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效果评估
同伴教育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各类知识的了解和对流行疾病的预防;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疑惑同伴教育是否真正产生了效果。因此,大量的研究者利用问卷法、实验法、访谈法等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对同伴教育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评估。季和平、徐会利、李书明和周庆逸等学者,于2009—2010年在高碑店地区建筑工地抽取520人,调查这批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并对其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预防艾滋病的同伴教育。一年后,进行调查比较同伴教育前后的知晓情况以检验在流动人口中实施艾滋病同伴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表明:同伴教育后,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得到较为显著的提高。因此,在流动人口中开展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是可行且有效的。[38]刘宝花、王培玉、吕姿之、张桂芝、张华明、钮文异和高源等研究者采用类实验研究方法,以北京市13所高校的2 173名在校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同伴教育者进行培训,并由他们对大学生实施同伴教育。通过干预前后两次问卷调查,评价大学生预防艾滋病、性病同伴教育的干预效果。通过研究和实施同伴教育,2 173名在校本科学生对艾滋病、性病的预防知识水平有所提高,对艾滋病、性病患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可见,同伴教育适用于大学生,教育效果明显,可以在大学生中推广。[39]曹红梅、徐晓阳将同伴教育运用到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中,并在同伴教育对象确定、课程设计、同伴教育者的培训和教育方法选择方面做了探索性工作。通过问卷调查、主题板报评比和演讲赛三个方面分析得知:同伴教育是农村儿童性安全教育的有效方式。[40]Jennifer Ward,Gillian Hunter和Robert Power等学者于1995年4月至1996年6月在英国某社区开展年轻人毒品预防和教育的同伴教育,结果发现,在社区的广大目标人群中,传播毒品预防信息和知识的同伴教育干预十分成功,其中也包括无法获取信息的目标人群家长和老师们。对同伴教育的评估发现,同伴教育者与同伴间的大量接触是通过同伴教育者与朋友聊天和发放毒品预防信息传单来实现。同伴干预项目影响和评估结果表明,同伴教育是由于其他方式的毒品教育与预防方法。[41]Terry Allen对65～94岁的老人开展了名为“积极防摔行动”项目预防老人跌倒的同伴教育活动,10名老人被训练为同伴教育者,向他们的同伴——大约1 100名老人——教授和传递预防跌倒的知识,消除迷茫,提升继续独立和重获独立的积极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测试同伴教育是否很好地传递了预防老人跌倒的知识。通过项目的检验,发现同伴教育加深了受教育者对预防跌倒知识的了解,许多老人在学习后改变了以前危险的习惯,有些老人还重新修缮了自己的房屋。[42]可见,在老年人中开展预防跌倒的同伴教育也是可行的、有效的。
2.同伴教育的优势
关于同伴教育的优势,罗有利、李胜联认为,同伴教育的优点有以下四点:①文化适宜性,即提供信息符合某一文化特征人群的需要,彼此间可以自由、平等地交流;②可接受性,同伴间没有代沟,交流的信息往往是兴趣相仿的,易沟通、易接受;③经济性,同伴教育者一般为志愿者,人力成本低;③参与性,多种形式的同伴教育能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参与积极性。[43]
Turner和shepherd的研究证实,同伴教育对个体行为改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①较之传统教育方法,同伴教育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②同伴是信息的可靠来源,同伴教育遵循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分享知识和技能的方法,非常自然;③同伴在传授信息方面比专业人员更有优势,因为人们更认同他们的同伴;④同伴能充当正确行为的典范,影响受教育者,也会使同伴教育者自身获得进步;⑤能用来教育那些运用传统教育方法难以接近或奏效的人群;⑥同伴与受教育者的持续接触能强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44]除了这些同伴教育的一般优势外,一些研究者还结合特定的同伴教育研究项目,对同伴教育的优势进行了探讨。将同伴教育运用于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姚玲杰认为,将同伴教育模式引入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学习服务、写作服务和IT服务,有利于改善图书馆人员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之间的知识共享,同时对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和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积极影响。[45]方路认为,同伴教育有利于接近隐秘人群,具有文化适宜性,能提供符合某一人群文化特征的信息,比较容易进行沟通与情感交流,有利于深入开展有针对性的讨论,对一些敏感话题,如具体的吸毒时间、毒品用量、吸毒过程,甚至毒品的来源等的讨论,容易开展且易被受教育者接受。[46]
综上所述,同伴教育的优势就是有利于接近敏感性人群,并提供与该人群文化相一致的教育信息,相比其他方式,更容易建立同伴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沟通和相互交流的情感纽带与人际支持系统,有利于深入展开有针对性的讨论,所教育的内容更容易被目标人群接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