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及其《大同书》中的大同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成年后,他逐渐形成救亡图存和济世救民的变法维新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是成书于1901—1902年间的《大同书》。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同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大同说和西汉时期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理论。他说:“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2]。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的。在《大同书》中,他认为当时中国那样的社会是“据乱世”,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是“升平世”,未来的大同世界则是“太平世”。康有为的这种历史理论,即使同19世纪初期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理论相比,也显得很肤浅。但是,面对当时中国封建守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它仍然有其破旧立新的进步意义。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以很大篇幅对古今中外的私有制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他列举“贫穷之苦”、“劳苦之苦”、“奴婢之苦”、“苛税之苦”、“刑狱之苦”、“妇女之苦”等等三十八种苦难,说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球,无不是一片忧患凄苦的景象。在对这种景象的描写中,康有为虽然混淆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界限,说富人也有产业倒闭破败之苦,贵者也有倾轧失官之苦,但对劳动人民的境遇显然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他说,在土地私有的中国,占有土地的地主“率非自耕”,而从事耕作的众多佃户“出租既贵,水旱非时,终岁劳动,胼手胝足,举家兼勤,不足事畜,食薯煮粥,犹不充饥,甚者鬻子以偿租税”。那些无田可耕的人更是“饥寒乞丐,流离沟豁”,苦不堪言。他还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贵贱尊卑的等级制,认为凡是等级繁多而森严的地方,就会象印度那样,“人必愚而苦,国必弱而亡”;凡是消灭了等级制的地方,就会象美国那样,“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明确提出了这个制度中的农工商业不能对社会所需物品进行“统算”,各个资本家都各自为谋,互相竞争,这不仅使千百万人“劳于无用”,使无数有用之物白白浪费,而且坏人心术,酿成祸乱。

康有为的《大同书》,详尽地描述了他所构想的大同世界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于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他在描述这个世界时说:“若工事之情,制造之奇,汽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之电渡海,比之中古若新世界矣;商运之大,轮舶纷驰,物品交通,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之异境”^[3];衣、食、住、行都很方便,且舒适;那时“机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劳”,每天劳动时间只需3、4小时,甚至1、2小时,其余时间则可“游乐以养魄,读书以养魂”^[4]。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的社会,是废除了私有制度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康有为明确指出:“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5]在农业方面,凡天下田地皆为公有,私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工业方面,一切工厂、铁道、轮船归公,不许私人占有;商业方面,所有商业统归政府。在这个生产资料公有的世界中,由公政府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公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和商部,按全部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的不同条件,有计划地安排生产、运输和消费。这样,社会的产品既能充分满足全人口的需要,又不会被无谓浪费。

关于大同世界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所设计的大同世界是没有国家的。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兵灾战乱,都是由于“国界之立”的缘故,因此他主张“去国界合大地”。他设想去国界须经过循序发展的三个步骤:“有各国平等联盟之体;有各联邦自行内治而大政统一于大政府之体;有削除邦国之号域,各建自立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之体”,并强调“凡此三体皆因时势自然以为推进,而不能一时强合者也”^[6]。只有到了第三步,才“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7]

关于实现大同世界的道路。康有为不但构想了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而且设想了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和17世纪意大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一样,他认为家庭的存在是私有制存在和延续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消灭家庭是废除私有制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他主张,把现行的终身婚姻改为有限期的婚姻。以情相好的男女订立不超过一年的交好之约。但均不复名为夫妇,盟约期满后男女双方既可续订,也可另觅对象,所生子女均由公政府的有关部门收养教育成人。这样行之六十年,全世界就不复存在家庭,各家私产就可因无人可传而全部归公。“全世界之人既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矣”,没有私有财产和没有国界的大同世界就会很容易地成为现实。

康有为的这种大同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8]但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仅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能够起到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而且由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弊病的揭露而能起到社会主义的启蒙作用。所以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