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始终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一些正确的政策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古杰拉尔主义的外交政策在高达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其后的政府并未真正把古杰拉尔主义外交政策视为必须要实施的外交战略，失去了古杰拉尔主义外交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使得印度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好时坏，异常反复。
印度人民党与印度国大党在大国战略上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印度人民党认为印度精神文明不仅在世界文明史上拥有辉煌的地位，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世界中更具有特殊作用，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必须与此相适应。为了得到世界大国的承认，印度人民党认为一个必须采取的重大步骤就是跻身核俱乐部，同时重视增强常规军事实力。[12]在1996年以后的历次大选中，人民党都把发展核武器作为承诺条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党的新政府建立不到两个月，就于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在拉贾斯坦邦的波卡兰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
印度为实施核试验制造的中国 “威胁”论，令原本得到改善的中印关系再次蒙上阴影，并且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信中，把印度核试验的原因归咎为中国的威胁，“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十年左右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继续存在，这个国家还从物质上帮助我们的另一个邻国成为一个秘密的核武器国家，从而加剧了这种不信任”[13]。结果克林顿把这封信在 《纽约时报》公之于众，这让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十分尴尬。
印度人民党在执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的同时也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行事。这表现在它继续实行国大党和联合阵线政府的经济外交和全方位外交政策，继续努力寻求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也谋求进一步改善。对南亚较小邻国，瓦杰帕伊表示印度将更加注意体察它们的需要和要求。对巴基斯坦，印度一方面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强硬，强调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越境恐怖活动，因此在边境大量陈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灵活性。
1999年，瓦杰帕伊创意的 “巴士外交”，开通由德里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长途汽车线，并乘坐第一班车到巴基斯坦会见巴基斯坦领导人谢里夫。双方发表了拉合尔宣言，表示要创造条件，加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双方还承诺在核武器领域要互相通报信息，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发生意外情况。然而，在1999年5月，印巴双方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卡吉尔地区再次发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武装冲突，这次冲突是自1988年以来，印巴两国之间爆发的无数次冲突之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冲突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方面的一次性渗透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刚开始巴基斯坦占上风，但印度出动空军参加行动，巴基斯坦军队最后撤退。这次冲突仍然以印度的获胜而结束。
2001年6月，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穆沙拉夫取代谢里夫成为巴基斯坦领导人，同年7月，瓦杰帕伊与穆沙拉夫在印度阿格拉会晤，都表示要创造条件，努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而就在同年12月13日，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的恶性事件，两国关系又紧张起来。印度在印巴边境陈兵百万，但在国际社会的调解和施压下，双方都保持了克制。到2003年以后，印巴关系又明显有所缓和。2007年，虽然印巴双方经受住了贝·布托被暗杀的巨大震动，但总体上印巴双方的关系仍然十分僵硬。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印巴关系的根源克什米尔问题和敌对的国家基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双方在克什米尔还在不断爆发冲突，如果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印巴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化；由此印度改变南亚政策的尝试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印度的世界大国梦仍然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的南亚政策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1]［美］斯蒂芬·科亨著，刘满贵等译：《大象与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1页。
[2]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3]张力：《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年，第41页。
[4]［瑞士］吉尔伯特·艾蒂安著，许铁兵、刘军译：《世纪竞争：中国与印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5]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6]转引自：吴永年、赵干成等：《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7]吴永年、赵干成等：《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8]［美］斯蒂芬·科亨著，刘满贵等译：《大象与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9]吴永年、赵干成等：《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11]I．K Gujral，Continuity and Change：India’s Foreign Policy，“Prologue”．New Dehli：Macmillan India Ltd．，2003，pp．ⅩⅦ－ⅩⅧ．
[12]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8页。
[13]转引自：吴永年、赵干成等：《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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