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和下岗,都是劳动力的过剩。但有一定的区别。所谓失业,是指那些有能力工作又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而下岗,是由于企业结构调整,将富余人员剥离与分流。下岗职工与企业仍保持着劳动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两个都是新名词,但翻开新中国的发展史,却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60年代,由于3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减产,城市粮食供应相当困难,为了渡过这个难关,在国家的号召下,城市企业的许多职工下到了农村。由于当时在农村还勉强有一口饭吃,因此一些受不了饥饿折磨的城市职工自愿下放到农村,不少人将户口也转到乡下去了。这就是60年代搞下放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刚刚到天安门受到了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小将们,回家来却发现没有事可干了。几千万青年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凭借他个人无与伦比的威望,一声号召,2000多万城市青年便背起背包下到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棘手的就业难题,被毛泽东用政治运动的形式解决了。不过待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热情一退,便又像洪水一样回流到了城里。
80年代的下海,则基本上是城镇干部职工的自我选择,而其动力则是经济的因素。
以上3次,表面上都分流了一部分人,减轻了就业的压力,但实际上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因此,待到90年代,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就业的矛盾便一齐暴露出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带福利性质的高就业政策,加上城乡差别越来越大,60年代下放的职工后悔了,于是纷纷要求落实政策回城;70年代下乡的小青年发现“广阔天地”呆久不得,于是也通过各种渠道返城,并且宁愿到天安门广场去卖大碗茶也不到乡下去了;80年代下海的一群自恃头脑灵活的人士,最后也发现海里也不是好玩的,于是纷纷上岸,重新捧起了铁饭碗。
以上几种因素,再加上60年代的人口膨胀,到现在形成就业高峰,于是,中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紧张,失业率逐年上升。而与此同时,过去硬塞强挤进企业的人员,名义上就业了,但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事分给三个人干。其结果,不仅是一个人的饭要分给三个人吃,而且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最后“同归于尽”,或者停产,或者破产,职工不想下岗也只能下岗了。
下岗职工增多,不是中国改革的失败,恰恰是中国改革在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不是说风凉话。当前的下岗职工,主要来源于按现代企业制度对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制。目前全国32万户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的1/3,而正是这一过程,产生了前述的下岗职工。同时,这是剥离冗员减轻企业负担的一个过程。目前国有企业人数中,明亏企业的职工人数有2000余万,潜亏企业的职工人数也有2000多万,非亏损企业的职工人数有6000多万。根据经验,改制中明亏企业一般有1/3职工下岗,将产生700余万下岗职工;潜亏企业一般有1/4职工下岗,将产生500万下岗职工;非亏损企业改制也会产生1/10的下岗职工,即为600万左右。三者加在一起,约为1800万。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下岗,对于下岗职工来说,虽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副不得不吃的苦药。所以,中央提出的政策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也就是要通过下岗来分流冗员,通过减员来增加效益。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随着企业改革开放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1998年2月,朱镕基在天津考察后认为,当前下岗职工较多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就不能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有意思的是,这不只是中央决策者的想法,同时也是千千万万职工的认识。就是已经下岗的职工,虽然下岗的滋味绝对不好受,下岗后的生活也确实艰难,但与以往没有工作就去找政府要饭吃的情形不同,他们默默地咽着这枚苦果。他们知道,骂娘没用,找政府没用。企业已经被人员膨胀拖垮了,不下岗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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