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是与民族的生存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此也就成为“救亡”及克服“一盘散沙”局面的现实出路。借助于国家和政党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新中国完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全面整合，告别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秩序危机。然而，随着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逐步转化为国家的体制性建构，新中国又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下形成了一种国家全面管制社会的“总体性社会”。虽然这种社会控制模式成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刚性稳定，但社会发展及社会自主治理的活力却受到了极大的窒息，中国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因为国家权力的空前膨胀而得到强化。

1.告别一盘散沙：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进程

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由于专制王朝无法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回应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如前所述，“大一统”秩序是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为强化专制皇权几乎已将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摧毁殆尽，因而一旦专制政治体系崩溃，中国迎来的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这是“一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危机；危机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它们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或过去，从而对中国来说，摆脱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与自己的过去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44]。

“总体性危机”充分地暴露了传统中国缺乏社会自主治理的组织网络，无法自发地形成和维系社会凝聚力的致命缺陷，“一盘散沙”就是对这种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的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的生动写照。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论》一文中最先描述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秩序危机：“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宁惟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孙中山更是一再痛陈“一盘散沙”的社会格局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的地位。”^[45]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社会变迁道路时，更是普遍将“一盘散沙”视为中国社会结构最突出的问题。社会学家潘光旦曾经激愤地指出：“人们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要否认这一点。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及虫蛀混成一个个发霉的或虫蛀的小团，连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46]费孝通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概括出来的著名的“差序格局”命题，同样揭示了中国人缺乏基于普遍主义的社会认同的局限。

克服社会秩序的“总体性危机”是近现代中国政治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由于传统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没有强大的力量和机制来推动自身的整体整合，所以，这个社会的组织与运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是这个社会的内在属性。这种依赖决定了帝国体系解体之后的国家建构，首先要建构的是国家权力核心，并通过这个核心建构基本的秩序。”^[47]传统的专制帝国虽有不受限制的专断权力，却无法有效地将国家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为中国改变这一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48]。一方面，现代国家将政治权力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单位集中到自身，形成统一的国家“主权”，使国家超越地域、宗族等，成为国民唯一的政治效忠对象；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权力从统一的中心不断向外发散，覆盖到国家疆域范围内的所有人群，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历程中，社会秩序的整合机制都发生过重大变迁，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法律和抽象制度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晚清时期，专制王朝也曾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乡土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基层。这种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事实上触及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框架，使乡土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权威“公共身份”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49]但是，国家延伸地方权力机构，并将基层社会纳入其控制之下，无法使地方权力的运作形成一种对地方民众负责的责任机制，反而瓦解了地方的权威体系，形成了“国家政权内卷化”^[50]困境，使得代表国家的地方权威演变成一种外部强加给乡村社会的压迫性力量。

将社会秩序重建设整合于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选择。鉴于晚清的教训，孙中山曾将“党治”视为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全面渗透的根本出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有感于党人的人心涣散，“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51]，决心以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重建中华革命党，进而实现以党治国。“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52]其后，俄国革命中的政党政治动员的效力使孙中山深受启发，俄国“一党政治”成为其政治改造的蓝本。“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53]1924年的国民党的改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效法俄国革命，“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把党放在国上”，由党来行使对国家的“治权”，“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54]。为此，国民党逐步建立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党部，由政党直接控制政府，政府则演变为政党决策的执行机构。这种高度集权的“一党治国”体制，有力地提高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能力，为国民党动员社会力量完成北伐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但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实际上不过是以政党的整合机制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执政党始终只是一个悬浮在上层的政党组织，而没有将自己的组织及其整合功能延伸到广大农村，从而实现以政党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支撑国家的权威体系。毛泽东对此有过深刻的总结，那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55]，“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56]

亨廷顿在总结政党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中的作用时曾经指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57]这其实正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并成功夺取政权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将广大农民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一个根本原因，是将政党的社会政治动员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一方面，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使农民基于切身利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农村政权形成了认同感。正如胡绳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农村问题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敏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58]通过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成功地建立起强大的利益整合机制，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专注于城市，专注于政权体系的巩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却通过“政党下乡”^[59]，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党的组织体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将政党的意志渗透到了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治动员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60]，当中国共产党将政党的力量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在广大农村形成发达的组织网络，进而以利益整合机制将广大农民纳入这样网络体系，就成功地实现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61]的政治动员目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也就被整合进了政治革命和新的国家建设进程。

2.全能主义国家：社会动员的体制化

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拥有更为强大的权力渗透能力，“政治中心能够领导、推动和批准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根据自己制定的、灵活多变的命令管理整个国家”^[62]。通过政治动员，包括组织动员、思想动员及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将政党的意志贯穿到社会的最底层，是中共赢得政权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这种成功经验，加上政党与国家合二为一的党国体制，使得新中国将现代国家的权力渗透、权力控制能力运用达到了极致，并使这种超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转变成一种国家体制，一种全能主义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

全能主义（totalism）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提出的用以概括20世纪中国政治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63]。邹谠强调，全能主义与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能主义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可以划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和德意志和意大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集权主义和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不相同”，“因而政治全能主义并不必然与个人崇拜主义同步”^[64]。全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即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而集权政治与分权政治相对应，涉及的是政治结构问题。在历史和现实社会，集权政治很常见，但全能主义政治却不多见，即使是古代中国的专制集权体制，也很难实现国家权力对底层社会生活的有效渗透。解读邹谠的相关分析，大体上，全能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和国家的一体性和政治中心的一元性、政治权力的无限性和政治执行的高效性、政治动员的广泛性和政治参与的空泛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和国家对外的封闭性。^[65]

全能主义政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总体性危机”的反应。“在社会各种制度和组织正在解体的时期，只有用政治团体的权力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去重建各种组织与制度，去解决社会领域中的问题，才能一面重建国家，一面重建社会”^[66]。“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67]。而一旦借助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动员和组织渗透成功摆脱“总体性危机”，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及其历史经验也就随之成为新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据。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绝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整合，共同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体系和“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结构。

在改革之前的全能主义国家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是与政党的政治动员紧密一起的。在此，党的机构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党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取代了政府的日常机构，借助党所领导的政府机构以及执政党自身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国家既可以通过层级控制的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下达各种行政指令，又可能通过党组织全国一盘棋式的政治动员，将党和国家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使国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整合能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形态中，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68]

除了空前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全能主义国家还建构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整合、组织整合、思想整合机制，并始终保留了运动式的社会治理机制。

国家全面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建立直接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资源获取方式的经济整合机制，是全能主义国家控制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手段。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国家通过推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借此全面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垄断性的资源分配模式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利益实现方式的高度一元化以及在生存资源获取上对国家的全面依赖。除了从组织渠道所获得的计划资源外，任何个体都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替代性资源。这意味着整个社会不存在任何自由的或者说体制外的资源和自由的生活空间。社会个体只有在满足组织（代表党与国家的单位或其它组织）提出的各种要求之后，才能从组织中领取按计划配给的生活资源。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强化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权力成为个体不得不完全依附的强大力量，国家也因此得以直接控制个体的经济命脉。“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69]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对不服从计划和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托洛茨基则指出，计划体制使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理想演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可悲局面。哈耶克引用了圣西门和托洛茨基的话，深刻地揭示了计划体制垄断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政治后果，那就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当整个社会只有一个雇主时，人们除了接受雇主的一切要求，听从它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经济的强制，必然带来政治的强制与思想的强制。“所谓‘强制’，我们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致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除了选择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指导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70]当国家事实控制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命脉时，事实上也就剥夺了个体自主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根基。国家就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形成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强制性干预。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的作用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得不放弃个性化的生活选择，学会按照能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环境接受的方式去生活，甚至通过主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向上流动的政治资本。任何一个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人，都可能被标识为受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腐化的落后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周围群众的严密监视，并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思想清算，甚至是侮辱性的人身攻击。建国以后所有政治动员和思想整合的有效性，实际上都建立在国家垄断社会资源的强大威慑力基础上。

建立国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是全能主义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针对旧中国因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瓦解而新的整合机制迟迟未能形成而出现的社会混乱局面，同时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的需要，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建构一体化的社会组织体系，实现社会最大限度的整合，直至形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的“全国一盘棋”局面，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类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状态。”^[71]在经济得到基本恢复之后，国家通过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体制，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了行政化的组织网络体系。民国时期出现的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自组织因素，如独立媒体、自由知识分子、教会大学、宗教组织等等，要么直接取缔，要么重新纳入体制之内，成为国家控制的组织网络体系的一部分。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了整个社会全盘性的组织化改造，迅速建立起了一个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所有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归属于某个的组织单元，所有组织单元都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并纳入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等级化的组织网络体系。所有社会组织单元（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除了发挥社会专业性功能外，无条件承担上级组织下达的各种政治和行政任务，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社会管理主体。它们不仅有责任管理组织内部以及组织成员的所有事务，而且有义务积极参与党号召的所有公共性事务。概言之，所有组织单元均以党的意志为意志。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的全面组织化，是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相匹配的。社会个体的所有生活资源均来自于单位组织的配给，这种利益实现方式的单一化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成员对其所归属的组织的全面依附，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代表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的社会权威。新中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形成的这种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完全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局面。借助于政治权威、行政力量特别是垄断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形成了社会成员绝对服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绝对服从党的意志的社会管理格局。借助于这一社会整合机制，国家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执政党可以随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调动所有资源来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严格地讲，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党和政府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社会管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在了强有力的组织整合基础，建立在了社会成员对国家意志的绝对服从上。

全能主义国家社会整合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力图将社会秩序的整合建立在高度统一的思想整合基础上，建立同质化的思想观念体系，以期实现“万众一心”的政治动员效果。建国伊始，国家对知识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社会各个群体当中，知识分子由于拥有较丰富的知识和文化修养，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则更是往往以批判社会现实为使命。“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72]这也就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角色定位，他们游离于政党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观念，必然成为国家加强思想整合的重要障碍。在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大规模的“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建国以后，这种统一思想的政治运作经验很自然地推广到了全社会，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73]的基本方式。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摆在了思想改造的首位：“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4]。”1949-1952年，从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科技、民主党派、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商、宗教等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拉开序幕。思想改造采取“分层过关的办法，即（一）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二）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三）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四）直到最后学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75]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完成了一次思想观念的“洗澡”。随后，执政党更是通过组织一连串大规模的思想大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等等，彻底清算了同国家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种种异质性思想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施拉姆在他196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提到的那样，“‘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76]。这种思想改造正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政治整合的基本方式之一，其目的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完成从思想到情感的“脱胎换骨”，打消所有对国家意志的游离、抵触，主动放弃所有可能游离于国家意识形态轨道之外的独立思考，以达成全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

全能主义国家不仅建构了一整套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社会整合体系，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广泛运用政治动员手段来干预社会生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广泛运用的一种社会资源整合方式，它运用思想灌输、政治施压及利益驱动等手段，来说服、诱导或强制社会成员认同、支持政党的政治主张，投身政党发动的社会变革进程。政治动员的最大特色，是政党超越常规程序和组织架构，直接面向公众，动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公众的热情，不惜代价地整合社会资源投入政党确立的某一中心工作，以期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政治变革实践中，政治动员在革命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一般来说，革命党在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之后都会逐步放弃使用政治动员的策略，以免国家正常秩序受到冲击。非常特殊的是，政治动员一直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当作最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当作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77]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运动等等，政治动员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以致政治动员一直被当作一种政治优势保留下来。据一些学者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1976年27年间，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发动了70余次。^[78]1949年10月至2009年9月，全国共发生各类运动式治理110次，平均每年发生2次。^[79]美国学者迈斯纳曾经对革命后的苏联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开始了社会秩序常规化的管理过程，许多旧制度都保留了下来，而中国与此截然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史的最显著特征也许是，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扭转革命胜利后革命走向灭亡的普遍趋势，防止会导致丧失革命动力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并保护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使其成为现实社会活动的力量源泉。”^[80]政治运动在和平年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广泛运用，固然与政党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路径依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政治动员能力的印证方式。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员，不仅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破解治理难题的有效方式，也是验证国家政治整合能力以及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的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3.“总体性社会”：社会整合的政治化

全能主义国家建立的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控制为一身的一体化社会控制体系，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在此，政治控制与经济资源控制、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形成了高度的契合。无论是经济资源控制、组织控制还是思想控制，都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超级“利维坦”。借助于控制社会生活秩序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建构，国家成功地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了国家体制控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控制、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极大地提高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能力。借助于组织控制，国家将所有社会成员网罗进了行政化的组织网络体系，国家因此得以通过层级隶属的体制内组织而直接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借助于对经济资源的全面垄断，国家不仅直接控制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命脉，而且得以根据社会成员的政治表现，即对国家意志的服从来进行稀缺资源的分配，从而形成了所有社会成员完全依赖于国家的生存境遇；借助于思想控制，国家权力得以渗透进社会成员最私密的领域，形成迫使所有社会成员自觉顺从国家意志的强大精神压力；借助于运动式治理机制，国家权力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动员社会成员投身国家着力推进的社会变革，并及时将各种可能偏离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因素清除掉。

上述几大社会控制机制相互匹配、相互支撑，形成了高度整合的控制社会生活控制模式。拒绝被纳入行政化的组织体系，试图保留作为体制外成员的自由生活空间，就意味几乎无法获得生存的基本资源；拒绝接受思想整合，就可能面临无法承受的组织处分和经济制裁；不愿响应国家的政治动员，就会被贴上负面的政治标签，不仅面临沉重的社会压力，而且还会带来利益的重大损失……。可以说，在这种国家权力一体化控制下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不存在国家权力不能干预的领域，也不存在国家权力无法渗透进去的角落。

全能主义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体制建构，最大的“优势”，是将国家（执政党）自主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任何制约国家自主性的因素，因而一旦国家最高决策层对经济社会及政治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就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通过其特殊的资源整合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投入国家建设，并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效。建国之后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资源非常稀缺的背景下，实施军事、工业的赶超目标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在国民生活极为困顿的条件下完成原子弹研制等重大项目，离开这一体制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国家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体制管道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通过资源的垄断性分配使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依附于自身，国家形成了对社会秩序空前强大的刚性控制能力。因而，即使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遭遇极大的挫折，甚至发生千万计的人口饿死的惨剧，国家依然能够有效控制住整个社会秩序，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同样，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政党自身原因一度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一旦国家下决心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就社会秩序的静态控制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之前的社会整合机制和社会管理模式是相当有效的。

但是，全能主义国家的社会控制机制，充其量只能形成一种封闭、僵化、凝滞的社会秩序，并且是以压制社会成员权利、抑制社会发展活力为代价的。当国家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时，任何个人就只能通过国家的制度性安排，通过国家管辖的组织渠道，并按照自己户籍身份来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源。尽管这种分配体制带有某种父权主义的保护成分，但客观上却造成了个人生存与发展对国家的全面依赖。所有社会成员都只能以完全顺从国家意志，遵从国家设定的生活方式，积极响应国家的政治动员，来换取生存的资源，或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社会发展活力因此几乎被完全窒息。

全能主义国家社会控制机制的实质，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穷乡僻壤，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特殊主义的个人权威，社会极易走向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分化不足，同质性高，结构僵硬；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81]在此，国家已经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了体制控制范围，独立于国家，具有自主意志，能够充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缓冲器的社会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自主性，是建立在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自主性的全面剥夺基础上的。“这个社会中个人或集体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受到道德、民意、法律、宪法的保障。他们的自由活动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是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82]更为特殊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没有权力边界的概念，国家借助经济控制、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将权力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社会自主性力量极度萎缩的社会政治化改造过程中，社会事实上已经完全为国家所吞噬。这样，所谓的社会秩序，就不再是各种社会自主性因素在长期的互动过程自发形成的社会有机联系，而是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下的纵向隶属关系，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完全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刚性控制。

显而易见，全能主义国家所建构的“总体性社会”，同传统“大一统”秩序存在着很大的同构性。虽然社会控制的主体以及控制的具体方式变了，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将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纳入国家体制的控制范围，国家以强制性权力直接面对社会个体的治理思路以及谋求社会生活的同质化的价值取向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其共同的结果则是国家权力没有边界，社会自组织力量极为羸弱，社会秩序缺乏自组织机制，过度依赖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控制。

在社会秩序完全同政治秩序捆绑在一起的条件下，全能主义国家对社会秩序刚性控制的成效，完全取决于国家权力体系运作的成效。如果国家的权力体系因为自身的腐败而无法正常运作，或者因为急于求成的变革而陷入混乱境地，整个社会秩序将会陷入灾难性的境地。正如李强在分析苏联社会转型时指出的那样，由于苏联解体前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全能国家，即以国家及其各级基层组织作为组织社会的唯一力量，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诸如宗教、家族、行业与地域组织等，都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因而都没有号召乃至组织社会的力量。因此，一旦国家出现危机，整个社会全然不存在任何可以维系秩序的力量。如果说政治权威的丧失在任何社会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混乱的话，那么在全能政治的社会，政治权威的丧失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将是任何其他社会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十分可能的是，这种无序状态恐怕在相当时间内无法克服。原因在于，由于国家在相当长时间摧残了各种社会机制，社会在短期内很难生长出提供秩序的力量。^[83]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特别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改革导向以及执政党对整个改革进程强有力的控制，使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式混乱。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秩序的稳定机制依然过度依赖国家体制的整合功能，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维系机制转型长期滞后，使得当下中国社会秩序的治理，面临日益紧迫的转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