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从贫困标准的水平来看，相对贫困要明显高于绝对贫困。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线，主要政策目标是避免贫困者的生存危机。发达国家一般采用相对贫困线，即要保证贫困者过上“可接受生活”（Decent Life），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绝对贫困线，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食品等必需的生活开支，而那些接受低保的人就是绝对贫困者。基于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的思考，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这些人就是本文所说的城镇相对贫困者。同时，正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另外一种城市贫困的严重性，即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者不仅是那些低保对象，还应包括那些收入虽然高于绝对贫困线但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的人。这些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收入有时候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有时候又在绝对贫困线以上。（2）收入尽管暂时高于绝对贫困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家庭成员年龄结构的变化、子女上学和疾病等），迟早要掉入绝对贫困线以下。（3）收入基本上稳定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之间。不管这些人最后是否成为绝对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但总体看来他们承受着远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大的社会风险。

与绝对贫困者相比，相对贫困者具有明显的不可视性（invisible）特征，这又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公众不可视性。绝对贫困者由于其生存状况太差，因此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而相对贫困者只是我们周围的普通人，和我们一样工作、生活，因此很容易被社会公众所忽视。其次是政策不可视性。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策体系下，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城镇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绝对贫困者），福利制度建设和供给也主要围绕这部分人，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廉租房和其他社会救助政策等。实际上，由于低保的福利含金量非常高，以至于一些人极力“争取和保住低保资格”，而不是积极“摆脱低保”。相反，对于有工作、有一定收入的低收入者，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关注明显不够，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社会政策的盲点。与绝对贫困相比，关注相对贫困问题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如果将低保线看做绝对贫困线，那么我国城市中的相对贫困者是指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但高于低保线的人，即不包括涵盖在低保制度中的绝对贫困者。但相对贫困问题同低保制度紧密相连，如果相对贫困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很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人很可能掉入绝对贫困线以下，成为低保对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对贫困群体的规模决定了低保对象的规模。

第二，相对贫困主要不是关注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因此，其应对策略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救助制度能够解决，而是需要对包括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策等一整套社会政策体系做出调整，并辅之以税收政策及其他缩小贫富差距的收入分配手段，这一点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尤其重要。

第三，相对贫困问题关系到长期社会稳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对贫困者的规模已经基本稳定，而且数量并不是很大。如果将城市接受低保的人看做是绝对贫困者的话，那么本世纪初期开始，绝对贫困人口一直保持在3　000万人左右。相反，随着城市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相对贫困者的规模相当大。因为存在大量相对贫困者，并且以此为主体逐渐形成所谓城市底层社会，所以有学者将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称为底层大、上面小的“金字塔”。因此，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来减少相对贫困群体的规模，使我国的社会结构从“金字塔”转变为“橄榄形”，推动庞大中产阶级的形成以维护社会稳定，应是我国学术界贫困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第四，相对贫困关系到社会公正问题。由于相对贫困群体主要是由低收入的劳动者组成，而传统贫困观认为贫困是由于懒惰或劳动能力不足造成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为什么努力工作的人却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即工作贫困者（working poor）问题。而大量工作贫困者的存在直接冲击的是社会公正和价值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