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2014年4月19日专电(记者谭畅、刘良恒、史卫燕)今春以来，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的原湖南雄黄矿备受关注。由于多年来开采雄黄以及炼制砒霜，当地大气、土壤、水体的砷污染极其严重，当地群众一直生活在砷污染阴影下，饱受贫困以及砷中毒带来的病症困扰，“抗砷”成为这个地区人们共同的目标。
小麦砷超标28倍，中毒诱发癌症普遍
在磺厂医院院长龚绵的带领下，记者在鹤山村见到了砷中毒比较严重的覃文记。82岁的覃文记是土生土长的鹤山村民，当着记者一行的面，他解开了裤腰带，将裤子往下褪了一点点。记者看到，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肉瘤子就长在他的右腹股沟边，呈红褐色，正在化脓流水。
“职工还要严重些，很多人原来在矿井里作业，在砒灰厂里工作，当时防护措施也很落后，很多人就直接暴露在砷污染环境中。”龚绵告诉记者，磺厂医院一直在做砷中毒的检测和治疗工作。最近几年来，当地被确诊为砷中毒的居民越来越多，很多人确诊时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据统计，从1951年到2012年的60多年间，矿区确诊的砷慢性中毒者1000多人，有近400人死于砷中毒诱发的各种癌症，其中肺癌近300人。最典型的一家有7人死于癌症，最年轻的因癌致死时仅30岁。
磺厂医院副院长赵光明告诉记者，重金属砷聚集在人体内以后，皮肤上慢慢地会生出大大小小的砷癍，引起皮肤瘙痒、身体疼痛等各种症状。一些砷中毒比较深的人，染上肺癌、皮肤癌的概率非常高。
雄黄矿现有磺厂社区、鹤山村和望羊桥村三个村(居)。磺厂社区有常住人口2500人，大部分属原雄黄矿及改制后重组企业的员工家属;鹤山村和望羊桥村分别有人口1581人、2246人，主要种植水稻、玉米、板栗、核桃、柑橘，少数人外出务工或在家经商。
石门县有关部门透露，雄黄矿砷污染范围大、程度深，受污染土壤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据分析，当地砷含量超过国家地面水质标准值33倍，土壤砷含量超过国家标准值29倍。受土壤和地表水污染的影响，农作物砷含量也严重超标，水稻砷超标4．6倍，小麦砷含量超标28倍，蔬菜砷超标21倍。
贫困县污染治理和救助困难重重
“一些网友骂我们不作为，说我们对砷中毒群众漠不关心，我们觉得非常委屈。”石门县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各级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各方面因素制约，砷污染治理和砷中毒群众救助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2年10月，《石门雄黄矿区重金属污染“十二五”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开始实施。按照方案，一、二期为源头控制，于2012年9月启动，是对原炼砒遗留下来的近20万吨砒渣及周边污染土壤进行安全处理，目的是从源头上控制砒渣的浸出液进入周边水体和土壤，将于2014年7月左右完工。
在砷中毒群众救助方面，2003年1月9日，石门县政府决定，经诊断为慢性砷中毒的患者，经县政府核准，一次性补偿患者医疗、丧葬费1000元;被诊断为癌症者，一次性补偿1万元。另外，石门县已将砷中毒引起的疾病纳入了新农合报销的范畴，住院治疗补助标准按普通疾病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对砷中毒后引起的肺癌、皮肤癌、肝癌等恶性疾病，也纳入了特殊病种门诊补助范围，每年每例给予1000元门诊治疗费补助。
“砷中毒引发的疾病都是肺癌、皮肤癌等恶性疾病，农村居民享受不了工伤保险，新农合报销范围和比例也有限。现在鹤山、望羊桥两个村子的居民要求比照原雄黄矿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实行异地搬迁的呼声非常高。不能说老百姓提的要求没有道理，但是政府解决原职工的问题都捉襟见肘，更别说解决村民的问题了。”龚绵说。
按照方案，第三期工程是对当地溪河进行综合整治;第四期是对污染核心区近8000亩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完成8000亩农田修复，估算投资高达13．5亿元。尽管方案已通过环保部审批，但资金投入还没有到位，所以一直没有启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环境监督处处长刘帅说，石门县是一个省级贫困县，几乎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启动这么大的治理项目。
整体搬迁?土壤修复?
湖南省环保厅3月下旬通报称，针对雄黄矿砷污染问题，湖南省将对石门雄黄矿区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对矿区居民分步实施搬迁安置和全面进行一次体检和救治。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猜想:非职工居民是否会整体搬迁?砷污染土壤修复是否即将启动?
“原磺厂社区整体搬迁正在进行，搬迁安置资金来自国家投入、地方配套、职工自筹三个渠道。但是，鹤山村和望羊桥村的村民能否搬迁还是个未知数，毕竟上级政府目前并没有明确表态。”石门县一位熟悉雄黄矿现状的干部说，“鹤山村和望羊桥村有3800多人，要整体搬迁，投入规模和实施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个猜想也存在变数。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修复专家易新建告诉记者，对于砷污染治理，目前各地基本都处在含砷矿渣处置阶段，比如石门县原雄黄矿以及永清环保实施的湘南某县砷污染治理工程。“这是第一步，处置含砷矿渣是当务之急，符合从污染源头开始治理的原则，矿渣处置之后就应该考虑砷污染土壤修复了。”易新建说。
易新建表示，相对含砷矿渣来说，砷污染土壤修复要困难得多。一是砷污染土壤面积大，自然条件复杂多变，污染程度深浅不一，对治理技术和工艺有着较高的要求;二是砷污染土壤修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动辄数以亿计的修复成本让各方望而却步。
刘帅表示，尽管来自各方的治理呼声很高，但是决策者还是对巨资投入能否产生实质修复效果有疑虑。如果钱花了，治理效果一般，甚至带来新的污染，那不仅是对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而且还将问题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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