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32亿人，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2 644万人[1]，约占20%。截至2009年，我国的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达到2．2亿人，举家外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是群体式向城市流动，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则是以家庭式向城市流动[2]。之所以出现这个变化，是由于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日益放松，土地的生活保障作用日益降低，以及夫妻感情、子女教育、返乡时间及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这几年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相反继续扩大。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3]。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举家来到城市。
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在务工地的生活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的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里试图从家庭消费结构的角度对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在务工地的生活状况进行研究。在现代社会，家庭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消费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富裕程度，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体现和象征，因此，研究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的有限，笔者将选取在上海从事非正规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为研究对象，从中选取一定不同类型的家庭进行研究。
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表现及特征
所谓消费结构是指人们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消费结构反映了消费的具体内容、水平和质量。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对消费资料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需求层次，消费资料可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根据消费的内容，可分为吃、穿、住、行等;根据消费品的形式，可分为实物和劳务。由于消费资料的千差万别，因此研究消费结构一般采用价值形态的方式。通常，用消费支出结构来代表消费结构[4]。
本文对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研究就是从消费支出结构的角度来进行的。国家统计局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共8类。以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为参照，本文将从食品、住房、服装、子女教育、休闲和娱乐五个主要方面来分析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
(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表现
1．食品消费支出
食品消费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食品消费是最重要的一项消费支出。侯亚非、洪小良于2006年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被访家庭每月的经常性开支中，最大的开支项目是食品和房租，平均74%用于住房和食品消费[5]。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发现，无论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食品消费上都比较节约，但食品消费仍然是最多的一项支出[6]。调查发现，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食品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不仅食品消费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而且饮食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吃饱就行的基础上，还兼顾营养。
个案2:徐先生。
徐先生是一名快递员(原先做过厨师)，妻子是钟点工。夫妻俩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放暑假的时候，会把女儿接到身边。妻子会减少部分工作量，以便照顾小孩。徐先生说:“早上我们都买着吃，有时候还讲求营养，买个面包吃，或者吃点泡饭。中午我一般都吃五块钱的快餐，她冬天一般带饭吃，夏天在路上买着吃，一般三五块钱。晚上一顿，我们一般七八块钱，但现在物价涨了，这个数字肯定不行了，一顿饭也要二十多块了，小孩在这里的时候，肯定还要多十几块。”
至于饮食营养方面，徐先生说:“她就要吃素菜。我一个星期至少要两三顿、三四顿的荤菜，不然不行。家里晚饭我做的多，我还是比较讲究营养的。夏天到了，清火的呀，苦瓜什么的还是搭配一些。因为我做厨师，营养方面还是晓得一点，也会配一点，她不大清楚，我心里有数。比如她以前不吃苦瓜，现在就很喜欢吃了。”“在老家，吃的口味重，这边比较清淡，刚开始来的时候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再说了吃的清淡一点对身体也有好处。现在过年回家呆几天，吃饭都不习惯了，没有在这里自己做的好。”
在访谈中，很多家庭也都谈到，只要小孩在上海的时候[7]，家里的伙食要比平时好一些，每天至少要多加一个荤菜，以增加营养。此外，每天还要给小孩子买牛奶和零食，因为在老家让小孩子天天喝牛奶也没有条件。
由此，我们认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食品消费明显具有省吃俭用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他们的饮食观念不可避免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其食品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又打上了城市生活的烙印。主要表现在，很多家庭不再做早餐和午餐，而是在外购买，食品消费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在节约食品消费开支的同时，已经开始注意营养搭配。
2．住房消费支出
对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来说，首要问题是得有个稳定的住处，这似乎比一日三餐吃什么更为重要。与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分化的现象相反，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表现出异常的同质性[8]，即进城农民工的人均住房面积少、住房设施简陋、环境差。钱雪飞于2003年对南京市578名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指出:有59．6%的人所住房子的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有73．4%的人所住房子的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单独居住，有80%左右的人是多人合住。因而，他认为，住房狭窄、拥挤是南京市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住处的基本特征[9]。徐志旻于2004年在福州的研究指出，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拥挤，65．6%的家庭只有一间住房。在221户带子女进城的农民工家庭中，有138户(62．4%)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居一室[10]。
不仅南京、福州等地的农民工居住空间十分拥挤，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情况也是如此。上海市一直居高不下且快速上涨的房价，不仅使得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无法在上海买房，也导致了他们住房成本的上升。2009年上海市房价的新一轮上涨，直接引起了房租价格的迅速上涨。在访谈中，很多访谈对象都提到了房租价格上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很多农民工家庭只能租得起一个房间，房间内除了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只能勉强通过。
个案7:薛先生。
“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小了，两个房间才八九个平方。两个小孩成天吵着要换个房子住。他们刚上班没多久，还没有稳定收入，我们在路边卖菜，也挣不了几个钱。他们兄妹两个这么大了，还睡一个房间很不方便(兄妹二人睡上下铺)。上海房租太贵了，这么小的房子都要500元一个月，换个大点的没有1 000元都挡不住。我打算在这里再熬几年，攒点钱回家把房子盖好，就不出来了。”
对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在上海买房是不现实的。他们在忍受着居住空间的狭小和拥挤，节约住房消费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将积蓄用于在家乡建房甚至购买商品房。
个案8:邓女士。
“2004年的时候，我们打算在上海买房，可是那会儿钱还差点，就说等等看吧，没想到上海的房价涨得太快了，虽然现在我们钱是多挣了，可是却更买不起了。只好在家里的镇上买了个大点的门面。”
个案1:万先生。
“我去年花了两万多块钱把家里的房子装修了一下，连卫生间、浴室都搞好了，还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把老家的房子装修后不久，万先生还在县城买了套价值三十多万元的门面房。“50%的首付基本上都是借的，每个月还要还两千多块钱的银行贷款。”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踏出校门就来到城市务工经商。即使有务农经历的，务农时间也比较短暂，或者也只是季节性的。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已经不再满足挣得一定收入后回到农村生活，而是希望以后能在城镇生活。暂时没有经济实力的，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以后至少能在家乡的城镇买房，能在城镇生活，彻底跳出“农门”，摆脱农民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在上海尽量节约住房消费支出的同时，将大量收入用于在家乡的购买商品房或积攒收入以备将来建房、买房之用，说明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上，一方面在受到了农村传统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即住房对家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多年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也使他们的住房观念打上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些烙印: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满足于在家乡盖新房或翻新、装修老房子，而是希望能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将来在城镇生活。同时，受城市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影响，有的农民工家庭已经采用住房贷款的方式在家乡的城镇买房。由此，我们认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出也已经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
3．服装消费支出
人们通常通过衣着来判断对方的职业和身份，甚至通过衣着给从事某些职业的人贴上标签，即所谓的“白领”和“蓝领”等。通过衣着，人们基本上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消费观念。以家庭为单位，虽然来沪农民工在进行服装消费时仍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对已经结婚生子的他们来说，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进行服装消费时的首要原则仍是“能穿就行，保暖就好”。然而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他们的服装消费观念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在注意节约服装消费的同时，也开始注重服装的款式、质量和品牌。
个案11:张女士。
“我买衣服一般都去七浦路和轻纺市场，女人的衣服好看就行。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到商场去买，两个大人就要花一千多块。”“他一般都在超市买，还在南京路上的商场买过。”“现在一般主要是买两季吧，夏天的时候买一季，春节回家的时候买一季。每年都不太一样，一家人大概得花两三千块。”
个案8:邓女士。
“我自己现在买的衣服都不怎么好，以前还经常去商场买。小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夏天的、秋天的和冬天的校服，我都给她订了两套，有的人家只订一套。我想，给她两套天天有的穿也很好，这方面的钱不能省。她平时的衣服，我一般都去轻纺市场给她买，小孩子长得快，买太好的衣服也不需要。”
个案4:徐女士。
“小孩子的衣服都是给钱他们自己买，我儿子喜欢打篮球，一双鞋子一百多块一个多月就穿坏了。我老公的衣服都是在商场买的，他天天在外面跑，穿得太差了不行的。”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服装消费上仍是比较节俭的，他们往往根据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来购买服装。从服装消费地点来看，他们对消费场所的选择因购买用途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层次差异，如夏天的衣服在轻纺市场、七浦路购买，冬天的皮夹克、羽绒服在大商场购买等。
总的来看，在服装消费上，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服装消费支出上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首先，服装消费具有季节性和消费场地的差异性，每年夏季和春节前的服装消费支出较多，且春节前的消费档次较高;其次，对子女的服装消费支出较多;再次，女性注重服装的价格和款式，而男性更注重服装的质量和品牌。这些特征说明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服装消费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城市生活的影响，在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的渲染下，他们的服装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已经认识到服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不再只仅仅关注服装价格的高低，已开始注重服装的品牌、质量和款式。
4．子女教育消费支出
龙一芝、杨彦平于2007年在上海市闵行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赚钱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占调查人数的76．9%，而且80%的家庭是以孩子上大学为培养目标的[11]。本文的调查显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把孩子带到上海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给他们提供好的读书机会。相对城市居民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来说，他们的支出相对较少;而相对农村居民家庭来说，他们的投入又非常的高。
以个案3为例，陈女士6岁的女儿每月幼儿园的费用是300元(含午餐费等其他所交费用)，没有交过赞助费。相对上海市其他幼儿园收费标准，这个数字是较低的。但是，相对农村幼儿园，在上海一个月所需的费用就足够在家乡上一个学期的幼儿园了[12]。对子女教育进行较高投入的还有个案1和个案4。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子女教育上进行的消费支出，一方面表明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受现代教育平等观念的影响，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家庭经济能力允许，他们都会尽力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机会，创造好的成长环境。
个案1:万先生，女儿4岁
“她一个月学费就要500，另外还要给她买玩具、零食，一个月最少要1 000块。我认为小孩在3到7岁这期间的教育最重要，放在家里给父母带不行，他们太惯了。目前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让她在这里上幼儿园，虽然她来了，但也是我们一个很重的负担。”
个案4:徐女士
“我儿子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要5 000，每个月中午在学校的伙食费90，另外，每个月还要交钱买书、订报纸，七七八八的至少要一百多，有时候两三百也说不准。我女儿才上初中，学费就几百块钱也不贵，另外还交了800块钱赞助费，其他要交的钱每个月也不少。”
5．休闲与娱乐消费支出
不同的社会群体，休闲及娱乐消费方式有着不同的特征。休闲与娱乐方式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而休闲及娱乐方式又与经济收入、闲暇时间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有关。所谓闲暇时间是指个人为社会、家庭履行责任和义务以及满足个人必要的生理需求所需时间以外的全部时间。学术界对农民工的休闲与娱乐方式已有一定研究，如钱雪飞于2003年对南京市578名农民工进行的调查，严翅君于2007年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的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等。学术界的既有研究结果几乎都表明，农民工的休闲与娱乐项目单调，费用支出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笔者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
个案2:徐先生
“每年暑假小孩来的时候，她就少做点一两份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小孩，也常会带她去公园、动物园玩，有时候去亲戚家玩。平时晚上回来，我一般上网看看股票信息、新闻，看看书，她就看电视。”徐先生的妻子补充道:“我星期天不做的，早上睡到十点多起床，把家里搞一下，洗洗衣服，就去我妈妈那里吃饭，在那边玩一天。”[13]
个案3:陈女士
“我们也不带她出去玩的，幼儿园里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小朋友出去玩的。我们也没时间带她出去玩。”访谈中，陈女士还无意间向笔者透露她家在炒股，“没事的时候看看报纸，炒炒股，我们投进去的钱也不多。”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休闲与娱乐消费项目仍然比较单调，仍然是以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打麻将等传统的自我娱乐和群体娱乐项目为主。日常娱乐的缺乏和单调有很多原因，收入低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娱乐是一种消费，需要支出，而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很低。另一方面，娱乐需要时间，而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很长，基本没有休息日。此外，廉价且方便的娱乐场所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城市的高档场所很多，而适合低收入者的、可以很方便就能到达的地方几乎没有，也是农民工只能看电视、打牌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们在休闲与娱乐消费上的支出非常有限，但是有两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尽管工作繁忙，但通常都会在周末或假期带小孩去逛公园、游动物园等，这不仅说明了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成长，也说明了他们已经受到城市娱乐与休闲消费观念的影响。
第二，少数家庭已经用上了电脑和宽带，开始在网上冲浪，浏览新闻，炒股票，有的家庭即使没有电脑也在利用业余时间炒股。这一方面得益于电子产品、宽带的普及和费用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观念的转变。他们的消费观念正逐步向现代和开放转变，而且逐渐适应城市的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现代性，这本身也是来新生代来沪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之一。
(二)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已经由简单向复杂转变，这不仅不同于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也与上海市民的家庭消费结构有着显明显的不同。消费对消费主体的重构有着重要意义，这种重构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在传承农村生活消费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即城市生活不断瓦解着传统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是对城市性消费结构的建构，即多年的城市生活经历正逐渐影响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笔者认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在消费结构上，生存型消费仍占主导，但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所有提高。
生存型消费是指为了满足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食品、住房、日用品、服装及交通通讯费用等，是较低层次的消费。调查显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食品、服装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较大，消费支出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如个案11的张女士买衣服一般就去七浦路和轻纺市场，一年主要是买冬夏两季。在服装上的消费支出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花样翻新服装是不敢多买的。
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型消费是指消费主体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一种以放松精神为目标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发展型消费是指消费主体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提高自身或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支出。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支出比例，是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当农民工家庭的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支出的比例占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能说农民工已经实现城市化。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也发现，虽然生存型消费仍占主导，但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已经有所提高。如个案3的陈女士把部分资金用于炒股，部分家庭已经用上了电脑、宽带等现代电子产品。此外，在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已经超出了食品消费的支出。
(2)在消费水平上，在上海的“低水平消费”与在农村的“高水平消费”成鲜明对比。即:与上海本地居民的消费水平相比，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与输出地农民的消费水平相比，他们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上海过着“低消费”的生活，即他们住最便宜的房子、穿便宜的衣服、很少甚至从不购买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等。如个案7中的薛先生，夫妻俩和两个成年子女，一家四口人，挤在八九个平方的小房子里，要换个房子稍大一点的房子还需要慎重考虑。这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在上海住房消费水平的真实体现。
但是，农民工在家乡时的高消费与其在城市的低消费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当地普通农民相比，是比较高的。他们在老家添置空调、冰箱等中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甚至建房、买房等。如个案1中的万先生，花了两万多元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后不久，还在县城买了一套价值三十多万元的门面房。
(3)在消费观念上，受传统影响较多，但已呈现出现代城市消费的特征。
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家庭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很大程度上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本着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尽量减少消费方面的支出。如个案2的徐先生，“早上我们都买着吃，有时候还讲求营养，买个面包吃，或者吃点泡饭。中午我一般都吃五块钱的快餐，冬天她一般带饭吃，夏天的时候算好了时间，在路上买着吃，一般三五块钱”。
但由于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农民工家庭也希望将来在城市生活，有条件的已经在家乡的城镇买房(如个案8);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也像城市居民一样用住房贷款买房，开始了提前消费。如同个案1中的万先生，在县城买了套价值三十多万元的门面房。“50%的首付基本上都是借的，每个月还要还两千多块的银行贷款。”
虽然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城市生活的烙印，但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性消费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还只是对未来的期望。现在他们的家庭消费结构还仍然具有半农村半城市的二元性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消费结构的二元性呢?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却又不能像市民一样进行正常的消费呢?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将是本文后半部分要讨论的话题。
二、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原因分析
家庭消费结构不仅与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和风俗习惯有关，而且还与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工是我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所没有的。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更为复杂。虽然当前农民工的职业分化已经很明显，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餐饮、建筑装潢、社区服务、小商小贩等脏、累、险等职种上，从事的职业也主要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导致了他们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同时，这也导致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这既有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等自身层面的因素，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本文将从这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自身层面的因素分析
1．相对较低且不稳定的经济收入
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家庭消费支出的多少。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且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
2006年，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 668元[14]，而据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在1 500元左右[15]，本文调查的结果是50%左右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在3 000元以下，与统计资料基本相符。可见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收入相对来说还是较低的，有限的收入使得他们不敢在消费上支出过多。美国经济学家J·杜生贝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收入的相对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与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因此，在长期中尽管收入增加了，但只要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变，消费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很显然，虽然农民工在上海务工经商，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但是现行的制度环境改变不了其“农民”身份。因此尽管他们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不低，但只要制度环境不改变，他们的“相对收入”就难以提高，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
另一方面，来沪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的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收入有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分。所谓持久收入是指长久的、有规律的稳定收入。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因为人们普遍希望消费是稳定的。对于不同的收入变动，消费者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持久的，那么，人们就可能会消费掉其中的大部分;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16]。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无论是工作还是居所都是临时性的。此外，由于种种制度限制和偏见，农民工的很多本来属于正常的经济活动都被视为“非法”，所以对农民工来说，在上海务工经商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因而只能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
2．受教育程度
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教育对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17]。教育不仅促进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作为消费主体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理性消费的发展和所应该具备的消费技能的提升。
在家庭消费中，家庭成员的消费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消费资料的有效利用，从而影响到家庭消费的质量。家庭消费能力不仅取决于家庭货币购买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家庭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它决定着家庭消费的层次和质量。教育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可以通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消费各方面的关系来反映。作为促进消费能力提升的手段，教育不仅对消费能力的数量构成产生影响，更对其质量构成有着重大影响。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家庭收入的多少，更影响到家庭消费的质量和水平。
本文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为主。据资料显示，2007年上海市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5年[18]，即意味着上海市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文化程度，而农民工仍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19]，相对上海市民，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一方面制约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观念，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家庭消费结构，使得家庭消费结构在具有传统农村消费结构的同时又呈现出城市消费结构的特征。
此外，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新生代来沪农民工群体内部家庭消费结构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饮食、衣着、文化娱乐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有着明显的影响。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敢于接受和使用新生事物，如购买电脑，利用互联网做生意等;对饮食的营养、服装的质量和品牌也更为讲究;在子女教育和生活花费上也更愿意支出较多。
3．参照群体的双重性
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经历了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场景中的消费行为。一方面，他们的消费行为深受原有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或消费经验的影响。根据成员资格参照群体理论，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消费行为应该符合原来家乡和现在农民群体成员的资格规范。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壁垒，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对城市居民资格的自我认同度还很低，城市居民的资格对他们也不太现实。他们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多年，但城市的主文化并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形成一个自我认同的“次文化圈”，即由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形成的群体文化。消费者在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往往按照参照群体的“示范作用”与“评价和规范”来进行调节。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进行消费时也往往参照自身所属群体的消费模式。“我们村上已经有好几户人家在镇上买房子，她也想买”(个案10)。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社会体系，但举家迁移的流动方式，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由候鸟式向定居式转变，也表明了他们正试图融入城市的社会体系中。多年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消费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居民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如看报、上网、炒股票等。
两种不同的参照群体，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碰撞。作为农民，新生代来沪农民工要参照家乡成员及打工者群体的消费方式;作为在上海的外来务工经商者，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参照上海市民的某些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处境，也导致了他们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
4．与农村的紧密联系
虽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上海已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了，但是他们与农村老家的联系并未割断。他们的子女仍在老家上学，他们的父母仍在农村耕田种地。他们与农村老家仍然保持稳定而又密切的联系。这种稳定和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20]。
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依然保持着土地承包者的身份，使得他们把农村作为在外务工经商的后盾。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以便能积累更多的财富，用于回乡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建房买房。但同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在回农村老家前，都会给自己和家人添置衣物，有的甚至在上海购买家用电器带回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也说明了他们家庭消费的二元性。
个案1:万先生。
“我们每年回家过年前，都要给父母、小孩买衣服。酒、烟、吃的东西，一般都在超市买好了带回家。”
李强教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为:一是进城农民工与家庭互补，是一种双方平等交换的、信守合同的“契约安排”。家乡、家庭确实为农民工提供了躲避风险的港湾，一旦发生经济上的危机，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去。二是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家庭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21]。可见，进城农民工与农村的这种割不断的联系，客观上阻碍了其在城市的消费。
(二)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22]。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护，以确保社会成员不因遇到诸如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生活水平等特定事件的发生而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在于调适社会关系，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23]。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主要以政府为制度制定的主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由于户籍在农村，农民工不能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针对这一群体建立起专门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流入地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重要性程度认识的加深，上海市于2002年出台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2004年进行了修改。该办法规定，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由用人单位全额缴付，外来从业人员享受工伤保险、住院医疗、老年补助等三项待遇。据上海市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外来从业人员参保人数为279万人，而这以数字仅占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的一半，且参保人员主要是在工厂等正式单位上班的农民工。对那些没有正式工作单位，以自主经营小本生意的非正规就业者来说，社保参加率几乎为零。笔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无一人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此外，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不能进行异地转移等缺陷也制约了来沪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
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就业、养老和工伤医疗方面的保障仍然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几乎为零。
首先，在就业方面，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或者经营小本生意成为自雇佣者，或者通过中介公司，这在家政类等服务性工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而有关部门几乎不对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对他们进行就业技能的培训就更少了。相反，很多以摆地摊为生的进城农民工还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查处，甚至有的交了“保护费”也不能例外[24]。笔者的访谈对象中，就有人曾受到过城管部门的查处，他们表示一旦受到查处，两三个月的生意就可能白做了，不仅东西被收了，还要至少被罚款2 000块钱。“干我们这行的，就怕检查，一检查我们就不能出来。有时候他们来了，我们(事先)不知道，来不及跑，东西可能就被砸了。李强于2001年在北京进行的调查也显示，曾有28．4%的农民工被城管、治安等部门查抄过，且被罚款数额也不低[25]。
小摊小贩确实违反了所谓“市容”，受到城管部门的查处既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们的这种自主经营的非正规就业形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也是极不稳定的，因而导致了他们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此外，即使那些能在所谓正规场所经营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关政策保护，一旦遭遇经营场所停业，事先所缴纳的各项费用也几乎无法追回，给家庭经济带来损失。
个案7:薛先生。
“我们才来的时候(2006年)在菜市场交了钱，搞了个摊位，生意也还好，不过没做几个月，那个菜场就被关了，开始交的一万块钱也不给退。现在没办法，只好就在路边卖菜了。”
其次，尚未建立和健全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虽然参加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缴费满一年以上，可领取一份老年补贴凭证，但这种低缴费低回报的养老保险对日后养老，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何况那些从来没有参加保险的人员。一方面，目前外来人员综合险不能进行异地转移，制约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对于养老问题，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考虑那个问题还早，他们表示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多挣钱多攒钱供子女上学，等到把子女供出来后才会去考虑这一问题，有的家庭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养老的问题。但在访谈中，笔者也发现，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已经在考虑这一问题，他们非常担心会“老无所养”，并已经计划多攒钱以备将来养老之用。
问:如果政府能提供帮助，你最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答:我最希望就是政府能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指望小孩子养老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存钱，以后养老。(个案2:徐先生)
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考虑到养老问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据资料显示，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在土地保障功能削弱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依赖家庭养老保障。这不仅增加了农民工的家庭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消费。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一般只生育一到两个子女，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将几乎完全丧失。可喜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于2020年前全部实现所有农民都享有新农保。
再次，工伤疾病等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表示，感冒之类的小病，就去药店买点药吃，实在不行了再去医院。因为去医院看病动辄就要几百元，他们承担不起。很多家庭还表示，现在得攒钱以应对突发事件，问到什么是突发事件时，他们表示就是生病，或者出车祸等意外事故。虽然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对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来说，存在着报销难等问题，而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他们，也几乎没有参加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2．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
众所周知，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这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也加剧了人地矛盾。据资料显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 394．6万亩，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 529万亩，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少3 806万亩[26]。
2006年我国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 000亿元。自2004年起，财政部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种粮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仅2006年，国家财政安排的各项农业补贴资金就达310．5亿元[27]。但无论是全面取消农业税政策还是种粮补贴政策的施行，都没有提高土地的保障功能。相反，国务院规定的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刚开始实施，农用物资立刻就大幅涨价，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从事农业生产已无利可图，大量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从农村涌向城市。而且，我国近几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更表明了土地保障的脆弱性。目前许多农民将土地无偿地转让给他人耕种，甚至不惜抛荒。仅安徽省截至2006年9月，全省外出务工人员就达1 020万人[28]，约占全省人口的六分之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力增大，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变得更加不稳定，大大削弱了传统农村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
三、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社会效应
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中，尽量减少各项不必要的生活支出，甚至求医看病这类必要的生活需要，而是将节省下来的钱财带回家乡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建房买房等。他们这种独特的二元性消费结构，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任何行动系统在具有促进系统调适的正功能的同时也有减少系统调适的后果，即反功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本文将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个方面来分析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一)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正面社会效应
1．促进了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提到多数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上海消费时，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多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还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层面，总是千方百计地减少各种家庭消费支出。如为了节省伙食费，中午带饭吃;为节省住房开支，全家人挤在狭小拥挤的房间内。但无论他们是如何节俭，每天总要进行一定的消费支出。整个来沪农民工群体的总消费量是非常可观的。他们在食品、住房、服装和交通等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促进了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并且加快了城市面向农民工的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促进了城市住宅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城市劳动者创造了一大批就业岗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系列的就业机会。
2．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很多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大力培养子女上学，极大地促进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中等教育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来沪农民工子女即使能在上海顺利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也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只能回到生源地参加高考。由于目前上海市使用的初高中教材和其他省市都不相同，很多农民工家庭选择让子女在九年级时就回到家乡读书，参加中考，并在家乡上高中。此外，还有很多一直就在家乡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在前文我们就已经讨论过，当前的农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无利可图了，更无力支付培养子女的巨额费用。近几年，随着大学扩招，普通高中也加快了扩招步伐，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使得很多农村学生有机会进入高中学习，另一方面，由于高中教育收费的迅速增加，很多农民为供养子女读书，不得不外出务工经商。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中等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受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与农村老家联系密切，他们给家人添置衣物、购买节日用品以及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甚至建房买房，极大地促进了农村节假日期间消费品市场的繁荣。此外，平时用于老人和子女的花费，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最后，他们在家乡消费时，也带回了城市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对家人和周围村民也产生了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3．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从输入地角度来看，大量农民工举家迁移到上海，无论他们居住在市区还是郊区甚至农村，无论其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消费结构是否合理，都有效地促进了上海市消费需求的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上海市的城镇化进程。
从输出地角度来看，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为输出地带回了大量的资金，所带回的资金除用于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外，部分收入较好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输出地的县城或中心城镇购置房屋，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还有部分头脑灵活、思想开放的农民工，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如开店办厂等，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活跃力量。
无论是从输入地的角度还是输出地的角度来看，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二)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负面社会效应
1．制约了自身的市民化进程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即所有进城的农村人口都面临着如何转换成真正的“市民”的问题。文军教授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它应该是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化，即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29]。
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过程。城市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指城市居民的全部活动方式，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等。城市生活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复杂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各种各样的职业结构。家庭的规模和功能缩小，社会化服务程度高;②人际关系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化，以业缘关系为主，人际接触中有较强的匿名性;③社会流动性大，个人地位和角色变化快，社区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强;④生活质量高，消费水平高，消费方式多样化;⑤闲暇时间多，个人社会化程度高，个性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⑥生活节奏快，紧张压迫感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虽然家庭消费结构不足以反映该家庭城市化进程的全貌，但家庭消费结构是家庭成员消费观念的反映。而消费观念是消费主体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生活方式。由此，我们认为家庭消费结构既是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同时也会促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0 493元，恩格尔系数为36．7，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信为城镇居民家庭三大主要消费支出，紧随其后的是居住和衣着消费。彩电、空调、微波炉、淋浴热水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也几乎走进了每个城镇家庭。而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住房和子女教育费用，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费用很少，家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也较少。他们认为，在上海应该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带回家乡消费。在这种消费观念指导下，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具有边际人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30]。同时，这种消费观念也制约了在上海生活时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妨碍了他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此外，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的密切联系，在上海住房条件的不稳定，导致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较低。另一方面，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不仅收入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而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性高，导致他们的闲暇时间较少，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导致了他们难以顺利实现市民化。
2．遏制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57．8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低，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城市化进城缓慢等问题。其中以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很多学者认为内需不足问题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由于整个收入分配差距大、收入分配失衡，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较强的压抑，造成了整个国家内需难以扩大。相对投资的增长速度，当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6 410亿元，相对2005年增长了13．7%[31]。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和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从最终消费率来看，2000—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5．5%、53%和52．1%，2005年比2000年降低了9个百分点[32]。从消费倾向来看，虽然我国城乡居民年收入在增长，但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见表5-1)。最终消费率和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
表5-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房爱卿主编:《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在《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及深层次矛盾》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除了投资与消费失衡、即期消费能力与远期消费能力失衡外，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等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第二，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低，间接税比重过高，不利于促进消费能力的释放;第三，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中产阶层少，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第四，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第五，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是信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环境差的根本原因;第六，各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分配体系总体结构失衡[33]。
笔者认为，陈文玲的分析比较具体深刻，但她忽略了1．32亿农民工群体的消费现状。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上，我们也很难找到关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数据，而几乎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是以城镇居或农村为依据进行划分而得出的。占我国十分之一人口的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情况在统计数据中几乎没有反映出来，而事实上，进城农民工不仅是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现状是不容忽略的。
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壁垒，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到他们，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也没有让他们享受到真正的实惠。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不敢消费，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现状，储蓄就成了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从居住情况来看，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大多居住在城市中的棚户区或城郊结合部，居住环境可以用“脏乱差挤”来形容，而且即使这种“脏乱差挤”的居住环境也不一定能得到保证。自1990年以来，上海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旧区改造，至2000年底，上海共拆除危棚简屋500万平方米，拆除各类危旧房2 787万平方米[34]。进入新世纪，上海新一轮旧区改造将“大拆大建为主”调整为“拆、改、留并举”的方式，但旧区改造的步伐并没有由此停止，仅2002年至2007年，全市共拆除旧住宅建筑面积3 796．32万平方米(见表5-2)。
表5-2 2002年—2007年上海市拆除旧住宅建筑面积[35](单位:万平方米)
旧城区的大规模改造拆迁，在改善了上海市民居住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的同时，也相对剥夺了来沪农民工的居住空间，提高了他们的居住成本。很多来沪农民工居住在棚户区，大量棚户区被拆迁改造，使得他们原本相对低廉且稳定的居住环境被打破。在访谈中，部分访谈对象就表示非常担心现在的住处被拆迁后，他们就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便宜的住处。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在上海居住条件的不稳定，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城市，产生归属感。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居住环境的不稳定，加剧了他们把自己视为城市过客的心理。他们宁愿将家庭收入积攒起来，在农村买房置地，也不在城市进行“过多的”消费。
在前文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0 668元)，但是，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和消费水平却有很大差距，与他们的消费心理有很大的影响。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这些家庭耐用消费品几乎走进了每一个上海市普通居民的家庭。而对农民工家庭来说，除了彩电外，其他家庭耐用消费品几乎还是空白。很多来沪农民工家庭不是没有能力支付购买和使用家用电器，而是由于居住空间狭小和拥挤，没有空间容纳这些家用电器，还有就是他们把自己视为“外地人”，这里不是家，这些电器可以没有。个案1万先生的话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买了也没地方放，再说，我们在外面，买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以后又不能带回家。”这种消费心理必然在消费行为和家庭消费结构上表现出来，就导致了来沪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消费时的勤俭节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的正常消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我国国内需求较低，消费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3．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通过学者们的既有研究，我们可以知道，那些收入相对较高，能通过购买商品房在城市定居，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农民工只占少数，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认为这一比例不足10%[36]。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仍然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有的在宅基地上盖房，有的到公路两边等交通方便的地方盖房子，有的在建设新农村的旗号下，到专门的中心村镇去建房，而原有的旧宅却不拆除，形成了一户人家有两处房屋的局面。
农民工在家乡建房买房，不仅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还侵占了大量农田，且对土地的利用很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本稀缺的耕地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此外，即使盖了新房，由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已几乎无利可图，很多人仍然继续外出务工，造成了新房无人居住的局面。大量新房的闲置，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减缓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的城市适应问题意义重大，关系到我国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就此从社会制度、社会公众、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角度对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和落实相关社会制度
1．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根本，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本指户籍管理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37]。但我国1958年建立的现行户籍制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它的基本职能，而是与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具体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公安部从2001年开始着手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截止到2007年3月底，己经有包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制度，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在不断推进，但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仍然十分严格。户籍制度及附加在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和市民划分为两个享有不同权利的社会群体，让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工作和生活都很不稳定，这都使他们产生了不安定的心理，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家庭消费结构。
就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一是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农民工大多在脏、累、险、苦的岗位工作，使他们更易遭受安全事故、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危害。他们一旦遭受安全事故、工伤事故，就会处于暂时或永久失业的困境，这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积累财富以应对安全事故、工伤事故等突发事件。二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整体参保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家庭收入低，他们不愿参加保险;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如不能进行异地转移等，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
要解决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就必须首先改革造成这一问题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国民平等法律制度建设。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为广大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建立相应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消除他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解除后顾之忧，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心理，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完善家庭消费结构，才能使他们的家庭消费回归到应有的正常水平上来。
2．以完善法律法规为突破，创造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作为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绝不能忽视数量庞大的来沪农民工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应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突破，创造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来解决农民工家庭收入偏低的问题，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对那些自主谋生、自主经营的来沪农民工，应当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同时也要加强对来沪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只有树立了主人翁意识，只有增强了对城市的归属感，才会顺利完成自身的市民化，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
3．树立平等的教育观念，健全和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制度和机制
截至2007年9月，在上海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数为379 980人，但只有57．1%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读于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剩下42．9%就读于主要分布在上海郊县的258所农民工子女学校[38]。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真正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切身利益出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当逐步健全和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制度和机制。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大局观和教育平等的意识，强化责任意识和教育优先、优质和均衡发展的理念，把农民工子女教育放在全民教育的背景下考虑，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
其次，加强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支持。对新建的学校要鼓励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已有的公办或民办学校也要挖掘资源，应该就近招收在其附近长期居住农民工的子女入学，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招生比例。在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应鼓励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
再次，要加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在政策、资金和教师培训等方面要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大力扶植。要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规范收费行为。要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最后，逐渐放松高考对户籍的要求。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居住证制度，对来上海满一定年限、有稳定的工作和住处，或有特殊贡献的农民工，允许他们的子女在上海参加高考。通过改革高考制度，增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的归属感，从而解决他们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
政府应当十分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健全和落实相关制度，增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改善他们的家庭消费结构，并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发挥舆论导向功能，消除社会公众对农民工的偏见
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不仅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社会公众尤其是大众传媒和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也是导致他们缺乏归属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关于农民工的大量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形象，使得很多市民对农民工产生了偏见，往往把他们与贫穷、肮脏、粗鲁等联系在一起。很少有人能把农民工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理解农民工。在舆论的影响下，甚至很多农民工也认同了这种自身形象。这样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利于农民工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就大众传媒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传播导向功能，加强关于农民工的正面宣传与报道，为农民工提供充分的话语空间，消除城市居民对来沪农民工的偏见;另一方面，要提供充分的信息空间，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就城市居民而言，要培养和树立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隔离。城市居民应该认识到，来沪农民工，已成为上海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为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市民自己作为二元社会体制的受益者，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和树立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创造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欢迎和接纳来沪农民工，以平等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三)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城市适应能力
从新生代来沪农民工自身层面来说，要解决当前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要改善当前的生活现状，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调整和提高自身素质，尽快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首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提高自身素质。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进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要及时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这样才能谋求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才能尽快适应和融入城市。
其次，要树立法制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城市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而非“礼治”或“人治”社会。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要更多地了解、学习和掌握各种正式的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逐渐树立法制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学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家庭是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本文从食品、住房、服装、子女教育和休闲娱乐五个主要方面论述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现象，总结了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分析了消费结构二元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了这一问题带来的社会效应。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对新生代来沪农民工来说，家庭消费结构不仅是他们生活水平的反应，也是城市归属感的表现，还是他们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在食品、住房、服装、子女教育和休闲与娱乐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并具有以下特征:生存型消费仍占主导，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已有所提高;上海的“低水平消费”与家乡的“高水平消费”呈鲜明对比;消费观念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已呈现出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特征。
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不仅由于其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且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参照群体的双重性及与农村的联系密切等农民工家庭自身层面的因素有关，也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传统文化的影响、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有关。归根结蒂，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受到我国城乡二元性社会结构的刚性制约。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使户籍制度回归到人口登记制度的原貌上来，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逐渐消灭二元性的城乡社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才能顺利完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注释】
[1]中国三农信息网:http://www．sannong．gov．cn/qwfb/nmsr/200705100028．htm。
[2]王培刚、庞荣:“都市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社会效应及其对策初探”，《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0913/11193975429．shtm l。
[4]田晖、刁康:“上海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与优化对策”，《经济问题》2004年第11期。
[5]侯亚非、洪小良:“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报告”，《新视野》2007年第3期。
[6]食品消费支出，在本文中，不仅指一日三餐的伙食费用，还包括水果、牛奶、零食等其他食品费用。——笔者注
[7]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子女在老家上学的家庭，通常会在暑假把小孩接到身边。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也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也是这么做的，每年暑假，很多“留守儿童”就会来到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起度过短暂的暑假。这对他们一家来说，这是一年中时间最长的团聚时刻，甚至比春节全家团圆的时间还要长。正是长年不能和子女在一起，很多父母会利用暑假来弥补对孩子的爱，这就表现在给他们花钱上，比如给他们买零食、衣服和玩具，带他们去动物园等地方玩。用个案2中徐某的妻子的话来说，就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平时我们也不能在她身边，暑假在这里，给她买些零食、衣服和玩具，带她出去玩，都是应该的。”
[8]李斌、王晓京:“城市农民工的住房”，《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9]钱雪飞:“进城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南京市578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10]徐志旻:“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行为考察——以福州市区为例”，福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11]龙一芝、杨彦平:“上海市闵行区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上海教育科研》2008年第3期。
[12]上海市幼儿园的费用大致在每月500元至1 500元不等，有的知名幼儿园还要缴纳一定的赞助费，300元一个月的收费相对是比较低的。此外，笔者还对家乡四五个乡镇的七八所幼儿园的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每月费用一般在50元到80元不等。
[13]徐先生妻子的老家在河南，她告诉笔者，家里父母兄弟都在上海务工，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河南老家了，只在2007年的夏天回了一次河南。
[14]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serobject21 ai193095．html。
[15]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12/content_7408710．htm。此文引用《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的数据称，有2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200元至1500元之间，其他的月收入都不到1 200元。考虑到上海的收入相对较高，笔者这里取了上限1 500元/月。
[16]张兴华:“民工消费的经济分析及其启示”，《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3期。
[17]张学敏、何酉宁:“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3期。
[18]“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5年”，见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 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serobject21ai233579．html。
[19]根据我国的户籍政策，只有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后，才能将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摆脱农民身份，因此，笔者认为，即使近几年来沪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主要仍以初中和高中为主。
[20]欧阳力胜:“进城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探析——湘潭市进城农民工消费的调查与分析”，《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4期。
[21]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2]孙光德、董克用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3]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24]这里并不排除有的农民工从事贩卖毒品等非法交易，理应受到惩处，但多数进城农民工从事着早餐、修车、贩卖水果蔬菜等合法经营。——笔者注
[25]李强:“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新视野》2001年第5期。
[26]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27]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news/20070212_3137_24064．htm。
[28]资料来源:农民教育在线，http://www．nmjyzx．gov．cn/news/readnews．asp?newsid=31886。
[29]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8页。
[30]吴鹏森:“进城农民:中国社会特殊的身份集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1]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jdsj/t20070302_402388568．htm。
[32]陈文玲:“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及深层次矛盾”，《宏观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33]同上。
[34]徐明前:“关于上海新一轮旧区改造的思考”，《城市规划》2001年第12期。
[35]本表根据2002年—200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成。资料来源于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8462/index．html。
[36]资料来源:《曹锦清访谈录:中国城市化率是36%》，社会学视野网站:http://www．sociologyol．org/ yanjiubankuai/xuejierenwu/caojinqing/2007-10-11/3621．html。
[37]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8]肖春飞、刘丹:“上海拟解决当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1/content_74665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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