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建构作为同伴教育的核心主题,其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已得到证明,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由于药物滥用人员既有违法行为存在,同时也是作为病人而存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性非常明显;而从多数药物滥用人员低学历、低就业、偏差行为较普遍等基本素质看,这种弱势性也表现明显。因此,在意义建构方面,如何建构意义?用怎样的方法建构意义?通过怎样的途径建构意义?这些还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意义建构这一核心主题上,也还存在着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从药物滥用人员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看,药物滥用人员面临着众多现实的问题,如价值观、毒品观、社会观、认知、行为、情绪情感、家庭、就业、社会适应、社会交往,甚至生计、社会排斥等等。意义建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引领性,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还需要有相应的技术。
这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状态,即多种理论取向综合一体的状态。这在众多研究者们看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悖论的存在,但在现实实践中,这种综合一体的状态却又是如此的统一、如此的合理。现实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这实际地形成了意义引领下的问题解决取向,也就是建构的取向与技术的取向合为一体。
从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药物滥用人员戒毒康复同伴教育的实践看,在很多场域是存在问题取向的,特别是在微观实践中,这种问题取向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怎样处理场景问题?怎样处理正在滥用同伴的引诱问题?怎样处理偶吸问题?怎样处理突发的一些危机性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相应的技术。就此而言,为进一步深化同伴教育的发展,禁毒社会工作者、同伴辅导员共同探索解决药物滥用人员面临问题的技术也成为同伴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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