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初期，多数社区及村民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价值认识不充分，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既无评估机构，又缺乏客观、准确、统一的衡量标准以及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少数民族社区往往会低估自身文化资源的价值，尤其是一些无形的文化资源，要么无法发现，要么被视为无价值、落后的东西。这就产生了三种后果：一是使得旅游资源开发收益的绝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少数能认识到自身文化价值且率先开展旅游服务的人群，逐渐形成社区精英群体，如洛水村最早开展餐饮住宿接待的老村长茨如而车等人；二是形成了外来经营户的各种投资和经营活动的“跨界捡漏”；三是具有文化资源价值评估能力的旅游资源开发企业和政府部门，凭借单方面的信息优势和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未来价值的专业估价能力，可以廉价或免费获得文化旅游资源的使用权。这就使得当地社区及村民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仅仅成为资源的表现者、免费资源的提供者，在参与过程中仅仅通过提供简单劳务等获得微小收益，主体地位边缘化使其在传统文化商业化、快速消失、社区社会结构变异面前无能为力，更无法成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最大受益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旅游资源的财富效应、大众信息传播及社区村民对旅游业的参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整体经营意识有所提高，他们开始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资源、重新发现自身文化资源的价值。对旅游业早期因自身认识误区、价值发现能力低、缺乏议价能力等所导致的文化资源低价或免费提供行为进行反思，表现出新的利益分配诉求。如傣族园的曼听村，旅游业发展之初，大多村民没有意识到自身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除对土地价格关心外，对其他旅游项目的开展基本上成为旁观者，即使是当初不收取门票，村民也无异议，但随着景区游客的增加，旅游收入的快速上升，才发现自身文化资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能够产生财富。公司门票政策实施后，利益分配矛盾日渐突出，也成为村民、企业利益博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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