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前瞻东亚文明的发展前景时，其未来的创新拓展就成为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东亚文明及作为东亚文明文化支柱的东亚儒学能不能走向世界，影响全球?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首先，从理论上讲，西方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其文化巨著《历史研究》中，在反复比较中国文化与其他多种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化合成论”的命题，认为未来的世界文明就其发展格局和文化模式而言将是一种“合成的中国·希腊模式”，[11]即以中国文化模式的后期阶段，与希腊文化模式的早期阶段融合构成。在汤氏看来，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价值相等的”，[12]起源于“挑战与应战”[13]。在历史的进程中，世界许多文明不是衰退消亡了，就是分裂中断了，唯独西方的欧洲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至今仍兴旺发达，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14]特别是中国文明模式，是一个统一与分裂长期“交替轮回”，但却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汤因比在谢世之前，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过有关文化战略的对话，他一再称赞中华民族的美德代代相传，不断发扬。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西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他的结论是:“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15]汤因比虽然谢世了，但他的期望仍激励着中国乃至东亚诸国为推动东亚文明，推动儒学复兴，为建立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的新的文明形态而共同努力!
其次，从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儒家学说曾在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神权，思考人性本善，探索社会改革，完善伦理道德，提升“良知”、“良能”，酿造“理性”世界，等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参照系统。“因此，孔了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他的教导是整个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把东方时尚带到西方。”[1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欧洲启蒙思想家大力张扬的理性主义旗帜上，的确带有明显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印记。
这是因为，当中国“以人为本”的儒家伦理文化，传入欧洲以基督教神权为主的文化环境时，欧洲人在宗教神学权威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独立于神权之外的儒学伦理权威;而且，这种权威的建立，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来自人自身的“良知”与“良能”。这样，启蒙思想家特别是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就把审视的目光从基督教神学的天国转向人间的现实社会生活，尽力于建立新的“理性”世界和秩序。因而，道德、人性乃至有关人的问题就成为启蒙思想家思考的重要问题。
就因果关系来看，这种因果倒置，即儒家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所要批判的主要对象，却又正好是被引进的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的“同谋者”，这种被批判的对象参与批判者批判武器铸造的吊诡现象，固然与文化传播过程中因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语境所造成的文化错位有关。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亚洲儒家伦理与欧洲启蒙思想虽有质的不同，但前者对“人文”、“人本”、“人性”、“人伦”、“人道”、“人欲”等问题的思考，同后者对有关“人权”问题的探索，在人的关爱方面，似有相近之处。这大概就是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之所以把孔子当做“保护神”的主要原因，也是东西方文化优势互补的一种早期尝试。
第三，从东亚儒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就其“接受”对象而言，已远远超出东亚范围，波及世界各地，影响到全球许多国家。已经形成气候，而且论著颇丰的现代新儒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外，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德国、法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和平崛起之后，这种强劲势头又有新的拓展。美国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中国先进的文化，包括杰出的儒家哲学，它的报效国家的士大夫阶级的独立传统，以及它先进的商业技巧，的确代表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会不发挥强有力的建设性影响。”[17]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垂直的实力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级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遗产。这完全不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18]这说明西方人或西方的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儒家思想与东亚文明的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许多西方学者，甚至从一种特殊的立场和特殊的角度，即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出发，从东亚文明，从中国文化及儒家学说中寻找文化补贴剂，寻求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生改造方案。他们正是怀着一种“取君之长补我之短”以形成东西方文化优势互补的心情，向东亚文明和东亚儒学伸出了手。美国学者T·H·康在一篇有关西方儒学研究的文章中这样说:
儒学和儒学研究应从中国的专利权中解脱出来，从它的哲学和它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以便在世界上独立与自由。孔夫子不再是中国的孔夫子，因为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不能为一个国家或种族所垄断。他是世界的孔夫子，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种族起源、国籍、性别、肤色和宗教的歧视。这样，儒学研究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东亚，而是属于世界。[19]
第四，从全球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来看，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更加频繁，更加深入，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使东西方之间长期形成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隔膜”也在逐渐消除。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打算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用以传播中国文化，传播儒家学说，同时，也将使汉语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上相互理解的工具”。这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优势互补的发展潮流，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应当在这种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基础上，创建多种形式的“文明联盟”，使东亚文明与东亚儒学更加深入人心。近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文化交流“备忘录”，使文化交流规范化。可在此基础上拟进一步同欧盟及太平洋诸国，共建“欧亚大陆文明联盟”及“环太平洋文明联盟”，并通过“文明联盟”的形式，从诸文明在相互尊重的交往中，寻求建立跨文化、跨文明、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多民族文明形态。“以此为基础将有可能达成一种超主体意识的状态，在有意识地尊重各不同文明主体性的同时，又能找到可以共存的一些共同认可的原则”。[20]应当说，这既是孔子儒家学派的期望，也是东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东亚各国内部团结来看，要增强东亚文明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共识，并强化、提升对儒学传统基本精神的弘扬与传播。对于那种违背儒学传统“修文德以来之”的有关和平发展基本原则的军国主义和军事扩张的历史观念，应通过多元互动或双边对话等形式，在深刻反省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彻底清算。这也是东亚文明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注释】
[1]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303页。
[3]中岛峰雄:《东亚“儒家文化区”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第54、56页。
[4]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
[5]《贞观政要》卷八《务政》
[6]步建智:《论李退溪的天人之学》，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学论文集》，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35页。
[7]《论语·八佾篇第三》
[8]《论语·学而篇第一》
[9]《论语·八佾篇第三》
[10]《论语·子路》
[11]《历史研究》第十二集，第197页，375页。
[12]《历史研究》第十二集，第197页，375页。
[13]《历史研究》第十二集，第197页，375页。
[14]《历史研究》第十二集，第197页，375页。
[15]《半个世界——中日历史与文化》，台湾枫城出版社1979年版。
[16]T·H·康:《西方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第55页。
[17]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9页。
[18]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9页。
[19]T·H·康:《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第57页。
[20]《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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