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适度人口研究

1953年6月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必然联系，率先引起了党和国家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人的重视。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提出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中国人口理论研究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人口节制论学者在内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发表文章讨论中国人口问题^[82]。

马寅初通过实地调查人口增长情况，分析了人口迅速增长同生产设备、工业原料、资金积累、就业压力、教育事业、科学技术、粮食增产、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之间的矛盾，指出人口增长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他提出，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质量。他认为控制人口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强调要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83]。

孙本文根据我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人数这两个因素讨论适度人口问题。他是第一个提出关于中国最适宜人口数量的观点，即“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84]。

然而，马寅初、孙本文等学者的适度人口理论在紧接而至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遭到严厉的批判。此后，中国人口猛增的现实很快就对这一时期人口理论的争论作出了公断。这一时期的适度人口理论积淀了关于人口问题丰厚的理论底蕴，为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以及21世纪以后人口理论的复苏奠定了基础^[85]。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适度人口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践的展开，对适度人口命题的讨论与研究又重新被社会所重视。同时，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人口容量（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的研究也受到普遍地重视和青睐。有学者指出，应该明确区分最大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的概念。人类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得到最大幸福，而不是最大数量的人口，适度人口规模一定比最大人口容量少得多^[86]。

这一时期的中国适度人口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在确立人口发展目标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和激烈争论。

田雪原和陈玉光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在生产性固定资金、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人数之间建立数学方程；最后，由工农业劳动者人数推算总人口，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亿—7．0亿之间^[87]。

宋健等从食品、水资源等资源约束条件出发，估算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他们从控制论角度为适度人口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8]。

胡保生等从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人口状态以及民族心理等方面，运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技术，综合处理了影响一百年后（即2080年，引者注）我国人口总目标的二十多个关联因素的动态数量关系。由于影响总人口目标的每一个因素都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而又令人满意”的问题，他们采用“可能度”和“满意度”来分别表示各因素的“可能”和“满意”程度，然后通过把“可能度”和“满意度”并合为“可能—满意度”，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这样，他们用“可能—满意度”来度量不同总人口数量目标的合理程度。通过测算得出的结论为：一百年后（即2080年，引者注）我国的人口总目标以7亿为好；如果工作成效超出该文中的预计，或者对生活水平降低要求，我国的人口总目标则可以放宽为7亿—10亿^[89]。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于1986年启动“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项目，对中国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系统研究。该项目根据各地人口供求平衡关系和承载力指数，把中国划分为富余、临界、超载和严重超载4类地区。该研究认为，中国粮食的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千克和550千克计，最大承载力为16．6亿和15．1亿人口^[90]。

胡鞍钢在1989年通过从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人口、环境人口容量、防止人口严重老龄化的人口规模等角度综合分析，提出不同时期中国适度人口的目标：2000年的总人口下限为12．5亿，上限为12．7亿；2020年的总人口下限为13．8亿，上限为14．6亿；2050年的总人口下限为13．1亿，上限为15．1亿；2100年的总人口下限为10．2亿，上限为14．4亿^[91]。

毛志锋从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多边拓扑关联及相互依存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生态适度人口规模和社会适度人口规模及其相互关联，并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92]。他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和发展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这一研究的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9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学者开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的适度人口问题。

1997年，叶文虎等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人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关系的“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种生产”论^[94]。他们将由人类社会与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面上概括为“三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其中，物质生产产生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加工废弃物返回环境；人的生产消费物质生产产出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返回环境，产生消费再生物返回物质生产环节；环境生产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三大生产呈环状结构，物质流在它们之间的畅通程度决定着世界系统的和谐程度，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

在“三种生产”论的基础上，童玉芬^[95]、毛锋^[96]、原新^[97]等学者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研究适度人口问题，在构建可持续适度人口理论方面作了探讨。

《人口研究》杂志邀请李小平、李建新和刘爽就“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主题发表意见，希望能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98]。李小平分析了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目标应是：100年后人口力争降到8亿，200年后降到3亿，无论如何不高于5亿^[99]。李建新则认为，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提高人口素质才是中国追求的人口目标^[100]。刘爽认为，人口问题是相对、动态的问题，因此，人口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异常复杂、困难，需要慎之又慎。结合目前中国国情、国力和资源、环境条件，她认为人口更少一些能使中国发展道路更平坦，发展困难更少，发展速度更快^[101]。

2007年，胡鞍钢指出，人口发展战略必须是一个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进一步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战略。他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分“三步走”的初步设想：第一步（2006—2010年），人口数量保持低增长，人口质量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国家中的较高水平；第二步（2011—2020年），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质量达到较为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步（2021—2050年），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人口结构趋于优化，人口质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从而认为“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102]。

程恩富在1996年指出，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国策，并争取在百年左右使人口总数回减至10亿或7亿之内^[103]。在此基础上，程恩富和王新建在2010年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审视中国目前人口形势，认为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提出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以前，中国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并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他们认为，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提出实行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并主张通过立法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104]。

尹文耀、姚引妹和李芬提出，只有将人口内部生态平衡和外部生态平衡的保护统一起来，才能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将人口外部生态平衡定义为“人口与人口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将人口内部生态平衡定义为“人口内部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各类物质文化和生理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当代人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与后代人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之间的生态平衡”。他们认为，为了保护人口外部生态环境，当人口规模缩减时，减少速度、幅度和减少的时间长度要适度，要以不过度损害人口内部生态平衡为条件；在保护人口内部生态平衡时，年龄结构的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比例控制要适度，要以不过度加重对外部环境压力为条件^[105]。

田雪原提出了“全方位适度人口论”。他将适度人口定义为“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其含义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的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他认为，中国目前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促进“控制”“提高”“调整”协调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06]。

宋健在2010年指出，确定中国21世纪下半叶的适度人口数量属于多目标、多变量的巨系统决策问题，只能用人机结合的方法解决。他认为，保持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平衡，是巨系统的大局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仅靠“还政于民，生育多样性”的治家之道是无法解决的，只有按照广纳民意、科学论证、综合平衡、民主集中的科学民主程序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107]。

（三）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思想

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学界提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想，主张要形成包括“人口均衡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

1．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

翟振武和杨凡从“均衡”的本意出发，结合人口发展目标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将“人口均衡”定义为：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分析，他们认为，人口问题（指中国人口问题——引者注）的实质是人口发展不均衡，而人口政策目标是纠正人口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引导人口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转变^[108]。

李建民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人口均衡发展。狭义的人口均衡发展为人口系统内部的均衡，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及其变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向更高级的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而广义的人口均衡发展不仅包括狭义的人口均衡发展，即人口内部均衡，而且包括人口外部均衡，即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环境的关系。因此，李建民认为，人口均衡发展应理解为广义的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可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环境关系向更高级的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人口均衡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109]。

可见，人口均衡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均衡：一是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均衡，即人口内部均衡；二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即人口外部均衡。而人口均衡发展是这两方面均衡的统一。

2．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

由于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的统一，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李建民指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人口手段，即调控人口变量，二是社会经济手段和科学技术手段。他认为，社会经济手段和科学技术手段更为重要，不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人口变化的影响来促进人口内部均衡，而且可以通过直接调节人口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来促进人口外部均衡。同时，他强调，这三种手段的运用一定要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统一的合力^[110]。

本书认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三种手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地位。由于社会经济系统各要素和科学技术的变化比人口系统各要素更活跃，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短期应主要采用社会经济手段和科学技术手段，在长期应主要采用人口手段。

3．人口均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仅需要对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和实现路径进行阐释和分析，而且需要对一定时期内人口发展的均衡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价。

王颖、黄进、赵娟莹和张先兵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他们将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指标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指标由七个部分组成：反映人口内部均衡的有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三部分，反映人口外部均衡的有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等四部分。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七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十三个指标。在此基础上，他们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从而构建了人口均衡发展评价模型^[111]。

王颖等构建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人口均衡发展涉及的重要指标进行了清晰的概括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思想的评价体系为研究人口发展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整体视角，对统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书对人口发展单指标的分析与讨论，也是从人口系统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两大角度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