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中国的，年画是民俗的，年画是童年的印象，年画是故乡的梦境，年画是20世纪的故事，年画是祖宗先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先人希望好事成双，希望神虎镇宅，希望百福临门，希望天下太平……他们把所期冀的一切表现在年画里，因为只有在“年”里，他们的生活才最接近理想。今天，当我们翻开一幅幅画面虽略显陈旧，色彩却依然光鲜的年画，眼前会自然浮现出这样的景象：数百年前的父老兄弟们恭恭敬敬地把财神菩萨请上神龛，把不同内容的年画贴到墙上，然后用小笤帚轻轻地刷拂，让它们妥帖地粘好。紧接着，喜庆的鞭炮冲天而起，在热闹的炸响声中，孩子们欢呼雀跃起来。五光十色的年画装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梦，点缀着他们一代又一代平凡的生活。时光流转，现代生活改变了我们过年的形式，古老的年画也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是那份醇厚的回味却依然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这里，就让我们先稍稍回溯一下中国年画走过的历程。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草船借箭》
年画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民间的造型艺术，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长期以来，各地年画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不仅仅在于画面热闹紧凑，色彩鲜艳夺目，以及人物俊俏，画题吉利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题材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它表现的内容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我国早期的年画都与驱凶辟邪、祈福迎祥这两个母题有着密切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年节装饰艺术，如画鸡于户，画虎于门等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社会性的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从最早的桃符、苇索、金鸡、神虎，到神荼、郁垒，再到后来的庞涓、赵云、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和钟馗、天师、东方朔等神仙，其间有着一条鲜明的发展轨迹。而福寿天官、当朝一品、加官进禄等吉祥题材，也是当时民众最喜欢的内容。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节期间出售年画之类吉祥装饰品的景况，从中可看出当时年画的张贴已普及于城镇居民之中。明代时期，小说、戏曲插图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有很大促进，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内容得到重视，年画的创作印制和购买张贴逐渐发展为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年画的一些典型题材，如“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已趋于定型；饾版拱花技艺的发明，使年画的印制更为丰富多彩；年画的几个最重要的创作基地：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和苏州桃花坞，也均在明代兴起，并已俨然成市，有了较大规模。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阶段，康、乾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盛世，为年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清初年画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在题材上，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由于各地年画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在表现手法、形式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杨柳青年画因临近京城，深受宋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画面精细绚丽，颇具皇家气象；桃花坞年画出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擅长描绘盛大的场景，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而杨家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又受四川古文化的影响（杨家埠杨氏祖居四川梓潼），作品风格质朴、简洁，乡土气息浓郁。上海是中国近代崛起的文化大都市，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都不会甘于寂寞，年画亦是如此。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异军突起，成为年画生产的一股新兴力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年画创作的海派风格，并成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的最后一个繁荣阶段！
苏州桃花坞年画《新彩昭君跑马》
年画，是沉积于中国农耕社会的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它直接反映了市民百姓的情感和愿望，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氛围。中国民间社会有一些非常稳固的精神内核，即使遇到战乱、灾荒等，也能很快自我修复。比如强调家族血统的纯洁和延续，要“裕后光前，慎终追远”；比如强调知足、守常，追求个人与家族、社会以及自然的和谐等等。而年画，就是绵延不绝传递这种民间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些粗犷率直、简朴飘逸的绘画作品，承载了中国悠久而深长的民间文化，它让美术从文人画的冷逸格调转向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千百年来老百姓以此建立起了精英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年画的鲜明特色之一在于它的朴实直露，毫不掩饰地表白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看看当时的年画：男耕女织、五子登科、劫富济贫、财多福多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归根结底，不外乎安居乐业、人财两旺。这种对于生活的最基本需求的表达，与文人画冷逸含蓄的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年画内容，历几百年而不变，代代相传，为老百姓所真心喜爱。通过一年一次的仪式，中国人将这种稳定的价值观一代代传续下来。各地年画中有许多这样的范例，例如有一幅名为《黄金万两》的晚清年画非常典型。这是一幅过去商家喜贴的装饰画，图中头扎双髻的善财童子，右手举双鱼如意，左手执“日进斗金”彩旗，脚下为聚财宝盆和元宝盈满，头顶上方为“黄金万两”的联笔减画，四周绘彩凤、双钱、方胜、宝珠等吉祥物，气氛欢乐。一幅小小的年画，集众多吉祥祝愿于一身。从表面上来看，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似乎总是与物质表层的追求保持着太多的关联，其实，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乱世，那种对平静生活的向往，正是众多中国人的普遍心理需求。而如果更进一层去探求，人们对庸常生活的体验和追求，也绝不会仅仅只停留在物质层面，看似波澜不兴的下面，其实涌动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当时忽视民众教育、制造愚昧的封建社会，年画的直观形象粗犷简朴，在民间替代了儒家经典，起着文化启蒙、普及教育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中国民间正是通过张贴年画和观看戏剧、欣赏说书等形式，让老百姓朴素地认识到自己应持有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评价尺度。故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些年画，其价值绝不仅仅只体现在美术和民俗文献上，更是认识人们过去思维模式、心理行为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上海小校场年画《弄璋叶吉，兰生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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