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
世界人口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的英文是:World Populating Day。
1987年7月11日,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建议,为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人口问题的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要求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在此期间开展“世界人口日”活动。此后,每年7月11日世界各国都要开展宣传活动。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9年初公布的统计数字向人们展示了全球人口增长的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到2011年达到70亿。在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里,世界人口净增45亿,比过去几百万年历史中的增长总额还高3倍。世界人口如果按照每年增加2%的速度发展,到2500年,每一平方米上就会有一人。
据推测,全球每年增加人口数量将保持在8 600万以上。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到2050年将达到94亿。据科学家的分析,到208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项峰,为106亿。此后将逐渐下降,到21世纪末降至103.5亿。
每年将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其意义在于唤起世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中国人口发展概况
关于人类的起源,古时候,有种种关于神创造人的传说。我国古代有女娲用黄土造人的传说。在西方,广泛流传着上帝造人的说法,上帝先造出第一个男人叫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第一个女人名叫夏娃,人类就这样产生了。
19世纪,人类起源问题有了科学的答案。认为人类是从古猿进化分离出来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物种,距今大约300万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祖先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只能制造最粗糙的工具,使用原始的语言,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距今1万年到5 000年,人类的文明进程大大加快,出现了几个粗具规模的人类聚居地。后来又出现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
中国早期的人类聚居的初级形式是氏族。氏族是按血缘关系组成的比较固定的生产、生活组织。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传说4 000多年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几位杰出的部落首领——炎帝、黄帝和蚩尤,他们通过战争,融合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他们生活在华山、夏水(今汉水)一带,便自称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大约公元前2070年,部落联盟首领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汉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以后随着自身的扩张、迁移和其他民族的迁入,汉族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不仅在数量上高居首位,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保持总体上的优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
在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中,除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几个民族是以往一两个世纪中从境外迁入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形成的,或者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中国的人类文明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领土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的。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有近6 000万人口,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和在此范围之外的汉朝人估计还有数百万,合计超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的三分之一。12世纪初的北宋年代,其境内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3.2亿的三分之一以上。1850年,世界人口达到大约12亿,而中国人口已突破4.3亿,所占人口仍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左右。但即便在中国人口的低谷,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般也在五分之一以上。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期间,仍以四万万同胞著称于世。
中国古代人口节制生育观
人口节制生育观作为与正统的人口思想“求庶(《说文·广部》:庶,屋下众也。指烧火做饭的奴隶,后泛指百姓、平民)论”相对的一种观念,它产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两宋,完善于明清。
历史上率先提出“人多食少”问题的是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在所著的《韩非子·五蠹》中,把当时的社会纷争,归因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与财富的相对不足:“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北宋诗人苏轼(1036—1101)在《国学秋试策问》中写道:“国之贫富何与焉?非特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
南宋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通考·户口考序》中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在这里马端临不仅提出了人口数量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的人。他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上的多寡,同时还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亲眼目睹了当时人口繁衍过快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压力,进而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在他编著的《太平广记钞》中有篇短文,主人公古元之死而复生,被神仙弄到和神国。在这里,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文中写道:“其人长短妍媸皆等,无有嗜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这时冯梦龙加了批语说:“不若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增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他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一男一女”可以保持人口相对稳定。
清代著名地理学家洪亮吉(1746—1809)对户口进行了推算,户口100年内将要增加5倍、10倍、20倍不等,而同时期耕地与房屋数量的增加不过一倍而已。这势必造成人口过剩危机,将会造成因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而导致物价上涨,从而给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晚清学者汪士锋(1814—1899)对清中叶以来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曾向社会大声呼吁:人口“万万不容过多”,国家应提倡晚婚,反对早婚,以缩短生育的年龄,减少人口出生率。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不仅如此,对于育龄妇女,政府要“广施不生育之药”,以便有效控制人口的不断增长。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酝酿于20世纪50年代,启动于60年代,大规模实施是1973年以后,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人口增长过快。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口达到8.3亿。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订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指导性意见。
1973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的政策。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为完成在20世纪末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国家出台农村第一个是女孩的还可以生第二个孩子的“一胎半”政策。
2000年出台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的“双独”政策。
2013年实施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的“单独”政策。
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计划生育公开信开始,我国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临近超低育水平,将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提出,全面实施两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在实行了35年之后正式宣告终结。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人口总量已达到14亿之多,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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