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社会严重受制于水旱灾害，由于人力在灾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人们总是希望能出现奇迹，利用超自然的力量阻止或控制自然灾害。属于巫术信仰系统的禳灾活动在中国不断的根源就在于此。研究过原始社会巫术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曾感慨：“我们站在高高在上，站在文明进步的‘象牙之塔’一无忧百无虑的，自然容易看着巫术是多么粗浅而无关紧要呵！”[60]但在自然面前，巫术法术是力量软弱的人战胜实际困难的一种努力，是人们战胜恐惧的一种武器。从禳灾仪式的烦琐和祠庙的广建，可知唐代对禳旱祈雨重视程度之高。
（一）僧人禳灾
唐代僧人依然凭借法术神通弘法来吸引信徒，并在禳灾活动中成为显要角色，特别是密宗高僧，能够作法祈雨、诵经祈晴，并使蝗虫离境、兴云止风等，神通广大。在唐代社会，僧人往往以“方外异人”的面目出现，仰赖神通法术或医疗效验、预言等传播教义。密宗高僧的神奇幻化之术，是佛教弘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这里我们无意于宣讲佛教的法力，但囿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人们无法得到较为科学的解释，类似祈祷活动就永远不会绝迹。唐代禳灾活动，已经化为一种仪式和习俗，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一个窗口。
1.讲经禳旱止雨
此种禳旱止雨之法早已有之，就近者讲，萧梁天监五年（506）冬旱，雩祭无效，梁武帝命沙门法云讲《胜鬓经》祈雨有效。[61]隋开皇十四年（594），“极亢旱”，刺史刘景安请释真观讲《海龙王经》，序王既讫而骤雨。“自斯厥后，有请便降。”[62]古人畏惧灾异，而救灾之术最大的功效则在于安抚人心。由于中古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各种救灾的巫术仪式多围绕旱涝丰歉等方面进行。通过雩祭祈雨仪式可得知神明的意志从而慰藉人心。[63]
唐代对念经禳灾多有记载。贞观二年冬至四年（628—630）六月无雨，在雩祭无效后，太宗敕召密州僧释明净至京城祈雨。明净于庄严寺静房禅默，静念三宝至七日，天降甘泽。[64]武周时大旱，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65]贞元五年（789），昙贞和尚奉敕，于青龙寺大佛殿令七僧祈雨，第七日夜雨足。至贞元十四年（798）大旱，五月上旬，昙贞又奉敕祈雨七日，在内道场专经持念，祈雨日足。因祈雨有效，昙贞两次被德宗恩赐绢茶。[66]开成二年（837）十月以来，数度霖雨，次年十一月廿四日，宰相李德裕贴七个寺，分别命令七僧念经祈晴，以七日为期，于是天晴。[67]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四日，于延光寺请僧祈雨，以七人为一番读经。五日后降雨，自后七个日降雨，至望始晴。[68]武宗时期，寺院和道观祈雨仍为常事。会昌四年（844）以来，每雨少时，功德使奉敕帖诸寺观，令转经祈雨。但由于武宗强烈反佛，得雨后，道士偏蒙恩赏，僧尼寂寥无事。城中人笑曰：“祈雨即恼乱师僧，赏物即偏与道士。”[69]唐人的日常言语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僧人在祈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以上不同皇帝的禳灾行动，可以发现通过念经禳灾祈雨，应该是唐朝经常举行的一项活动。更有甚者，代宗喜祠祀，受宰相元载、杜鸿渐与王缙影响，对佛教“奉之过当”。“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70]而敦煌文书中也有转经禳灾的内容，如P.3405《国有灾厉合城转经》云：“天垂灾沴，乃水旱相仍，疾疫流行，皆众生之共业。昨以城隍厉疾，百姓不安，不逢□水之医，是以济兹凋瘵？我皇藘虑，大阐法门，绕宝刹而香气氛氲，列胜幡而宝幢辉曜，想龙天而骤会，柳塞虚空，天主梵王震威光而必至，二部大众经声洞晓于阖城，五部真言去邪魔之疾疠，使灾风永卷，不害我（？）生民，瘴气消除，息千门氛浸，然后人安乐业，帝祚唯祯，以二曜而齐辉，并三光而洁（？）朗。”[71]这起因于唐人多信仰佛教，相信佛经具有某种魔力，认为持咒念经可以驱鬼免灾、得偿所愿。
2.做法祈雨止雨
由于人们相信高僧身怀异术，能够控制天象，不乏僧人做法祈雨之例。开皇六年（586）亢旱，敕请“三百僧人于正殿祈雨，累日无应”。于是隋文帝诏昙延法师，于大兴殿升御座南面授法。文帝及朝臣五品以上，席地受八关斋戒，果得大雨。[72]这次成功祈雨，规模很大，级别颇高，初唐被绘于敦煌莫高窟323窟南壁壁画上。唐代僧人施展法术祈雨止雨的记载颇多，择要列为图表5.1—1。
图表5.1—1 唐代僧人做法祈雨求雨简表
续 表
续 表
上表的高僧祈雨活动，除德州平昌县师婆师僧祈雨多日无效、睿宗时僧宝严向朝廷兜售法术却失灵两例外，大都是法术灵验的记载。今日推测，法术祈雨活动恐怕还是不灵验的居多，高僧祈雨应验或是由于因缘巧合，或是懂得一些天文知识（如僧一行）罢了。这样，被时人认为是法术灵验因而得以更多地记载下来。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之所以给人以欺骗却可以维持下去而不被揭穿，是因为“人类的记忆对于积极的证据永远比消极的强。一件成功可以胜过许多件失败”；“巫术仪式必因实际经验所给的启示而起”，必有一个绝顶聪明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成为巫术的核心。[73]其说法虽针对原始巫术，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僧人祈雨同样适用。僧人远离世俗，带有神秘色彩，若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而又非常聪明，很可能会得到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信任，取得参与并主持祈雨活动的资格，而企图蒙混的人只会落得狼狈不堪。上述例子中，超过半数为祈雨活动，很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发生在北方的缘故，在长安的祈雨就有10次，这和北方多旱及唐前期长安处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有很大关系。
上述高僧祈雨止雨之例，密教高僧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和不空（705—774年）占据了16例中的7例。三人先后来华传教译经，建立密宗，用陀罗尼，即咒语作修习，带有神秘色彩。凭借密术咒语的法力，三位高僧得到了玄宗的信赖和赏识，备受朝廷礼重，号称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弟子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74]几代帝王都对不空礼渥优厚，并以官爵相笼络，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直到唐后期，由于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作者段成式推测，这是因为塔主不空善于役龙祈雨，“后人意其树必有灵也”[75]之故。考虑到懿宗将长安法门寺地宫布置成密宗坛场曼荼罗[76]，可知唐代密宗之盛、影响之大。密宗的神秘咒法，在当时社会当起到相当作用，成为禳灾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做法祈雨中最富特色的是僧人以龙祈雨，其事例较宫廷和官员的以龙祈雨活动更多，择要列为图表5.1—2。
图表5.1—2 唐代高僧以龙致雨简表
续 表
上表中一些佛教高僧以龙致雨的传说能够流传下来，既是僧徒宣传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众对以龙致雨观念的笃信。《宣室志》所载的一则故事，情节更加离奇。据云，政阳郡东南百里渭水之西有一法喜寺。元和末，寺僧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蟠绕久之东去，明日则雨。人曰：“福地盖神祗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愿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于是僧召工，合土为偶龙，置于殿西楹。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白龙从西轩直出，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77]故事虽近乎荒谬，但梦是心头想，它充分表明了唐人头脑中有龙能兴云致雨的观念，而作土龙致雨是当时常见举措，所以才会有“龙频来入梦”。五代以后，此种观念亦然。五台山僧诚慧“自言能役使毒龙”，其徒号为“降龙大师”。镇州（今河北正定）大水，坏其南城，尝“使一小龙警之”。但其人最后被发现并无法术。后唐庄宗同光时，“京师旱，迎至洛下祈雨，数旬无征应。或以焚燎为闻，惧而潜去，至寺渐恙而终”。[78]这也反映了以龙致雨之荒诞。
除上述念经、做法禳旱止雨和以龙致雨等外，史籍还记载了一些僧人的止风雹、退水、使飞蝗离境等祈祷救灾活动。如大梵寺释代病于河阳，先是三城间多暴风雹，动伤苗稼雉堞。代病为诵密语，经岁序而亡是患，盟津百姓为其立生祠堂。[79]武周时，华严宗法藏大师常被请去祈雨，中宗时也曾成功祈雨。[80]天宝五载（746），不空受敕止大风，“随止随效”。[81]黄檗希运禅师，“属水暴涨，捐笠植杖而止”。[82]《报应记》载：高宗龙朔中，虢州朱阳尉白仁皙，差运米辽东。过海遇风，急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80余人俱济。[83]唐时还有许多依靠经书得以避免水灾、火灾等意外灾害的故事，均是持念《金刚经》之故。如：天授初，怀州武德令何澋至河阳，水涨桥倒，人争上船而船欲没。澋惧而急念《金刚经》，须臾近岸，遇悬芦，攀缘得出，而其余溺死八十余。[84]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均是草屋。延和（712）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老人自言“家事佛持《金刚经》”。[85]
如果说以上几例有虚妄不实之嫌，以下梓州大水之例则不尽然。据《报应记》：梓州人倪勤素持《金刚经》，大和五年（831）主管涪州兴教仓，于仓中厅堂设佛像，读经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水退后，周围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略不沾渍，仓亦无伤”。[86]此例中涪州大水是真实的。《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五年六月东川奏：玄武江水涨二丈，梓州罗城漂人庐舍。《册府元龟》曰：太和五年七月，东川玄武江水涨二丈，梓州罗城漂人庐舍，诏剑南两川水运使宣抚赈给。[87]《宣室志》也可作佐证，其载：大和四年，刘遵古节度东蜀军，“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88]综合上述，事实为：大和五年六月，玄武江水大涨，梓州罗城和涪州兴教仓周围数里房舍被淹。灾情上报后，七月，朝廷下诏剑南两川水运使宣抚赈给。虽然《报应记》所言以读经退水纯属虚妄，但此事所言并非全虚，水灾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贯穿唐前期和后期，生动地反映了唐人对佛教的信仰，即希望遇到灾难时借以求生。
苏州灵岩山寺西北庑下有灵岩和尚画像，十分灵验。咸通七年（866），蝗虫弥空亘野，食人苗稼，飞入人家食缯帛，百姓彷徨无措。民人吴延让等率耆艾数十百人，诣灵岩和尚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虫飞越境。[89]此例情节更加离奇，连僧人像都有禳灾之效。僧人使飞蝗离境，如：广明元年（880）夏，浙江霅川蝗灾，食苗稼，杭州龙泉院僧文喜“自将拄杖，悬挂袈裟”，置于田亩中，飞蝗将下，则“厉声斥之，悉翻飞而去”，“十顷之苗，斯年独稔”。[90]敦煌僧人在驱除蝗虫离境后，还会“造送蝗虫解火局席”[91]以为庆祝，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做法体现了敦煌寺院的世俗化特点，当大致不错，但敦煌寺院并不如该文指出的依赖宴会方式来消灾解难。[92]
以上高僧止风雹、退水、使飞蝗离境，佛教信徒依靠佛经得避水害的传奇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唐人对佛教高僧法力的笃信。除此，更有许多依靠经书得以避免水灾、火灾等意外灾害的故事。唐代民众多信仰佛教咒语，认为持咒、念经、写经是医治疾病的有效方法。唐人还相信经书是治病的良药，可以驱鬼免灾，当时有许多佛教经典宣传诵念经咒能够治病。这些多荒诞不经的事，实质是佛教徒利用人们希望脱灾远难的心理，利用故事进行附会宣传。但佛教史传和某些笔记作品，甚至正史中，都留下了许多佛教徒法术救灾的记载。这一方面反映了唐人对佛教的高度信仰与依赖，另一方面史载中的“彷徨无措”、“焚香礼叹”、“焚香泣告”等语言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佛教对民众的巨大精神支持与心理慰藉。这对人们战胜灾害带来的恐惧，增强对抗灾害的信心提供了力量源泉，此点不应忽视，这可能是当时佛教成为社会性信仰的重要原因。
总之，佛教因其慈善救灾事业及一些高僧对禳灾活动的参与，得到唐代统治者的支持与青睐，从而压倒儒学，在唐代颇受礼重。所以，唐代佛教寺院势力发展，尽管在经济方面对统治者形成相当的威胁，受到封建政府的管理和控制，[93]但终因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并因其慈善事业有积极服务于社会的贡献，能够对普通百姓起到相当的心理与精神安慰作用，从而得以在中国扎根和发展，获得广泛认同和生命力。
（二）道士禳灾
道教徒的禳灾祈雨活动包括参与治疗疫病、投龙祈雨、仙术致雨等方面，不仅道士主持祈雨，也有女冠参与祈雨。道师参与民间疾疫救治之例如：元和初，淮南疫灾，亡殁相踵。楚州王炼师“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吉甫遣人马迎于州宅。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既得，王生令浓煎，重疫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94]
投龙祈雨源于道教。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令道士、中官赴天下名山，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95]开元中内殿修斋，孙智谅奉诏投龙于吉州（今江西吉安市）玉笥山。[96]道教徒在实践活动中也是投龙祈雨活动的主角。龙朔三年（663），受皇后武则天宠信的西华观道士郭行真，“薄解章醮，滥承供奉。敕令投龙，寻山采药”。[97]壁记中也留有道士投龙壁记，记有道士马元贞奉先观投龙、道门威仪张湛大房山投龙、东明观主王仙卿青城山投龙等。天授三年（692）正月廿四日，奉勒遣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功德。[98]开元十八年（730）六月，检校内供奉精勤道士东明观主王仙卿，就青城丈人灵山，修斋□醮，并奉龙壁。七日，入净斋醮，十一日，敬投龙壁。[99]道门威仪张湛《大房山投龙壁记》云：开元廿三年，内供奉□□吕慎盈奉敕于府城西南的大房山投龙壁；廿四载及其后某年，又奉敕于此投龙壁。[100]从壁记内容看，投龙祈雨在唐代曾多次举行，一般是朝廷派有威望的道士主持，在道教名山设坛祈雨。后来投龙似乎超出了道教活动，也有其他人参与主持的。另，史载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是太原府祈祷雨泽即投龙之所也。[101]
道家讲究羽化成仙，据说能以仙术致雨。高宗将封太山，遇久雨不止，道士刘道合隐居嵩山，“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102]其禳祝果使雨霁天晴。敦煌变文中有一则《叶静能诗》，反映了玄宗开元时，道士叶净（一作静）能拥有令天曹降雨之法术：
开元十三年，天下亢旱，皇帝乃诏百僚。皇帝〔曰〕：“关外亢旱，关内无雨，卿等如何？”有宰相璟宋（当作宋璟）奏曰：“陛下何不问叶净能求雨？”皇帝闻，便诏叶净能对，奉诏直至殿前。皇帝曰：“天下亢旱，天师如何与朕求雨以救万姓？”净能奏曰：“与陛下追五岳神问之。”皇帝曰：“便与问。”净能对：“皇帝前便作结坛场，书符五道，先追五岳直官要雨。”五岳曰皆由天曹，净能便追天曹，且言初缘百姓，抛其面米饼，在其三年亢旱。净能曰：“缘皇帝要雨，何处有余雨，速令除下。”天曹曰：“随天有雨”。叶尊师便令计会，五岳四渎速须相得，下雨前后三日，石（当作食）谷丰熟，百姓歌谣。[103]
传统文献中并未留下开元十三年（725）旱灾的记录，但之前的开元十二年河东、河北旱灾严重，之后的开元十四年有十五州旱灾，所以开元十三年干旱的可能性比较大，虽然变文中所言具切时间尚待确证，但正史中未留下该年灾害记录，很可能是因为灾情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下雨后旱灾也得到了缓解。这则变文反映了叶净能作为道士，拥有能与上天沟通的“本领”，而《剧谈录》也留下了安禄山赴长安朝觐，“行至华阴县，值叶天师投龙于西岳”[104]的记载。
又，《广异记》载：胡人石巨，性好服食，大历中化一白鹤飞去。长史李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经其子焚香上陈和长史使参军酒脯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于是，李怀仙“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105]元和初有道士结坛设具祈雨。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潭州大旱，祈祷不获，侍郎杨凭迎之，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寅箓坛场，陈法具。及行斋，左右扶先生升坛，天即开霁。[106]崔玄亮典眉州，“尝于州衙开黄箓道场，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斋之晨，必降祥云鸾鹤，州民咸睹”。至宋，眉州“每岁设黄箓斋”。[107]晚唐郑州刺史李某以“旱魃为虐，应龙不兴”，请茅山道士冯角于水府真官祷雨。[108]开成中，魏郡大旱，遍祷山岳不应。太守请道行精明的西况山陆先生祈雨，他对太守呼吸数过，五指连拂之，爪甲间皆出云烟之气，中指气象甚盛。已而郡中雨周足。[109]以上多为祈雨成功之例，因为灵验而被记载下来。此外，青城山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受僖宗赏识，曾多次因旱受命主持祈雨。他做左右街宏教大师时，受命与左都押衙、检校尚书右仆射曹岳一起祈祷于青城山，留下的祈雨醮词有《蜀王青城山祈雨醮词》、《蜀王葛仙化祈雨醮词》等。[110]
道士祈雨一般要准备丰盛祭品，结坛虔诚祈祷于道教的灵山圣迹。参与祈雨活动的多为道士，但也有女冠参与。咸通时期，独孤霖曾作《玉晨观祈雨叹道文》多则，书因旱女道士奉皇敕而虔修法事。[111]《剧谈录》载有一则并州女巫郭天师祈雨的故事。会昌中，晋阳令狄惟谦“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斁。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有并州女巫郭某，少攻符术，多行厌胜，曾被监军使携至京国，出入宫掖，赐号天师。惟谦主帅迎请郭天师，既至祠所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地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四郊士庶云集，而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效，郭天师骤欲入州，惟谦留之，女巫悖然而詈：“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惟谦意识到为巫者所辱，阳谢之，伪言次日为其饯行，暗中戒左右须随时报告女巫动向。迨晓，女巫严饰归骑坐堂中，而未见酒肴供设，大恣诃责。惟谦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阖城骇愕，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砂石流烁，忽起片云，大雨滂流。州将见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瘅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112]并赐狄惟谦钱50万。其中所言郭天师少攻符术，能飞符请雨，显然是道教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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