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贫困原因的群体差异及政策内涵

理解贫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对贫困相关的影响因素分析，才能更好地认识贫困问题，从而制定相关社会政策。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收入过低。为了进一步分析两大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原因，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建立模型。在模型中，每月平均家庭收入是因变量。由于城市低收入职工和农民工具有显著不同的群体特征，因此本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

首先来看影响低收入职工收入的相关因素。本文假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未成年人数、家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家庭残疾人数、家庭长期病人数都有可能是低收入职工家庭的贫困原因，因此这些因素都被看作是自变量。在所有自变量中，除了年龄、家庭人口规模、未成年人数、残疾人数、老年人数和长期病人数为连续变量以外，其他均为分类变量。所有分类变量均处理为虚拟变量。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解释模型，并估计所有自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8-1：

表8-1　低收入职工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对各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注：表中性别虚拟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参照类、婚姻状况以从未结婚为参照类、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类。

从模型的统计结果来看，现有因素的解释力非常高（R2＝0.802）。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6.209，P＝0.000＜0.01，说明模型的数据拟合程度非常好，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适合建立线性模型。从表8-1可以看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有三个：（1）长期病人数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即家庭每增加一个长期病人数，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要减少1127.888元。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非常吻合的。“因病致贫”是我国当前社会政策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如果家庭有长期病人，不但可能意味着丧失家庭收入来源，而且还会将原来的积蓄拿出来治病。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2）政治面貌显著影响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与普通群众相比，中共党员的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要高出2　099.436元。政治身份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说明，在仍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社会福利企业中，组织资本可能非常重要。一般说来，党员往往是这些企业的精英，他们大都处于管理层位置，因此收入自然也要高于其他普通劳动者。（3）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每月平均家庭总收入比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人高出2　936.711元。文化资本影响家庭收入早就被很多相关研究所证明。在社会福利企业里，大部分职工只有是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既可以担当企业的管理者，也可以是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收入自然会高一些。

再来看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在自变量的选择上，除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以外，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所在企业性质都将被假定对农民工收入产生影响。在所有自变量中，除了年龄为连续变量之外，其他均为分类变量。分类变量均处理为虚拟变量。由于数据中的因变量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并不是连续变量，因此这里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8-2　北京市农民工月收入对各自变量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注：①a.表中性别虚拟变量以男性为参照类；b.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已签订劳动合同为参照类；c.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类；d.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类；e.企业性质以三资企业为参照类；下同。
②表中因变量以1　501元以上为参照类。

从表8-2可以看出模型的卡方值（Chi－Squa）为1　649.650，P＝0.000＜0.01，因此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从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年龄对于农民工收入没有影响。（2）女性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3）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其收入要显著低于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4）未婚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低于已婚农民工。（5）受教育水平为文盲、小学、初中的农民工，其收入要显著低于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而受教育水平为高中、中专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农民工，其收入与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没有显著差别。（6）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性质并不影响农民工的收入。

只有针对贫困产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低收入职工和农民工的贫困产生原因有所不同，因此其相关社会政策的重点也应有所区别。结合实证部分对收入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于低收入职工来说，影响家庭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庭长期病人数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家庭的长期病人数越多，其每月家庭总收入越少。“因病致贫”是我国当前社会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从低收入职工医疗负担的情况来看，那些有医疗保险的职工家庭其主要问题在于自负部分超出了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如果家里有长期病人的话，那么其贫困问题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因此在当前如何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问题上，不仅需要考虑如何扩大覆盖面的问题，而且还需要进行医疗保险制度内部结构调整，适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险受益标准。二是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低收入职工的家庭总收入，文化程度越高其家庭月收入越高。文化资本影响收入是早已被许多研究证实的事实。不过，低收入职工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文化程度较低而且年龄已经偏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这些人重新接受学历教育已经不太现实，因此社会政策的重点放在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更理想的选择。

再看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来看，决定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人口学因素，尽管年龄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并不明显，但回归结果也显示男性农民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性别因素如何影响收入也是比较学术界探讨较多的问题。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来，男性收入高于女性是一般趋势。农民工收入的性别差异说明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领域的性别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收入保障。二是文化程度影响农民工收入。总的看来，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的收入也越高，并且这种差异也是在低收入组更加明显。尽管文化程度影响收入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农民工大都学历较低而且职业技术水平较低，因此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谁来为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投入。农民工不同于城市下岗职工。各级政府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但农民工通常由于不属于城市居民而难以享受这些资源。同时，由于自身的贫困状态，他们往往缺乏经济力量进行自我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农民工如何获得职业培训资源应成为社会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三是劳动保护因素。回归结果显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其收入显著高于未签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究其原因可能是能够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一般说来是比较正式的工作，因此收入高一些。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很可能是短期的、非正式的，或者是自雇性质的工作，因此收入低一些。此外，如果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容易导致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而使得工资被随意克扣的现象发生。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讲，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而且有助于增加农民工收入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