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使命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的一体化与文化的多元化，似乎由于前者的统一性诉求与后者的民族性特征而成为一对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仔细加以分析，却可以从中看出:二者不但像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相互依存而不可须臾背离，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经济文化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正在出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这不只是因为经济本身的文化科技含量愈来愈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的全球运行必然引发不同社会族群、不同文明实体、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接触对话与交流沟通，去寻求被认为是与他(它)们的共同认可相关的思想价值与秩序原则。而这种共同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诉求，又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人文现象或人文思潮需要我们去加以考量研究。这样，文化本身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方面，而要就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的人文关怀迅速作出理性反应，并积极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因此，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使命和诉求，只有通过广泛深入地交流对话，才能达到审慎辨析，广采博纳，充分吸取域外文化之长以补我之所短，使中国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同时，这种交流与对话也可进一步加强跨民族、跨国家、跨文明、跨文化的团结合作，从而推动跨地域之间的经贸科技等多项活动的正常开展，形成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生动局面。

中国作为一个后兴的经济大国，正在走着一条和其他大国并不一般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之路。中国的经济崛起与综合国力的增强，并非源于像那些“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更不是来自于老式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武力崛起。那些老式的帝国主义，是依靠军事扩张、依靠侵略战争，掠夺别国的财富和资源，以发展壮大自己。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随着世界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第三世界的兴起，以武力崛起的帝国主义伎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被置之于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就像前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所说的那样:“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正在崛起的中国，一方面已经高度将自身融入新世界体系之中，按照现存国际体系有关世贸活动的一系列规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商贸往来，获得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另一方面，它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儒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不声不响地发展出了与其他大国并不完全相同的软(性)实力，即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高度注重软(性)实力的建设，以减少和平崛起中的国际震荡。这里所谓“软实力”，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不依靠军事威胁和经济诱惑而得到支持和赞赏的一种道义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别人问到约瑟夫·奈应如何定义软实力时，他说:“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大棒)、通过利诱(胡萝卜)，或者通过吸引力和互相选择——那就是软实力。”^[1]这里所谓的实力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软实力”却包括了以民族文化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念的感召力、文化内含的渗透力、意识形态的冲激力、外交谋略的说服力、国民形象的感染力、领导人格的亲和力、得道多助的凝聚力等。实际上涵盖了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每做一件事情，每处理一个双边或多边的国际问题，都要站在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度，使其符合时代潮流，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对每个公民来说，就是要以学习的心态戒骄戒躁，要以自信的心态乐观前瞻，要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历史，要以责任的心态多作贡献，要以理性的心态代替激情，要以文明的心态表现自我，从而使人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内涵。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别重视基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软实力”建设，并将这种“软实力”即以道义取胜的基本精神，寓于业已形成的中国国际行为模式之中。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多边主义为主体的多边交往、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三位一体的合作对话机制。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多边组织的倡导者。在中国倡导或参与组织的多边组织中，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文化交流关系、中国和欧盟关系、中国和拉美关系及中国和美国关系等，都把经贸及文化交往放在首要位置。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使命，也是复兴中华民族、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和体现。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长时期是一个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当人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应该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有征服他国的军力，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在更早的盛唐，也是如此。中国在历史上受世人景仰的不是它的军威，而是所谓的“礼仪之邦”。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43年，美国第10任总统泰勒在一封写给道光皇帝(可惜没有递交)的国书中说:“太阳升起照耀着中国的高山大河，它落土后又望着美国同样雄伟的山何”。^[2]信中道出了敬仰中国雄伟形象，并愿意与中国永远友好的心愿。但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自己不争气，美国人对中国这样的看法竟被埋葬了一个半世纪，现在才逐渐重新涌现出来。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进程中，必将大力振兴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明，回归“礼仪之邦”，这不但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造福于中国人民，其实也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因为一个强大的“礼仪之邦”，肯定能够起到抑制霸权、反对霸权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中国有关和平崛起的承诺，其言之凿凿，其行之昭昭，充分说明中国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这还可以从美国一些著名文化人士，纷纷修正自己于“苏东波”^[3]事件之后，提出的理论观点中看得清清楚楚。下边我们且举三例以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在美国学界已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文明冲突论”:这是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苏东波”事件后首先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他于1993年《纽约时报》、《外交季刊》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竟然断言:“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线。”在他看来，冷战后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如“儒家与伊斯兰的军事结合已经形成”，将使西方文明受到新的挑战。真有些杀气腾腾的味道。此论一出，世界哗然。因为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相互充实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基础，而且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所以，在“9·11事件”之后，当德国《时代》周报的记者专访亨廷顿时，他即表示:“这并不必然导致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当布什政府发动战争，侵占了伊拉克领土之后，亨廷顿在一次访谈录中，又公开批评布什政府，让“美国制造了一个文明冲突的策源地”。他明确表示，“西方已经不能像一战结束后那样控制世界了”，因为“中国或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这样一些伟大的文明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前台，他们不赞成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伟大的文明正在以自己的速度，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加强。强迫他们变更政权既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的。”^[4]这里，亨廷顿先后两次谈到中国文明，但其态度却判若两人，说明亨氏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历史终结论”:这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美籍著名教授福山提出的又一个理论观点。冷战结束后的1989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大楼教室，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的言论，认为西方现代化运动终结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光辉历史”。人类社会在西方的民主政治面前已经停止，除了接受西方民主，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1992年，他又出版了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16年后的2005年2月8日，福山又回到该地，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大楼的那个教室里，重新检讨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说自己只看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而未看到“9·11”袭击对美国的挑战，以及美欧之间出现的巨大鸿沟。而他的另一个新发现，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东亚发展模式”，这正是中国政治传统创造出来的“英才统治与开明政府的继承”。^[5]他一再表示，准备再写一本书来检讨自己过去的理论观点。这里，福山已经将中国和平崛起看做是东亚文明的新的发展模式，以否定其“历史终结”的基本看法，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软实力优胜论”:这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著名教授约瑟夫·奈于十多年前提出的所谓“新理论”。此人是大名鼎鼎的“接触中国”政策的始作俑者，冷战结束后，致力于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胜的手段》。他坚定地相信，美国拥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以软实力取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胜利”，因此，“注定美国领导世界”。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却直言不讳地批评布什政府“非常傲慢”，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但在反恐和其他有关国际问题上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过去的盟国却不肯合作，“使美国的声誉一直下降”，失掉了已有的软实力。但他却认为，“中国终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大国”，其“现实的经济增长和传统的儒教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软实力”，因此，“应对中国崛起须增强软实力”。^[6]而且，他还一再声称，“中国的再度和平崛起，使人看到了和平的可贵”。从他的有关中国软实力问题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把中国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与现实经济增长相结合的这一看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也的确表达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基本认识。

另外，美国和欧洲政界一些著名人物，如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对中国和平崛起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及创新能力，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美。特别是施密特总理，在他年逾八旬高龄之时，竟出版了震惊世界的《未来的力量》一书，称赞中国和印度是“将来最有希望的”。当德国《焦点》周刊的记者采访时，他说:“不被中国的发展所吸引的人没有判断力。”“欧洲人和美国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是，中国人的智商一点儿也不比欧洲人或美国人差。结果也表明，尤其在沿海地区，父辈或祖父辈时代的大量经商经验得以保持并被重新运用。……中国非常谨慎地逐步改革，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7]这说明中国和崛起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和理解又总是从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