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64年开始的一场浩浩荡荡的战略转移，造就了近17年的大移民。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同来自沈阳、哈尔滨、吉林、北京、青岛的数以万计的热血男女，迁移到了内地边远省市进行建设，当时被称为“支援三线建设”，这一群体也被称为“三线人”。近年来，返沪知青及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沪职工等社会群体的生活在我国逐渐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的关注。这一群体的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对于那段特殊年代所造就的群体，以往对于知青[1]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等意识形态、符号化的建构，已经将“知青”上升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群体。回沪“三线”职工和典型意义上的知识青年相类似，其中一部分也是知识青年，在其一生的人生经历中，经历了离开上海到内地城市生活多年，再回到上海重新适应的过程。人们在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经过和自身历史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2]。然而这一群体其真实的自我身份认同处于何种状态和演变历程，以及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因素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学界并没有较为详尽地拷问。随着时间推移和新时代浪潮的来临，“三线人”已成为过去，然而，他们其实一直都还是存在着的现实。任何一个因人为的动作而构成的历史事件，最终都会还原为人本身。不管他们今天身在何处，以何种形态生存与生活，都无法去除自己身上深深的“三线”烙印。因此，我们认为回沪“三线”职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对于分析群体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是一项较为有意义的补充。
(二)分析视角框架和研究方法
1．研究框架
(1)身份认同
今日英语identity最初来源于拉丁词idem，意为“the same”(相同的东西)。当它转变为英语的identity时，常用于表示某些事物是相同的，一致的。在中文翻译中，使用“认同”这个词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人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辨别中，才能使自己的身份即自我特性的意识得以形成，并使这种意识所参与塑造的特性呈现出来，从而获得有效的标识。第二，对人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通过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或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转化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只有在成功实现对内的守持和对外的“同化”的时候，身份才能达到稳定。因此，个人和集体认同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建构的。人处于政体之中，制度变迁会改变个人和集体的政治文化认同，可塑造性体现在认同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3]。
在布迪厄看来，认同有两个范畴:实践范畴和分析范畴。实践范畴通过日常生活的各种形式得以表达，认同是实践范畴的具体化，政治神话转变为真实的过程和机制;分析范畴则是政治家用于使人们对一定利益和目的形成共识。在这两个范畴的相互作用中，人们的社会记忆和身份认同不自觉地被国家所操纵[4]。本章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出城—在外—返城三个时段分别结合不同的时代语境，分别分析国家、社会、个体三者分别从分析范畴和实践范畴两方面如何共同作用，形塑出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记忆。
(2)“移民”与“族群”的视角框架
身份认同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关于移民社会适应领域的研究。“身份”概念尤其便于用来考察和研究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同样，族群的形成与移民有着密切联系，移民在进入新的社会环境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新的社会结构中。从“族群”的视角来关注移民群体更带有价值关怀的倾向，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所说的“族群”是广义含义的，而非狭义的与民族、种族所息息相关的族群概念。广义族群概念强调的是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语言和归属感。正如费孝通所言，从群体到族群的变化有着一个从“他称”到“自称”的转变，族群相对于群体更强调群体成员对于群体的认同和识别。
(3)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分析范式
该分析范式关注以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或全球化为标准的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效果，是一种对社会流动的过程性关注，关注城市各类群体之间深层的“价值秩序”的重构，关注“三线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及社会行为的变迁特征。从关注“三线人”个体和群体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转变出发，折射出他们以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同辈群体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主体心理体验结构变化和觉醒的过程，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与社会不断凿通和整合的过程。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采取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分析。文献资料主要关注所涉及的三个时段中与“三线”建设和时代背景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语境对研究对象身份建构的影响。访谈资料主要是以作者与20多位访谈对象的谈话资料作为分析对象，从个体叙述和口述史的角度来看待人们如何记忆与认同。以往的研究中，史学大多注重专门的文献分析，而人类学或民族学中口述史的方法被越来越多学者所运用。通过个体的话语，可以改变极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状况，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5]。本章采取的方法是将这两者相结合，将静态的文献资料与动态的访谈及观察实证资料相结合，以期对所探讨的问题有更为准确地把握。
二、离沪之初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斯特莱克(Sheldon Stryker)的认同理论表明了社会结构与认同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对于任何个体或群体而言，群体意识或集体身份并不仅是后天产生的，而且是群体在具体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它可以反映社会结构的性质与特征。因此，群体身份意识也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群体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内涵的改变。“三线人”这一群体及群体身份的产生，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
(一)时代语境:“三线”与“三献”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作为权力场中的绝对主导者，面对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所面临的改变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的现实问题，以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根源背景下，展开了一次重要的战略部署，大批原来在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向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进行了搬迁。
在动员号召“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提出了“好人好马进山来”、“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要求这些背井离乡的技术和产业劳动力移民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延续对国家的责任。据资料统计，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长达16年、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2 052．68亿巨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劳动移民，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感召下远赴大西南、大西北，十几年建起了1 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中心主任王春才，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借用“三线精神”的谐音提出了“三献精神”，即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国家蒙难、民族受辱百年之久之后，从政治精英到普通社会群体层面，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三献”口号不仅迎合了政治层面的舆论需求，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层面的精神慰藉。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也曾在《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中提到“我很赞成给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献人’谱写颂歌的倡议。”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国家对社会话语权的掌握，从而自上而下的推动了三线建设运动。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潮充斥在整个社会中，60年代初对于“备战、备荒”国家战略的绝对服从和奉献精神，更成为那一时期特定的时代语境。
(二)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
美国莫里斯·罗森堡、拉尔夫·H·特纳提出定位身份理论[6]，伴随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参与身份的定义过程的各方力量——自我、群体与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并且随之变化。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的定义力量相对于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占据上风，人们在自我意识、文化价值方面的选择意愿和自由被社会力量所覆盖。
由此，“三线人”特殊的群体身份，在形成之初，是由权力主体——国家及其政策推动而“给定”的，这背后蕴含着权力对场域中处于不同互动位置各方所起到的作用。在福柯看来，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20世纪60年代，通过报纸、口号等手段，“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迹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被社会舆论不断重复和强调，使之成为一种社会个体自身的话语实践，在客观上被无数三线工人所诉说，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在工人阶级中所流行的一句话语:“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我们拼了命也要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不难看出通过国家政治精英的主导，将大批青年动员到三线地区，形成了又一次政策性的大规模移民潮，在宏观权力场中，国家对个体赋予一种全新的身份，从而直接在客观上促使了“三线人”这一群体的初步形成。在全国性迁徙过程中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继续被调整和强调，群体的集体身份被冠以“奉献”的主基调。
(三)个体自我形象的构建
当大批知识青年和工厂职工在热烈的欢送活动中乘上迁往三线地区的火车时，我们所看到的是通过国家层面对话语系统和权力场的运作，从而勾勒出的一个新群体。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实行的“四个面向”政策期间，又有大批人员前往外地工矿的三线建设地区。仅1971年起，上海便安排7万名知识青年作为外地代训学徒到工矿企业培训[7]。然而个体主观的能动性在这其中始终不能被忽视。在客观历史条件不可逆转的大环境下，个体的选择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个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受制于其所处的情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对于个体选择的过程的探究，或许可以从更为微观的层面充实个人在自我形象建构中的作用。
1．追梦的人
在各种知青事迹的宣传作用下，群体的象征意义借助被国家力量所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来得到维系。邢燕子、金训华等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对这一群体的象征意义具有强化作用。“三线人”中的不少人正是怀着类似的梦想选择离开家乡，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在赴“三线”建设之初，其自我身份的构建大体源自于社会层面的定义取向，在“奉献”口号的感染下，他们更多地在无意识中将自我身份的构建建立在了满足个体建设性地适应环境的基础之上。
当年的人思想都是很单纯的，再说年轻，就是想有一番作为，国家号召我们去，就想着去当工人也挺好的，也是大厂，说不定可以干出点事业出来。(被访者吴先生)
2．理性的衡量
相对的，也有一部分人的选择行为是建立在对自身和家庭的未来生活的衡量之上，是一种趋于理性思考后的选择。对于他们而言，对于参与“三线建设”的个体的选择并不与国家舆论的引导直接发生对话，自身的身份构建，与国家话语系统中的“奉献”英雄形象并非相一致，面对来自社会层面对集体身份的定义，这类人群持较为冷静的态度，他们所理解的“奉献”更倾向于与生活现实满足相适应，而非单纯的思想境界的满足。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父亲在外地那个厂也算是个干部，家里总要有人去，那里好歹有父亲的照应，比去别的地方好，所以只好去了。(被访者张先生)
我初中毕业进厂就是专门培训两年然后去外地援建的，当时就是害怕分到农村去，只要能当工人，去汉中也算是个不好不坏的选择。(被访者林女士)
3．无知的选择
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选择更接近一种直觉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折射出其对于自身的身份构建几乎完全与国家的话语系统相分离，对于“三线”建设，这一类人群几乎没有做过多地了解，对于群体被冠以的“奉献”的社会定义甚至不加理会，而与此相连的个体的自我身份的建构或许还未开始和形成。
我在家里的排行最小，当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想快点离开家，到外面闯一闯，本来可以选择留在上海，可是我看到能到外面去我就开心得不得了，想也没多想。(被访者司先生)
无论持何种态度，从被访者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此时个体对“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并不具有高度统一而强烈的凝聚感，对“好人好马进山来”的口号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进行与社会事件过程的互动，新的“自我”形象有待建构，集体身份并未被个体所真正接受，不同处境和拥有不同惯习的个体对于“自我”的认同以及对来自于社会定义方的期待有着不同的解读、认识和行动方案。
(四)依附:集体身份的社会建构与个体认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三线人”离沪是国家面对特定历史时期，依照国情的需要所制定出的一种基于制度性的安排、分类过程，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政策推行的过程，事实上就是通过制度的强制性安排，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
然而，这种由外界被动促成而缺乏集体认同的人群并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群体，更不具备从“族群”视角对其观察的条件。群体身份认同首先将面临关于认同内化的问题，即达到“同一性”的过程。从与被访者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在离沪之初的时候，个体选择的理由并不如报纸和口号中宣传的那般统一。这些来自于个体出发点和选择方式的多样性无疑与国家层面话语系统所呈现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群体中个体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国家社会层面上对群体类别化的建构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是矛盾的。此时身份的定义者和被定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尽管在微观层面个体行动选择呈现出多样性，然而当社会定义的主体代表，诸如政治精英和国家权力较为强势时，群体似乎表面呈现借助对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强权者的归属来确定和维护群体地位，自我认同的群体身份反映出一种表面的依附关系，群体中的内在“同一性”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三线人”集体身份是一种机械的群体身份的建构，群体内部集体身份认同尚处于萌芽状态，个体在整个集体身份的建构中所未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三、身处他乡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从上海到汉中，被动员到外地三线工矿的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开始了长达数年至数十年的移民生活。在此后的这段时间内，尤其以70年代末开始，历史时代的语境开始发生悄悄的转变。与此同时，汉中的偏僻与落后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强烈反差，给这群年轻人带来不小的思想冲击，与外界种种因素的互动，促使一个原先“机械拼凑”的群体内部开始产生认同，从而群体也从“机械”状态转变会“有机”状态。
(一)时代语境:苦难与伤痕
“时代语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时代、一定地域内人们互相熟悉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和方式，其转变往往基于历史事件对话语实践的转变，并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政治战略从备战转向经济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得以执行，东南沿海的快速发展，使长期对外封闭的西部和三线地区企业相形见绌。至此，在时代语境中，“三线人”从一度被视为“好人好马上三线”、“要什么给什么”的时代宠儿，沦落到除国家给予少量资金和政策外，“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现实。
话语实践不仅在国家层面发生转变，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层面的话语实践也开始转变。“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转变，对于离开家乡的人来说，“苦难”多于自豪，“伤痕”多于荣耀。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迎合了许多作家，尤其是知青作家的内心需求。当“三线人”正逐步扎根下来的时候，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将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作为主要创作内容，“反封建”和“人的解放”这些“五四”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复，促使了“伤痕文学”的产生。这种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层面话语述说的转变，与新时代话语体系密切相关，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对“伤痕文学”有意识的规划和构建。其话语作为一种权力意识形态，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调节治愈功能[8]。正是这样一种国家政策与精英群体对话语权的重新构置，“知青大返城”被冠以“胜利大逃亡”的话语标识。而与“知青”相比，缺乏有力政策支持的“三线人”，绝大多数并未能像上山下乡“知青”一样回到家乡。这种强烈的前后对比，促使身处他乡的“三线人”开始失去仅存的优越感，更多的人有了“回家”的想法。
看到知青能返城了，我当时每天就想着，要是能让我回上海，我就是扫大街也愿意。后来我爱人先调回去了，然后再把我也调回去，再苦再累我也要回上海。(被访者夏女士)。
那个时候能回去的人不多，看到一起来的人调回去了，心里可羡慕了，那个时候很多知青已经开始返乡，我们也想着一定要回去，不能留在这个地方一辈子。(被访者邵女士)
现实让思索回家之路和向往回城的想法，在身处汉中上海人群体中开始变得强烈，而对于眼前的生活，他们内心采取对融入“三线”地区当地生活的排斥态度，而这正是开始激发这一群体内部认同的重要因素。
(二)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
伴随国家话语权的转向，从历时性角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语境的转变，知识分子作为一定程度掌握了话语权的主体，开始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在主流政治话语的范围内，知识分子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掌握了说话的优先权。因而这一时期，文学场域以“伤痕”为主旋律，通过将“苦难”的感受提炼上升，从而建构的“知青”集体认同感，同样对于“三线人”有着强烈的映射作用和共鸣，许多“三线人”与农村“知青”相似，被视为承受了特殊历史赋予的苦难经历的一个群体，原先建立起的“三线人”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在社会层面上也同样发生了转变。
思想领域相对之外，群体外社会成员的表现，也对群体身份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在身处他乡的那段时期中，当地人对“三线人”或“三线移民”的互动，也是群体身份社会定义中的重要力量。“三线人”以“他者”的身份与迁入地主流群体互动，成为迁入地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群。从与汉中回沪的“三线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汉中当地人也始终将他们视为“上海人”。
很多时候说不清楚，你看老周，干得卖力退休前也就坐到三厂的副厂长的位置，在那里上海人干得再好，最多升到一个副厂长级别的，正的位子轮不到上海人来坐。(被访者吴先生)
这种来自群体外部的隔离化倾向，渗透在“三线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外界的种种因素，诸如事业上升空间的有限、生活方式的冲突、观念意识的偏见等，也更促使群体内部认同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机提升。
(三)个体自我形象的建构
伴随从上海到汉中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与之相伴而行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工作机会和生活方式等具体的、现实的、可直接感觉的问题的变化，同时上海“三线人”还需要面对更深层次的、比较抽象的问题，这包括“我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他人认为我是谁”等一系列有关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追问。然而和大多数移民适应迁入地的过程不同，许多上海“三线人”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当地的生活，而是参与到能动的选择，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反移民化”的趋势，体现出由其特殊社会背景而产生的特有生活方式和较强的主体性行为。以下主要从语言、社会交往、代际教育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身份磋商的语言策略
语言不仅是个体间交流的工具，更代表了群体所认同的文化，在某种层次上语言行为可以看作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从族群意义上讲，语言是族群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作为制度性安排的上海“三线人”与迁入地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使用是考察其在适应过程中自我认同的重要指标，在一些族群那里，语言的磋商对移民看待自己和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9]。
在汉中的上海“三线人”，其语言的情境性使用是身份磋商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里的情境性语言，主要有两类，一是工具型语言，即接受移居地的语言。在工作场所、学校等公共空间，交流是以移居地通用语言为工具和媒介。在与汉中当地人接触中，上海人大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谈，这也正是这批“三线人”回沪后，普通话水平普遍优于同龄的上海人的原因。另一种情境性语言是表意性语言，即他们自身的家乡话——上海话。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承载着“三线”移民丰富的上海城市记忆。这种群体内部家乡方言交流的持续，使得群体特质得以维持。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看，对于上海话的使用，是身处汉中的上海人在他乡取得一种集体认同感和群体感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使他们面对现实落差和身份困境时，不至于陷入迷乱状态，在述说家乡方言的时候，始终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上海人，从而保持着多少些许的所谓的“优越感”。
我们在家里都是讲上海话的，礼拜天也都是我们这帮人一起聚聚，大家都是讲上海话的。我刚去的时候普通话都讲不标准的。(被访者邵女士)
除了在语言种类的选择上呈现出对象化的策略之外，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也不难发现，上海“三线人”在无意识间保持着群体在当地的独特性。在日常交流中，语言中时常出现“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制度性安排使得他们拥有共同的群体资格的确认过程，而自身强烈的城市记忆与惯习只有在真正离家到达新的生活环境中才得以体现，这种惯习的作用，通过语言符号在上海人的脑海中设定了一个群体的边界范围。
2．社会交往与婚姻选择
对于研究移民适应问题，与迁入地社会的交往，尤其是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是移民同化适应的重要途径。在访谈的过程中，从一般交往和婚姻交往两种类型分析可看出，前者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内倾化特征，而后者这一特点较为明显。
生活在单位制的工厂里，与包括汉中当地人和东北人为主体的厂里的同事的交往，成为上海“三线人”日常生活交往的主要对象，包括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诸多环节。然而在面临婚姻的选择时，他们中绝大多数选择了同群体内部的成员结合，呈现出较强的内倾化倾向，甚至会对于那些嫁娶当地人的上海人从自身的群体范围内进行一定的区别。被访者林女士因嫁给一位汉中当地人，而遭到同去的上海人的不解。
她长得这么漂亮，竟然嫁了一个汉中人，我们当时都给她介绍过一起的几个上海小伙子，也不知道她怎么就挑了当地人，她爱人前几年车祸去世了，她才能回上海，感觉挺命苦的，现在一个人。(被访者周女士)
大多数人的婚姻是通过他人的介绍与自己单位或邻厂的上海职工结婚，这成为群体不断成长和巩固的重要途径。往往群体内部数十对上海“三线人”夫妻成为交往频率极高的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日常互动中拥有极高的稳定性，成为之后回到上海后保持群体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3．子女教育:群体身份认同的强化
从前文关于语言策略和婚姻交往的选择来看，身处汉中的上海“三线人”已经逐渐从群体内部构建起一定的身份认同，形成一定程度的符号边界，符号边界(smybolic boundary)是社会实在中有关群际差异的共识性的概念区分[1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社会共识性的身份边界，是伴随着群体与外群体之间不断的比较而产生的，无论是汉中当地人、当地东北知青，还是上海“三线人”本身，都感受到这种群体边界的存在。从上海“三线人”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行动中，我们更能从个体的主观行动中看到，在客观上对于群体身份认同的一种强化趋势。
我们这辈子已经够苦了，在外地这么多年，所以一定不能再让孩子再受这种苦，所以我一直对我儿子说你是上海人，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被访者孙先生)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子女的教育，其重要方面指的是从小在其观念中树立自己是“上海人”的观念。例如，穿上海带来的全国最流行的儿童服装，吃上海才有的“万年青”饼干等等。除了这些生活中的微小细节之外，最为重要的是父母从小对孩子的一种身份意识的培养。诸如“回上海”、“回去”等语言在其成长过程中被不断重复，作为父母的“三线人”始终努力在其第二代的脑海中将上海这座城市塑造成他们真正的故乡。
我儿子原本可以考上西北大学的本科，分数在上海只能念大专。但为了能回上海，我们还是决定让他先回来，以后再升本科。(被访者汪先生)
1989年的时候，我在厂里干得很好，还挺有发展前途，但最后主要想到为了我女儿，那个时候也已经快五岁了，不能让她从此就变成一个“小汉中”，所以就决定回来。(被访者司先生)
正如电影《青红》中的父亲角色，几乎所有成功回到上海的“三线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回上海”成了他们对子女成长道路中最为重要的希望，暗示了“反移民化”倾向，而这种倾向从侧面凸显出身处他乡时这一群体身份认同的强化。
(四)契合:集体身份的社会建构与个体认同
从历时性角度可以看到，群体身份认定的动机是变化的，群体标识所强调的重点也在变化。在集体身份建构的第二阶段，即在汉中度过的时期中，上海“三线人”集体身份的社会定义与个体认同之间的关系开始随着时代的转变，产生某种契合点。
首先，时代语境的转变对人们自身的个体建构产生一定影响，不同的语境下，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有着不同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时代语境从理想式的政治高压，转向更为现实性的自我反省，使得从社会定义角度对“三线人”这一群体的认识与界定开始更为贴近现实，对于“苦难”与“伤痕”的承认，并且将之上升为某种集体认同的情感基础，是这一时期对于上海“三线人”群体身份社会定义的重要的内容。
此外，从社会角度对“三线人”群体的认识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从“英雄式”向“平民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恰巧迎合了当时汉中的上海“三线人”作为社会个体的心境，相对于前一时期纯粹理想化的政治口号，这一时期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识更能表达与加强他们对自身境遇的感受，从而促成群体内在的有机联系，提升整个群体成员对集体身份的认同感。
最后，在涉及测量群体关系和性质的程度的研究中，社会学者们往往采取从居住格局、婚姻、社会交往、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变量来研究不同群体关系的社会建构。借鉴移民研究的相关变量，在身处他乡期间，上海“三线人”从个体角度的行动选择，所体现出的一定的“反移民化”倾向也进一步地促进了群体集体身份的认同，从而表现出与社会对群体身份建构的一致性。
在身处他乡期间，集体身份得到社会定义与个体认同的契合，是对于这种群体边界和社会分类有效强化。当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取得一致的时候，群体就会朝着社会定义的方向发生变动，参考社会定义的内容，将其融入到集体身份的内涵之中，这为汉中的上海“三线人”在回城后独特的集体身份记忆和认同的形成奠定一定的基础。
四、回沪后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知青返城高峰的出现，一些上海“三线人”也不甘一辈子离开家乡留在偏远的山沟，通过各种办法先后回到家乡上海，然而大部分人还是直到退休才有机会享受相关的政策得以回沪，此时的“三线人”大多都已经中年。面对时代的日新月异与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对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建构又产生了新的内容与变化，这一阶段中的个体在其“三线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时代语境:个体化与多元化
20世纪末，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思想的全球化，精神、情感的平民化，人格、理想的个性化。在这样一种生态境遇中，原本存在的思想霸权开始走向自我的颠覆，精英文化逐渐被平民文化所解构，这种趋势改变了个体的生活和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随着信息网络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被誉为“第四种权力”，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个体也逐渐发展出相应的反馈机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普通大众可以很轻松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而通过他们的声音和文字，大众的叙述方式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普通大众参与到时代话语的建构当中来，时代话语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说，“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定就是要打破过去的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这种变化还会加快，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样。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个方面的转变……”[11]因此，在这种趋于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考察步入中年的“三线”回沪人员对其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过程，可以发现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之间不同于以往的互动效果。
(二)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
同样受到时代语境和话语实践呈现多元化与个体化趋势的影响，对于“三线人”群体身份的社会定义再次发生变化。“知识青年”、“支内、支边职工”等前几十年国家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这些群体不再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存在于政府的话语系统之内，类似的感性经验，从福柯的观点来看，应当归因于话语系统的变化[12]。政治话语的中心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府工作内容中，可以把经济调整所造成的下岗女工群体作为其关注的对象，而恰恰在这一群体中不乏有很多“知青”类群体或与那段历史密切相关的群体，然而这些群体却很少被单独抽出来考察，来自于国家对“三线”职工的关注较于前一历史时期的明显弱化。
然而，除了国家这一特殊的政治力量之外，仍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角度观察对于“三线”职工集体身份的社会定义。其中，与回沪“三线人”形成最为强烈群体对比的，无疑是当年没有离开上海的同龄人群，从汉中回沪“三线人”的口中，了解到他们是如何感知这些人群对于自身的看法。
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兄弟姐妹，甚至我母亲都非常的冷漠，似乎我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来平静舒服的生活。(被访者解先生)
群体的界定以及群体成员资格的获得，是内群自我界定和外群的社会界定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外群社会界定的导入而引发的共识性的社会评价，使群体自我界定的主观意味具有客观内涵[13]。对于回沪“三线人”而言，来自外群体的看法无论表现为何种形态，都是一种“区别化”的表示，从这些人群的看法中，更多是对回沪“三线人”的同情和不解，尤其在与之存在利益冲突的亲属关系群体中，这种带有消极和排斥色彩的看法往往更为明显。
此外，在掌握话语权的大众传媒的零星涉猎中，仍然能够勾勒出来自社会传媒力量对于回沪“三线”群体大致的认知取向。其关注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三线”职工下岗、回沪“三线”职工落户艰难问题、“三线”职工子女就业问题、住房困难问题、以及对于过往经历的苦难性描述。这些关注角度，大多将群体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上。然而，当社会定义具有明显的消极和排斥色彩时，群体的内聚力反而可能增强，群体边界仍然得以维持，尽管逐渐从主流话语系统中被淡化和分解，然而，从个体的口述中，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其本身存在的意义仍然不能被忽视，甚至开始对其自身的集体身份构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个体自我形象的建构
日常生活世界是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当从汉中回到上海，面对生活急剧的变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三线人”失去了在这座都市中奋斗并享受伴随其飞跃发展所带来的其他城市和地区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感的机会，他们在回沪之后经历了第二次群体性的价值剥夺感。回城后各种社会资本的缺乏和来自社会层面对于集体身份定义的消极倾向，反而促使了群体内个体自身对于集体身份的提升。在现代社会，身份概念本身包含着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14]，人的社会身份越来越具有情境性并常常处于分裂状态[15]，因此，对为自身争取权利、努力重新在上海立足生活的“三线人”而言，他们时常徘徊在“三线人”这个集体身份内外之间。
当发现要得到这座他们日夜期盼归来的城市的重新接纳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时，在汉中期间数十年所坚定的“我是上海人”的城市身份认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动摇和质疑。
回来以后，好像什么都变了，跟不上上海的节奏。自己的想法好像跟环境不太适应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外地待得时间太长了。(被访者张先生)
回来以后才开始觉得上海的亲戚朋友，都不把自己当成上海人看。(被访者朱女士)
重新返城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在绝大多数回沪“三线人”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又一特有的情感共性，成为强化个体对“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认同感的重要促动因素。这种特殊的、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集体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情感认知，在他们身上难以消退，也成为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支柱。
1．户口与住房:作为“上海人”的身份尴尬
20世纪末，上海市政府对支内职工回沪落户给予一定政策支持，政策的“松口”给许多“三线人”带来了希望。然而，随之而来的户口与住房几乎成为所有普通回沪“三线人”面对“回家”最为严峻的困难。
首先，办理落户手续的繁杂，给许多“三线人”出了难题，需要的各类证明多达十几、二十多件，有时甚至需要在外地与上海之间来回奔波办理，所有的程序都需要申报人自己操办，办理资料的审核要求严格，往往办理耗时数月甚至一年多。
我去办户口的时候，那些派出所的接待人员态度很差，而且每次遇到不一样的人说法都不一样，一会儿说我缺少这个，一会儿缺少那个证件，一份证明要我和爱人反反复复写不知道多少遍，手续多得让人受不了，来来回回跑了不知道多少遍。(被访者刘女士)
想到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10分钟，心中真不是滋味，现在先要拿着居住证，在上海住满5年以后才能转为户口，使人莫名生出一种“矮人一截”的感觉。(被访者徐女士)
其次，“三线”职工子女回沪落户，大多数需要在沪亲戚“同意接纳”的书面担保，然而，在我国的户籍管理体系中，户口往往涉及个人利益的方方面面，包括住房，这往往成为其与在沪亲戚的关系紧张的第一个导火索。
我们这批人里面，家里为了落户的事情，和兄弟姐妹闹翻的，太多了，好像怕我们抢他们房子，真让人心寒。(被访者姜女士)
最后，住房问题是困扰回沪“三线人”最为现实的问题，他们中的不少人经历了与在沪亲戚因为房产而发生的争执。
刚回来的时候，我母亲连房子也不给我们住，我和他们吵，才能一家三口挤在一间9平方米的亭子间住住。(被访者司先生)
我记得那时候没地方住，空的时候就带着女儿在外面逛，一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家搭张床睡觉，为的就是跟他们(婆家人)少接触，免得一直吵架。(被访者夏女士)
几乎所有的回沪“三线人”都对回城过程中所遇到的户口与住房困难记忆犹新，一些人内退回沪的人至今还手持的是居住证，让这些昔日的“上海人”深感如今自身身份的尴尬境地。在如今城乡社会结构差距日益拉大的变化趋势中，城市户口，代表着一种身份的象征，作为人们生存的精神需要和公共生活中共有价值观念的结合体，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和行为中。尤其在上海，拥有一张上海市户口，象征着成为上海这座先进城市的市民，有权享受更为优越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张上海户口，成为许多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群为之努力的目标，它代表着一种归属感的明确。同样，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中国传统文化习俗观念的基本内容。从精神层面满足人们的归属感，尤其对于出生和从小生长在这座城市中的回沪“三线人”而言，在上海拥有自己的住房才是他们真正实现“回家”的表现，是其对于“上海人”这一自我身份认同情节存在的基本要求。
任何具有分类意义的符号，在社会人类学中都具有象征的功能。因此，不能否认，户口与住房对于城市中的个体，尤其是对与回沪“三线人”而言，是具有从情感和行动上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相区别的符号，是身份认同的基本尺度之一。符号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对不同社会群体身份的标识和区分，更在于它对符号象征意义和人们价值观念共识的承载。对于他们而言，这种象征意义是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基本维度。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和自身的努力，已经顺利地度过了为实现在上海拥有户口和住房时最为艰难的时期，然而这其中的艰辛与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头一次感到对于“上海人”这一身份认同的动摇，群体成员的共同的感受，使得这种经由个体产生的身份认同变化呈现出集体性的特性，由此集体身份认同表现出共性化的转变路径，“我们是上海人吗?”成为一种集体成员共同的自问。
2．亲属关系:身份认同危机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户口和住房的原因，回沪“三线人”与在沪亲戚之间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利益的冲突，因此，他们中许多人与亲人之间的情感并没有由于长年的分离而倍感亲切，恰恰相反，许多回沪“三线人”被亲人视作“外来者”，和他们原本安定生活的“闯入者”，这种来自亲人的不解和排斥态度，让不少回沪“三线人”曾经深信不疑的“上海人”城市身份认同陷入深刻危机。
直接来自于亲人间关系的疏离过程，使得回沪“三线人”对于自我身份开始有了新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比较，这种潜在的社会心理过程，使他们重新对自我形象进行建构，其原本认定的“上海人”身份认同中产生了新的类别化过程[16]。在日常的社会互动中，回沪“三线人”逐渐建立起新的自我概念，无论内心真正的想法如何，从前文记录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中不少人的确感受到那层客观无形的边界存在于自己与其他上海人之间。
这种几乎难以避免的社会类别化过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与在沪亲属社会交往互动。特定群体或范畴身份的显著意义只有在和他群体的关系中，亦即在与他群体的比较和对比中才呈现出来，我属群体的评价决定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17]。在历史遗留原因和新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三线人”在日常的社会互动中不断产生与原本记忆中不同的社会印象，这种新的社会印象伴随着无时无刻的来自于其他群体的社会比较，不断地被再社会化，逐渐在其自身内化为一种知识系统，强化了社会分类，这一社会心理建构的过程，使回沪“三线人”内心生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概念。
这种社会比较也会加剧群体符号边界的社会建构与生产，并“固化”或“加强”这类社会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内群和外群的差异性比较过程，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对于回沪“三线人”而言所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差异。这种消极的差异来源于他们相对的弱势地位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缺乏，甚至对其而言最为重要的亲属交往网络也面临危机。由此，回沪“三线人”新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最后达成了“自我类别化”或一种“再社会化”，即一种社会分类的自我意识的社会建构。在与本文研究对象谈话时，有些人的话语中出现“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意识，回到上海后的“我们”成了区别于“他们上海人”的称谓。话语称谓中的无意识的转变恰恰体现了本文研究对象回沪后的身份认同危机。需要指出的是，当他们回沪后面对汉中的朋友时，仍然以上海人自居。这种群体边界的相对性，恰恰验证了其特殊而充满张力的集体身份认同状态。
3．老友聚会:集体身份认同的仪式化
个体经历身份认同焦虑后，使得他们需要寻求一定的途径来赋予一个自身身份认同的合理方式。在本文的访谈对象中，回沪后这些昔日在汉中一起工作生活过的“三线人”时常定期举行聚会，这成为他们彼此互相倾诉、寻求身份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从而更加强化了其“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的印记，使集体身份有了新的被感知与重构，“既是上海人，也不完全是上海人”成为集体身份认同内涵的重要转变，并在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得以维系。
群体成员的接近性、相似性和共同命运，在聚会的场合中被聚焦，放大了群体的社会范畴的实体性程度[18]，使得群体的社会边界更为牢固，参与的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对集体的隶属感更为强烈。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友聚会对于回沪“三线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强化集体身份和群体归属感的仪式化活动。对仪式一词最恰切的界定是由卢克斯(S．Lukes)所提出的，用仪式一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9]。我们之所以称其为仪式，而不是典礼或其他名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仪式参与者所诉诸的以及仪式过程中所体现的包含在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中的象征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在聚会活动的场域中，与具有共同经历和命运的群体成员取得有效交流，成为其确认集体身份认同的有效情感表达，这种类似仪式化的活动的价值一旦被群体得到公认，被赋予群体的价值和情感，对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情感也必然具有导向和凝聚的作用。
基本上我是我们这帮人聚会的组织者，我们刚编了一个“汉中机械厂联系录”，有我们几个分厂厂子里的上海人，大概一百多个人的联系电话和地址。(被访者韩先生)
聚会中，谈话的内容总会涉及在汉中生活的年轻时代，他们将彼此视为“曾经一起年轻过”的患难朋友，对青春往事和共同度过的人生黄金岁月的追述，使得怀旧成为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对在回沪后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的交流和倾诉，这些谈话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与群体之外的社会成员交流，是集体内部成员所特有的共同话语。
在康纳顿看来，“仪式的操演性部分上是一个言说问题:对某些典型的动词和人称代词的反复言说。当带来凝聚力的代词被反复宣称的时候，共同体就此形成”[20]。在聚会中，时常出现如“阿拉这批人”，人称代词被反复提及，成为集体成员的具有个人情感归属性的身份的表达。
(四)张力:集体身份的社会建构与个体认同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来自于强势话语权一方，对“三线人”群体高度统一性的社会定义趋势明显淡化，在这一时期占据话语权重要地位的大众传媒中，所能捕捉到的关于和回沪知青类似境遇的“三线人”的话语叙述，又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叙述方式与角度，工人阶级出身以及为国献身等种种光环退却殆尽，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几乎被放置在“弱者”的位置上，不再以整体化的形象成为话语叙述中被关注的主要对象。总体上而言，伴随个体化、多元化的话语叙述方式，国家及社会层面对于“三线人”群体的关注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出现淡化与散片化的趋势。
然而，从个体层面，群体的这一集体身份并没有呈现出相同的趋势，相反，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在日趋个体化的生活互动中，日常生活世界日趋成为身份建构的重要方面。原有社会政治体制中的社会定义逐渐淡化时，集体身份的归属感开始寻找新的合理性存在方式，朝着对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新的身份意识内容，集体身份却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得以维系。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个体参与集体身份定义的各方力量中的作用逐渐上升，言说能力的逐渐加强。在关注群体认同的演变过程中，其本质意义在于关注社会变动中人的适应及位置，本文所关注的三个历史时代社会变迁过程看到的是人的位置逐渐彰显。由此，体现在回城后回沪“三线人”对于集体身份的个体认同与宏观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开始凸现。而话语实践模式的个体化倾向，其背后又是社会权力场域中社会资本在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讨论。
五、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三个时期身份认同与建构的逻辑过程
在纵向脉络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集体身份的个人认同与社会定义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某种“对话”。从权力实践的角度而言，不同话语时代，政治语境各不相同。在第一段时期，极左的意识形态仍然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占完全主导的地位。群体边界的外在规定性占主要因素，其内部成员自身对集体身份的认同程度却很低，而在强势的外在社会定义面前，采取表面依附的姿态。在第二段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权层面参与到与国家的“合谋”，通过“伤痕与苦难”的情感诉说，把一代人整合在一起，这种策略恰恰迎合了集体成员所面临的处境与个体心理变化，从而在社会与个体层面对于集体身份的认同走向契合。在第三段时期，虽然国家并没有放松过对话语权的控制，但随着时代技术与语境的变化，“伤痕”这类词已经难以代表或整合起一代人，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特有的互动模式，使得被言说者自身有机会参与到话语权的分享中，日常互动的情境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定义来源，来自个体层面的力量成为集体认同的主要力量，进而与社会层面对集体身份关注的弱化趋势形成张力。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于国家层面制度性安排对于集体身份形成的先赋性给定，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社会分类的逻辑。这种制度性安排、分类的过程强调的是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社会身份、家庭背景和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消费品味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情况;而从“三线人”的人生发展轨迹看，更多的是一种先赋性的社会决定以及受这种先赋性所影响或制约的后致性获得，例如个人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社会互动模式、居住格局以及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等等[21]，同时，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与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将自身设置于“自我群体”之中。这些因素构成了群体符号边界[22]形成的最初动力。
其次，从社会认知或社会比较的角度出发，具体实践中不同群体符号边界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同样是群体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关注社会建构的同时，探讨“三线人”在历史因素及制度安排作用以外，是如何通过社会心理建构而成为一种社会实在也同样不可忽视。在“三线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认知系统中，包括一种视为当然的“背景知识”，即一种非反思性知识，类似于舒茨的“手头的库存知识”，这种知识系统源于社会结构性安排和资源分配结果[23]。诸如，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强烈的城市文化记忆和遍及生活所有细节的惯习，促使“三线人”始终将“上海人”视为自身认同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与此相对应，在他们身处汉中和回到上海，分别面对不同社会其他群体时，外群体对于“三线人”的社会认知也同样基于某种原有的背景知识之上，例如汉中人眼中的上海人“比较爱干净”、“花样经很多”;在沪上海人眼中的回沪人员是生活的“闯入者”、“陌生人”等等。这种认知呈现是基于个别化场景而形成的社会类别意识，在社会心理学中体现为一种“个体内过程”(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process)，即关注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组织其社会知觉、社会判断、社会比较、社会评价和社会情感的规则和机制。在包含了日常的社会互动模式中的社会印象或社会比较中，“三线人”集体身份边界不断地被再社会化，进一步内化社会分类，是一种社会心理建构的过程，同时，在具体的生成、演变轨迹、演绎路径中保持这群体的一种动态持续性的自我认同。由此，我们从对“三线人”集体身份认同与建构过程的分析，看到了参与群体边界形成的主要力量如下图所示:
借鉴自潘泽泉《社会、主体和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一书。
在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来自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对“三线人”集体身份构建的嬗变，群体符号边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强度不断发生变化。
(二)讨论:时代变迁中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正如本文一开始便提到的，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类别的存在，是个体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社会定义相互博弈、协商的过程。因此，在分别对回沪“三线人”通过三个时期建构集体身份及认同的过程分析，大致可以看到宏观、客观的社会定义与微观、主观的自我认同两个方面在这一集体身份建构中的变化过程。在三个时期的历时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身份的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呈如下变化(见表10-1)。
表10-1 回沪“三线人”集体身份的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
由此，我们看到，人们在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经过个体与外界的复杂互动过程，其中包括社会对新的身份体系的建构和社会成员对变动性身份及规则的接受、吸纳和拒斥等反应，从而伴随社会结构和时代的转换，建构起一种集体身份的形成路径。
在这里，“三线人”在后期对自我形象建构的强调，对集体身份的重视尤其值得关注。相对于宏观的制度与结构因素层面的分析，在当前一个日趋理性化、现代化、个体化历程不断加快的城市社会，以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来分析“三线人”，关注其如何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被动的个体从社会中下层获得动力以及生活策略的过程值得思考。
社会变迁带来的时代语境的转变、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来自于社会层面对群体定义的变化，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过程的交错，社会急剧变迁对个人的生活境遇及地位和处境带来的影响，使得“三线人”群体不得不面对从所未有的身份焦虑，这是一种个人、历史过程与国家相互推拉与强化的结果。回沪“三线人”和返城知青群体相同，在回到家乡后往往被视为城市空间的“他者”，然而同时还存在一种“自我”的主体性实践的事实，他们不完全是“沉默的他者”，而是拥有自我构建能力的自主生命。在面对身份焦虑所产生的人生价值危机之际，他们急于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构建自我身份，表现出群体对“三线人”集体身份的强调与维护，以此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寻求自我合理的安排方式。这也回应了前文所提到的，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出现了新的更为有利的社会意义的他人定义，同时既有的社会定义依然有效时，人们既维持已有的群体归属，同时又向着对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新的集体身份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返沪知青和回沪“三线人”的维权事例，在与本文被访者的谈话过程中，时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与话语——“我们这一代人，为了国家奉献了青春，老了回来，国家就应当对我们负责任”、“我们外地回来的人就要团结起来，不能让政府把我们给忘了”……从这些日常实践和话语中，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自我参与在“三线人”集体身份的构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自我在人格中的独立部分被显现，执行着重要的构建功能，成为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保证。由此可见，伴随社会结构转型，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自我身份构建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在回沪后面对上海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处于社会“弱者”和“他者”地位的“三线人”对于集体身份的不断强调，并凭借对集体身份的突现，从而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益，建立一种主体力量的培育和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为自身身份焦虑寻求一种释放途径的表现，也是他们重新寻求弥补人生价值方式的表现。
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到在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集体性的自我认同才是集体身份得以有机而牢固建构起来的关键因素，因为不同于个体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基于集体层面的认同往往是一种长期的结构力量的结果。我们看到，在他乡和返沪后的过程中，集体内聚力在一个较为长的时期中得以不断加强，尤其在返沪后与同辈外群体的比较过程中，集体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离沪之初对于集体身份的定义中看到，在自我、群体与社会之间，社会定义力量的强大，然而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群体是脆弱和不完全真实的，尽管个体自由选择的意识被特定时期的社会力量所覆盖，但缺乏集体认同的现实使得这种情况下的集体身份的建构徒有外在而缺乏长期的生命力。“三线人”个体与社会发生互动，参与对集体身份的修改和再定义的行动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使得我们看到个体对集体的认同力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战胜来自社会层面建构的弱化，而形成张力。依托个体对集体身份认同深化的建构过程，对于集体成员本身而言是更为有意义的方式。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种社会角色的产生与回归
在社会学中，角色这一概念是指社会中某个族类的人们被认为应该担当的，或者在现实中被分派去承担的职责、工作[24]，这也就是说，一个群体的社会角色首先来自于社会层面对于角色行为的期待。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三线人”的社会角色在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社会层面对于“三线人”的角色认定和期待也经历了巨大反差的过程，由此，不难引申出关于对“三线人”这一社会角色产生与回归的思考。
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通过对角色的分析可以从某种角度了解社会结构的变动。围绕角色概念的丰富含义，社会学也相应地发展出结构角色理论、角色过程理论、角色表演理论，这三种理论范式，尽管各有侧重，然而却揭示出从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两个层面对社会角色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对立，导致了吉登斯(A．Giddens)、布迪厄(P．Bourdieu)等一些社会学家的新方法论。前者提出了社会建构的两重性问题[25]，而后者提出了“实践性”与“习性[26]”等概念，其目的都在于说明行动者(agency)与社会结构(structure)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作为联结社会与个人与其相互关联结构的中心概念，对于一种角色的形成与变化研究，更深一层的关注焦点在于，基础的、基层的社会秩序怎样得到维持。本文在通过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对回沪“三线人”身份建构的分析的过程和结论中，更多将落脚点放置在群体成员的主观性因素使得群体集体身份认同得以维系，而较少探讨这一群体的集体身份的建构使其在社会宏观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以及探寻群体身份建构和认同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来自社会结构等深层次原因。从回沪“三线人”这一身份最初被社会舆论生产出来，到最终回归于内群体范围的局部身份认同，探寻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被期待的在社会中的位置、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认同和行事规则等合法化理由是否发生变化，对于反观社会身份关系结构、社会整合等问题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1]这里所指的知青更多意义上指的是上山下乡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知青群体。
[2]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4]［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莫里斯·罗森堡、拉尔夫·特纳:《社会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孙非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7]《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 node66268/node66277/node66329/node66390/userobject1ai62337．html。
[8]王琼:“‘伤痕文学’作为话语的权力书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9]Bailey and Benjamin H，“Language，Raceand Negotiation of Identity:A Study of Dominican Americans”，New York: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2002．
[10]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1]［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2]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1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Tajfel．Henri，“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5]［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版。
[16]潘泽泉:“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社会》2007年第4期。
[17]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8]Sherman，S．J．指出，群体成员的接近性、相似性、共同命运，这些属于充分条件，是群体实体性的一种度量指标。
[19]陈宇光:“论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阐释”，《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0]何汇江:“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
[21]潘泽泉:“社会、主体性和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22]方文在《群体符号便捷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中对“群体符号边界”的定义是“符号边界可界定为社会行动者在对人和物进行分类时所获得的概念上的区分，并且这种区分是社会共识性的。而群体符号边界，即使社会实在中有关群际差异的共识性的概念区分;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就是群际符号边界。”
[2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4]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5]［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李康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6]［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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