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总的说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说来,是因为:

第一,这一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社会主义只有符合内在规律才能蓬勃发展。所谓符合内在规律,主要是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时代主题和本国国情相结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对揭示社会主义运动规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比如,“特色道路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律。“改革动力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政治保证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的揭示,使得社会主义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竞争中,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说它具有继往开来的的意义,是说它既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就联系来说,它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符合其基本原理的,它的一切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运用。然而,它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区别。比如,在理论的基本内容上,一个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个探讨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奋斗目标上,一个要推翻旧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求得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的解放,一个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斗争的基本方式上,一个是要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以武装斗争为最高形式,一个则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以和平的方式,改革旧的体制,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变革中得到解决,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不同表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上发生了变化。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虽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许多原则性论述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但由于当时的历史任务和实践所决定,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主要是围绕如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展开的,其核心内容是政治革命;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则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展开的,其核心内容是发展生产力即把经济建设摆到中心地位,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其继往开来的主要标志。

第二,这一理论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新的丰富内容构建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4]“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例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首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这一科学论断就从最高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问题。再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破除传统观念,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在程度不同地利用计划和市场发展经济,但并没有改变各自社会制度性质的客观事实出发,第一次科学地回答:“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两者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是决定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东西。所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7]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破除了人们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等等,都是邓小平同志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的新的武器。

第三,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理论是制定党的路线的理论基础,而党的路线则是理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党的十三大表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它既不同于建国后过渡时期的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实现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也根本区别于从1957年下半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那条错误路线。这是一条崭新的政治路线:其一,实行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即从过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和基础。其二,实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转变,即从过去的“固守成规”和“封闭”搞建设转到走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既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经济体制,并相应地搞好包括政治体制等在内的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在生产力方面进行技术革命,把发展教育和科技摆到战略地位,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促使生产技术的进步,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带动四个现代化。同时面向世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场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真谛和根本所在。其三,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改革开放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又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其顺利进行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总之,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集中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天能有这样的蓬勃生机与活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险,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19]这就为一切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范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

第四,这一理论是我们迈向21世纪的光辉旗帜,又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有理论创造精神的党。在建党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一个有五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战斗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生命力。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上遇到的挫折,西方有人预言,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灭亡。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整个国家生机勃勃。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的工作也有过某些失误,但是这些成就和进步举世瞩目,是人们普遍地切实地感受到了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在苏、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人震惊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一枝独秀。它象一盏明灯,使处于低谷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因为它不仅揭示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而且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它向世人昭示: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就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0]只要我们坚持走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规律,社会主义运动就能由低潮走向高潮,走出低谷,赢得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释】

[1]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1993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

[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68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5]参见《毛泽尔选集》第5卷,第400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8]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27、38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27、38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27、38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2—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2—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73、373、37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73、373、37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73、373、37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73、373、37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9]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