下设坛祭，但隋文帝竟不升山而还。[389]唐代封禅之议常兴，《大唐开元礼》专有“皇帝封祀于泰山”、“皇帝禅于社首山”两项，对其斋戒、制度、陈设、省牲器、奠玉帛、进熟、燔燎、封玉册、封检、朝觐群臣及銮驾出还宫等步骤有具体记录，列为唐代吉礼。[390]唐代举行封禅一般在年丰岁稔时，但受灾害影响会取消原定计划。太宗平突厥后，年谷屡丰，贞观六年（632）群臣请封泰山。太宗始非之，后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72君坛迹，以是岁两河大水而止。[391]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诏以河北大水，停封禅。[392]永淳二年（683）十一月，诏以“河南河北，尚有十余州旱涝，加以朔方寇盗，时或侵边，关内流离，未能复业”，停止明年正月封禅中岳。[393]天宝九载（750）三月，“时久旱”，制停正月封西岳之议。[394]
藉田礼是皇帝亲自举行的重要典礼。先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贞观三年（629），太宗耕于东郊。垂拱中，武后藉田坛曰先农坛。[395]由于靡费物力，藉田礼有时会因灾害而停止。宪宗曾诏：“以江淮水旱之余，河朔师旅之后，宜宽物力，……其来年正月十六日藉田礼宜停。”[396]
其他一些礼仪因灾害亦有简省。上元元年（760），以岁旱罢中、小祀，独文宣之祭不废于太学。[397]祭灵星为民祈食种五谷，也因此久而不修，代宗时太常卿崔纵准开元礼复祀，至贞元六年（790）二月十七日诏后才设。[398]贞元元年（785）春夏秋连旱，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兼京师大乱后，诸军进讨河中，国用罄竭。[399]德宗亲祠南郊，崔纵为大礼使。属兵旱之后，赋入尚少，裁定文物，俭而中礼。[400]
（五）社会动乱与农民起义
古话云：“饥荒起盗心。”在古代社会，自然灾害常导致灾民食不果腹，社会因此而动乱不安，不时引发盗贼甚至农民起义。陈寅恪曾经指出：“灾荒严重发展之最主要结果，即为社会之变乱，而所谓社会变乱之主要形式，则不外人口之流移死亡，农民之暴动与异族之侵入，三者而已！”[401]自然灾害经常成为导致农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402]唐代有识之士对此已有相当认识。武周神功元年（697），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上疏：“方今关东荐饥，蜀汉流亡，江、淮而南，赋敛不息。人不复本，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非浅。”[403]
饥荒容易促发社会动乱，唐代亦然。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农业危机》一文将基于灾荒的农民暴动30次进行了列表，[404]这里择要重点说明。唐初高祖入关，李大亮授土门（今陕西富平县）令。方岁饥，境多盗贼。[405]咸亨之始，“关中阻饥，盗贼公行”。[406]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旱蝗疫疠，死者枕藉于路，以致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407]神龙中，洛阳谷贵多盗。[408]有学者指出：“唐代中央京畿地区的强盗犯罪问题，安史之乱之前，主要因为天灾或饥荒等问题所造成”。[409]贞元十四年（798）夏旱，京师及河南饥，[410]当年就曾发生“吏趣常赋，至县令为民殴辱者”[411]的事件。
唐后期此类事件更为常见。肃宗乾元中，“江淮凶饥，相扇啸聚，而新安郡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412]宝应元年（762），因安史之乱，绛州“素无储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将士等粮赐多阙”，持节充朔方等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李国贞屡次以状闻奏，未报。军中諠諠怨讟，突将王元振遂“帅其徒作乱”，并“抽刀害国贞及二男、三大将”。[413]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时，[414]“草贼帅张度因荒馑，聚徒于阳羡西山。且地接宣城，逼之则鸟散磎谷，缓之则公行寇掠。累岁为四境之患，莫能剪除”。[415]代宗时，苏州土豪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东南厌苦”。[416]代宗《大历七年大赦》也透露了灾民因灾被逼为盗的现象：“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于冻馁，或至流离，因有剽攘，苟全性命，惧刑网之所及，始啸聚以相依。”[417]杜牧也在上表中指出：“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418]
约大历五、六年时（770、771）于邵为巴州刺史，“会岁饥，部獠乱，薄城下”。[419]开成中，剑南东川“时岁饥，盗赘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廥，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訹蛮落摇乱，根株盘炽”。[420]广明元年（880）正月，制：“近日东南州府，频奏草贼结连。本是平人，迫于饥馑，驱之为盗，情不愿为。”[421]咸通十三年（872），道州旱灾，“山民蚁聚为贼，且起三州之兵以翦之”。[422]尚书高湜镇潞，辟秘书郎李裔检校礼部员外郎，充支使。到职半年，值“潞土阻饥，赋入，逋负者太半”。高尚书“虽无阙政，而士卒月储、岁衣往往不足”，有刘广自称刘稹之族，“承其时而动，高公竟被逐之，遂以广主留务上闻”。[423]
灾害对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冲击巨大，若朝廷未能及时有效救助，就会使广大“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百姓深陷绝境。一些人不得已铤而走险，即从灾民、饥民到流民、乱民转变。在生死抉择之际，身陷绝境的灾民会倾向于触犯“王法”而选择一线生路。
以上因灾害而致动乱或起义之事不少，朝廷国富力强时，可以多种方式加以救济，但当国家势衰、财政不足时，便显得捉襟见肘，这时灾害往往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和王朝灭亡的前奏。“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424]咸通末，仍岁饥，盗兴河南。[425]乾符之际，大旱蝗，“民愁盗起，其乱遂不可复支”。[426]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起于曹、濮，饥民附者数万。[427]而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428]最后穷困而亡。农民起义使日暮西山的唐朝实力渐耗，终于走下了曾经辉煌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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