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与民间的偏好

民国伟人图

2011年乃辛亥革命百年祭。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这场运动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相关著作亦是层出不穷，或正本清源、回溯史实，对其进行翔实的史料考据；或纵横开阖，多角度、多视点渗入史料内部，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物等各方面进行理论分析，间或提出一些开拓性论断。然而，著作虽多，角度再新，有些领域却依然处于视野盲区。即以人物为例，但凡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如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北洋军阀、清廷重臣等都有长足的分析，有些研究也延伸到了革命与地方乡绅、下层军士、城市学生乃至秘密党人的关系，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城市平民和农村群众），一直着墨不多，更缺乏系统的深度分析。当然，这可能是受革命本身性质及其相关材料所限，正如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所说：“我很想写一本涉及全部人民的历史著作，但辛亥革命是一个上流阶层的革命，铺叙其史实，必不可免地会要着重上流阶层的活动。”^[1]因此，总体而言，辛亥革命研究呈现一种精英趣味倾向。然而，虽然在这场运动中，普通民众的参与度并不高，但鉴于它一举推翻满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整个华夏格局为之一变，生活于其间的民众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即使现有材料还不能深入分析普通民众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是可以玩味的，而民间民俗文化则为我们找寻普通百姓的真实话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上海小校场年画中就有不少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画作，或刻画风云人物，或描摹交战场面，再现了普通民众眼中的辛亥革命。虽有部分细节与史实略有出入，存在失实和夸张，但却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偏好，这一历史宏大叙事中沉默的大多数，在年画这一民间文化中，终于发出了一丝微弱声音。

辛亥革命事件产生的最大影响无疑是改朝换代，此点在年画中最先得到迅速反应，突出表现在传统历画上。历画是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一个年画品种。它以农历的岁时月令、二十四节气为基核，辅以图画、诗文，构成一幅幅图画式的“历书”，提供了农事生产时播种、耕耘和收获所需的气候变化资料，也是世俗生活各项活动的时间依据。由于农历二十四节气每年均有变动，而非固定的日期，所以“历画”必须一年一换，需求量大，是年画作坊的重要产品。^[2]正因为历画一般都是一年一张，并且提前一两个月就事先刻好，因而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常会流传多个版本，对照看来饶有趣味。1912年就是其中代表，在这个特殊年份中，就有《末代皇帝月历图》、《中华民国月份牌》、《民国军大伟人改良月份牌》三张迥然相异的历画。

末代皇帝月历图

中华大汉民国月份牌

《末代皇帝月历图》当作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之前，刻绘了清廷尚未覆亡时的场面，小溥仪坐在摄政王载沣怀中，两旁既有大理寺、翰林院、宗人府、光禄寺等旧衙门，也有邮传部、民政部、陆军部、农工商部等新设机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政权风雨飘摇、王朝即将倾覆之际，画面中却依然刻有“天下太平”四个字。而《中华民国月份牌》和《民国军大伟人改良月份牌》则当作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属新式月份牌，当时上海印刷的这种新式月份牌年画，很受一般市民欢迎。这两幅画都不约而同地将临时大总统孙文、副总统黎元洪置于画面正上方，末代皇帝溥仪则如被四面夹击一般位于正中，《民国军大伟人改良月份牌》一画甚至刻画了宣统出逃北京避难这一虚构场面，溥仪左右两侧则是两位女英雄曹道新和徐武英。在画的下方，两幅画区别较大，一副描绘了国民党将领黄兴、徐绍桢及俄、英、德国将军等，另一幅则出现了袁世凯、汤化龙、盛宣怀等一批民国初年风云一时的人物，虽然土洋有别，却分别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政坛涌现的几股新势力，与《末代皇帝月历图》比较看来，更有了一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除保留溥仪之外，其他主要人物几乎都有所更迭。但把袁世凯、萨镇冰、荫昌、张彪等清廷旧臣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并置，则可见共和之初，普通民众对于所谓共和新政、民族独立等政治口号的内涵其实是相当模糊的。在他们眼里，辛亥革命无非是撤了皇帝、剪了辫子，但新的政权究竟应该是怎样一派面貌，革命党人与传统官员又有何本质不同，其实并不清楚。而把西人将领一起纳入画中，则可能源于另一种认知偏差，即西方各国认同并支持中国革命。当时还有不少知名人士为此种舆论造势，比如在德国的蔡元培就试图发电报给上海报馆，大意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响应”。而在《民立报》工作的章士钊则奔走于住所与电报局，剪贴整理各大报纸关于革命的报道，“择议论之袒己者”，每日一电或数电发回报馆，制造西方列强“支持”革命的态度。^[3]不过，即使没有此种造势，从官方公告也可看出西方列强对此次辛亥革命基本保持“中立”态度，但完全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放弃了清政府这个已经千疮百孔、有名无实的政权，而就在几十年前，当它还一息尚存时，西人也曾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不过，年画中虽有上述种种政治模糊，却也无可厚非，民众对于政局向来少于分析，更多直接反馈，这样各色人等齐聚一堂的画面安排，虽稍显混乱，却恰如其分地反映当时纷乱的社会大环境，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互相牵制，正是民国初年的真实写照。

民国军大伟人改良月份牌

另外，这两张历画中出现的一些新元素，与其他同题材年画结合看来更有一番意思。

比如，为什么要虚构宣统出逃北京避难这一情节？根据当时南北议和所签订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不仅可以继续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内役使太监宫女，每年还享有400万两生活费，由中华民国拨付。逃难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但年画中却不乏这一虚构情节，除《民国军大伟人改良月份牌》外，还有《北京失守宣统逃走》一画专门描绘此一场景，与此相似的还有《各省民军都督攻打北京》一画，众所周知，以武昌为起点、以南京为据点的革命党人迫于北洋军的威慑从没有打到过北京，所以才有了此后南北议和拱手让出革命成果，将袁世凯送上总统宝座埋下民初祸根的乱局。那为什么年画中却屡屡出现这些与真实相悖的情景？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当时社会的信息发达程度与现今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以讹传讹、交口传播的小道消息，望平街上每日派发的报纸，几乎是市民最大的、唯一的、也是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每日清晨，随着一捆捆墨迹新干、留有余热的报纸出炉，这里便开始喧嚣骚动起来。武昌起义爆发后，就更有了几分紧张气氛，几家主要报纸销量都节节攀升，而其中卖得最好的是《民立报》，虽然售价比同类报纸要高，还是经常脱销。然而哪怕是这些报纸上，也时常登有不实新闻，尤其是销量最好的《民立报》，销量好是因为这份报纸最具有革命倾向，迎合了当时上海街头弥漫着的革命氛围，但也正因如此，容易偏袒革命党人，造成报道失实。该报对于一些有利于革命一方的消息，常常不遗余力地报道，而对于一些负面消息比如汉阳失守就避而不谈，甚至还刊登过一些纯属编造的假消息，比如11月初《民立报》上就出现了“北京为大汉克复，清帝藏匿美使馆，载沣不知逃往何处的消息”^[4]。要那些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的普通民众在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面前保持清醒的判断力，着实不易。其次，我们也该注意到，之所以民众会轻信这些消息，也是因为这符合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清王朝虽已坐拥天下200多载，却始终未能真正驱除萦绕于汉人心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宏愿，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连连战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暴露无遗，人民迫切希望把这样一个孱弱的政府赶下台，而现在既然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他们当然希望这是一次彻底的胜利。什么才叫彻底的胜利？在有识之士看来，也许是推翻专制政府，革新旧制度，成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共和国。但民众不会想得那么复杂，他们是从戏曲、从传说、从典故中学习历史的，从这些故事中他们知道每个朝代的灭亡必然都伴随着都城陷落，末代皇帝被杀或窜逃他方，如宣统那样和平退位的方式是在他们的认知之外的，所以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大快人心的谣传。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在制作时自然要迎合大众口味，而且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节设置也无疑更加吸引人；何况，就当时而言，谁也不能论断这一定是假的，因此，只要传闻中有些风吹草动，能敷衍成脍炙人口的小故事，就会放入画中。这也提醒我们，年画中虽有一些反映新闻时事性的内容，但和新闻照截然不同，它们更多展现的是当时的舆论热点和人们的心理诉求，而不一定是时事真相，看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

北京失守宣统逃走

各省民军都督攻打北京大战卢沟桥

鄂省官军与民国军伟人肖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就是画中分列于孙中山左右两侧的两位女将曹道新和徐武英。年画中的其他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无一不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唯独这两位女将，不仅名字看来陌生，翻翻一般的辛亥史稿，也不见其踪影。然而，她们确实是当时辛亥革命年画中的红人，不仅这两幅新式月份牌，其他年画如《民国伟人图》、《鄂省军官与国民军伟人肖像》、《各省军民都督攻打北京大战卢沟桥》、《女国民军江南开操图》等，处处都有她们的身影。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她们是谁？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在年画中出现？《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给这些画配说明时，称其二人为“地方戏曲中的人物，在剧中受孙、黄、黎之命攻克武昌”^[5]，但没有说明是哪出戏，具体情节也没有展开。倒是广州花都区政府网上的资料库中有一则关于鹿儿戏《女革命复武昌》的记录，说得很明确。据其载，《女革命复武昌》由新地乡罗容村曾读过私塾并办过小学的村民李绪昌，于1911年底至1912年初之间所作，故事情节是：孙文、黄兴、黎元洪一同出谋，命曹道新、徐武英二位女将攻打武昌。道新、武英领命，即率兵与武昌城的清军守将姜桂题交战。姜战败，旋从日本借得“三千马队军”再度出战；而二位女将则以“三百敢胜军”迎战，结果大获全胜，恢复了武昌。孙文、黄兴和黎元洪闻报甚喜，拟“回朝登龙位”，出告示安民。^[6]虽然对比年画，情节依然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仿，可见其依据的原始素材应该是相似的，很可能是当时流传有不少有关曹道新和徐武英的传说，而年画和地方戏曲只是对这些传说不同版本的演绎而已。并且虽然情节都是虚构，夸大了两位女子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但人物并非全部虚构。徐武英传说是徐麒麟的妹妹，但查无此人，不过曹道新却确有其人，《民立报》上曾登过这样一段报道，“国民军第二标管带林君翼支顷报告军政府云，文华学堂女生曹道新，年二十岁，武昌金牛人，愿投军从戎，林君极表欢迎，拟派充该标书记，另室居住，请黎都督核准。黎都督以该女生有志投效，深为嘉许，理应欢迎，以资提倡。乃因军队有种种碍难，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将来可谓历史之大光荣，中国幸甚，汉族幸甚。闻该女生亦如命办理。”^[7]武昌起义后，有不少女子闻风而动，申请入伍，曹道新是第一位见诸报端的，此后又有武昌吴淑卿、江西周其永等人紧随其后。至于年画中出现的女国民军，也是有据可考的，不过是由上海尚侠女学代表薛素贞（辛素贞）上书呈请陈其美都督要求成立的，起先名为“女民国军”，后改称“女国民军”，曾在《民立报》、《神州日报》等多家报纸上刊登招募广告，还曾受到过孙中山总统的检阅。^[8]除此之外，同时期还有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多个团体先后成立，一时间女子从军运动渐有如火如荼之势，而年画把曹道新、徐武英作为其中代表人物画入画中，也是迎合了此种新风尚。然而女子从军，更多的还是起到一点提振士气、传播女权思想的作用，真正对战局起到关键作用的女将并没有出现过；风风火火热闹过一阵的女国民军存在时间也很短，到1912年1月底就在黄兴的提议下解散了。但年画商在作画时，却大大夸大了她们的功绩，这可能是向传统年画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巾帼英雄看齐的结果，毕竟这是画师们画了一辈子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人物变了，但味儿还是那个味儿。

女国民军江南开操图

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

在许多辛亥革命相关年画中，还有一副《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也值得一说，不过不是在内容，而是在版本。乍一看，这是一副难得的反映上海商界共同庆祝总统就职的画作，但若和另一幅《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的年画放在一起比较，马上就能看出问题来了。《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系上海小校场沈文雅画店为庆祝1893年上海开埠通商50周年而刻版刊印的一幅年画，画上人物众多，构图巧妙合理，生动地展现了上海商界欢庆游行的场面。画面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寓沪西人的消防队，当时，在盛大的庆典中消防队往往应邀进行水龙演练以增加喜庆气氛。其后一人手擎“令”字大旗，威风凛凛；随后有锦牌、锣鼓开道，花轿、花灯、舞龙、舞狮等节目夹杂在队伍之中，而全套行头的戏班则紧跟在队伍后面。马路上到处张灯结彩，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市民，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再来看《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一画，除标题和着色外，其余构图无不与其如出一辙，尤其是游行队伍中的“汉”字旗，明显留有从“令”字旗剜刻过来的痕迹。可以想见，当年当清帝退位、总统就职的消息传来后，年画商们是如何迅速地嗅到了其中商机，然而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愿费工夫去制作新的作品，就将这幅旧作翻出来稍作调整，将画面上“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11个字剜掉，在同一位置巧妙地嵌上“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10字，一幅反映辛亥革命的时事年画就诞生了，年画商们紧跟时代的敏锐意识以及聪明狡黠，善做生意的经商本领在此可见一斑。不过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也说明1910年后年画行业整体衰退的大环境，为了缩减成本，新作日渐匮乏，旧版拿出来改头换面重新印行的例证屡见不鲜。

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

说了那么多年画场景和实际历史脱离的情况，并不是要一概否定年画的“真实”，苛求一种民间艺术准确反映“历史真实”本就是件愚蠢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在明晰这种分离后寻找另外一种更为隐蔽、更为深厚的“真实”，即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贴近市井乡民的时事风俗画中所饱含的普通民众对于辛亥革命的“真实”理解。如果说这种理解时时游离于“历史真实”之外，那是再正常不过了，而这种背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的局限，这一点在鲁迅的诸多小说中早已淋漓尽现。在那个时局动乱、黎明乍现曙光的年代，当革命党人誓以鲜血之躯要为中国创造新生时，大多数普通百姓依然是随波逐流、蒙昧无知的，他们有着重夺汉人天下的迫切和喜悦，但对于“革命”的真义知之甚少，至少在年画中亦是如此表现。

【注释】

[1]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29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王树村著《中国年画史》第107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3]瞿骏著《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24—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4]《民立报》，1911年11月7日，第二页“专电”。

[5]李福清著《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徐远洲《谈谈鹿儿戏〈女革命复武昌〉》。（http://www.huadu.gov.cn:8080/was40/detail?record=3555&channelid=4374&back=-2）

[7]《女子从戎》，《武汉革命大风云（十三）》，《民立报》1911年10月23日，第三页。

[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450—455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