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对军事行动及战争也有影响。灾荒之际士兵往往缺粮少衣，武周时，因岁旱，出现“兵当番上者不能赴”[429]的现象。也有利用灾荒收买民心者。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幽州大饥，在唐初群雄争斗之际，高开道以粟赈之。罗艺遣老弱诣之就食，皆得厚遇，乃更发民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往受粟。高开道悉留之，告绝于罗艺，遂称燕王而北连突厥，势力大增。[430]灾害使得府库空虚，士兵有未给衣者。如：穆宗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至长庆四年（824）正月，宰相议以太厚难继，诏：“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恤期于均济。”建议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431]
灾害对军事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决战也有很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尤其是水灾。有因灾害而影响军队出师和进军者。总章元年（668），京师及山东、江淮旱饥。[432]次年九月，“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433]永泰元年（765）九月，大雨，“平地水数尺，沟河涨溢”。来犯京畿的吐蕃“以水，自溃而去”。[434]这是寇境扰乱的吐蕃因水灾而自溃。建中二年（781）七月，“时夏潦方壮，澶漫数百里”，李希烈军久不得发。[435]元和时期，李愬将袭元济，会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沟塍溃溢，不可出师。[436]天复元年（901）四月，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挑战李克用。“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大雨积旬，城多颓坏，随加完补”，但“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疟利，全忠乃召兵还”。[437]灾害往往使财政入不敷出，从而无暇筹划军备，也就无力出师。如：贞元三年（787）七月，德宗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438]
其次，久雨影响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结果。有边境入寇，因国内饥馑而致城陷者。咸通八年（867），“南蛮入寇，蜀中饥馑，军储不备，蛮陷巂州，蜀川大扰”。[439]还有因霖雨而为围城方所攻破，或因大雨水涨导致士卒溺死甚众而战败者。中和四年（884）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沟河涨溢。黄巢至中牟，临汴河欲渡，沙陀遽至，黄巢军大骇、分溃，杀伤溺死殆半。[440]大顺二年（891）二月，张浚、韩建兵败后，为太原将李存信等所追，达河阳。属河溢，无舟楫，韩建坏人庐舍，为木罂数百，方获渡，人多覆溺。[441]景福元年（892），孙儒围宣州，屯陵阳，攻打杨行密军。杨行密分兵攻广德壁而绝饷道以应对，孙儒军“适大疫，儒病痁，遣建锋、殷钞诸县”。行密知城下兵寡，背城决战，破五十壁。“会暴澍且冥，儒军大败”。[442]这次战争孙儒军因大雨最终丧失了战机，导致失败。
再次，因水溢毁军事重地而兴迁城之议。关内道丰州管内西受降城，开元初为河所圮，开元十年（722）总管张说于城东别置新城。[443]元和八年（813）六月，大水。七月，据虏要冲、水草丰美的西受降城为河所毁。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则请徙其于天德故城。李绛、户部侍郎卢坦及城使周怀义陈述利害关系，加以反对。但宪宗终用吉甫之策。[444]还有因霖雨掩护而修筑公事者。平原太守颜真卿看出安禄山有叛逆迹象，“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安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郡城守具备。[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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