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哪年实现

“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直接促发了“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直接动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要求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提出新的对外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可说是开山之作。他把社会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类型，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所以，早期现代化理论家们大多按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向现代社会变化的动力、阻力和过程等问题。经济学方面，有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政治学方面，有阿尔蒙德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社会学方面，有摩尔等人合编的一套丛书《传统社会的现代化》(12种)。然而，这些早期现代化理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大多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看做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模仿和看齐的过程，是西方文化价值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也即把现代化看做是西方化。结果，这些理论既不能科学、合理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社会变化的实际状况，为本国政府制定适当的外交政策提供正确依据，也无法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现代化指出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或道路，因而，这些早期现代化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士的批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等人运用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写出了《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比较现代化》等书。在这些书中，现代化理论家们检讨了早期现代化理论，认为其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研究领域: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它应当着重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它应当批判性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起，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从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发达国家，而且，其研究视角也逐步从“西方化”转向各国社会内部，其研究方法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转向“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这就使现代化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成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性”(Tradition)与“现代性”(Modernity)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或阶段，而是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阶段。按照勒纳的说法，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上述传统和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使用(广义上的)巫术、缺乏发达的工具为特征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机械技术、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为特征的社会。可见，衡量两大社会区分的向度有三项:态度、工具和社会结构，其中技术或工具是关键，传统社会为“前技术社会”，现代社会为“技术社会”。传统社会是“传统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而非没有一点“现代性”的社会;同样，“现代社会”是“现代性”占主导的社会，但并不排斥存在某些“传统性”。现代化进程是“传统性”日益减弱或缩小、“现代性”不断提升和扩大的过程。

说现代化进程是“传统性”日益减弱和缩小、“现代性”不断提升和扩大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完全成熟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只有“现代性”而无“传统性”的社会，也即“现代性”与“传统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立、排斥关系，而且有可能是复杂的共存、协调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消长、取代关系，而且有可能是复杂的互补、融合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单向强弱关系，而且有可能是复杂的双向强强、弱弱关系(某些传统性可以在某些现代性强化的同时得到强化，某些传统性也有可能促进某些现代性的发展，同样，某些现代性可以在传统性弱化的同时得到强化，某些传统性也有可能阻碍某些现代性的发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性”和“现代性”呢?有人认为，“传统性”是指某个社会或社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制度和观念。相反，“现代性”是指某个社会或社区适应现代社会特性要求的能力。还有人(帕森斯)认为，“现代性”的主要指标有:科学、专门化(分化)、无法自足、唯物主义、普世性伦理、宏观的选举、科层体制等。我们认为，传统性是传统社会经济、技术、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基本特征和性质的一种统称或综合。具体说来，传统性是以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弥撒性、等级(其极端形式是专制)政治体制及其排他性、非理性文化价值观念及其等级特权为基本特征的;而现代性是以现代社会中商品市场经济及其契约性、民主政治体制及其参与性(大众性)、理性文化价值观念及其自由平等为基本特性的。

在研究现代化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后，我们再来看看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虽然具体描绘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及其多寡有所不同，但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现代化过程有下列九大主要特征:第一，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转变必然涉及人类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体的变化。现代生活是对传统生活的彻底否定，特别体现在价值上，而不仅是形式上。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有些事物可以在形式上留存到现代社会中，但其内在价值取向已根本不同。第二，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经济领域中，工业化和服务性程度的提高;社会领域中，社会分层与整合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政治领域中，政治结构—功能的分化程度和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社会心理和行为领域中，公民“成就动力值(Achievement Motivation)和“现代性精神”(Modern Spirit)的提高。第三，现代性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第四，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15、16世纪的欧洲，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成为全球现象。这种现象既是欧洲现代思想和技术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也是非西方社会内部现代思想和技术萌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五，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西方国家用了几个世纪，发展中国家也至少需要用世纪来计算现代化过程。第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要经历启动、起飞、基本完成等若干大致相同的阶段。第七，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各种传统社会的差异很大，而进入现代化的各种社会将日益同质，最终可能形成一个“世界国家”。这是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的普遍性或普世性造成的。第八，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虽然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整体上现代化是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趋向。第九，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虽然在转型初期，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弥补这些代价和痛苦。从长远来看，现代化增进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当然，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后现代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贝尔、布热津斯基、古斯菲尔德、辛格、本迪克斯、鲁道夫、埃森斯塔特、希斯特尔曼等人。“后现代理论”认为:现代化并非是革命性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并不大。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连续性在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上可能比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现代化并非是系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在历史上是个别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有区别的。现代化的许多属性如文化教育和现代医疗是在与现代社会的其他属性不发生关系的状态下已经出现或被采用的;现代化并非是全球的。现代化可能只是西方文化的特色，非洲和亚洲文化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与西方社会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不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结果也很不相同;现代化并非是长期的。新出现的现代化社会或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革命方法或借鉴早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经验和技术，使自己迅速现代化;现代化并非必然导致同质化。现代化有可能强化每个社会的不同特性，因而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社会之间的差异;现代化并非是不可逆的。现代化有可能是循环的;现代化并非一定是进步的。现代化毁灭了能单独实现个人个性和人类精神准则的亲密无间的社会。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后现代理论”学者所持的上述观点，因为持这些观点的学者目前对现代化的诘难大多还不是事实的而是逻辑的，即使有一些是事实，那也只是与现代化长处共生的现代化不足，依此并不能否定现代化本身的优点。但是我觉得，人们对现代化及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是正确的，理由是:它有利于人类更好地进步，在进步的同时，产生忧虑和反思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危害。

然而，从更深层次去思考，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这不仅是趋利避害的社会功利目的使然，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本质及其价值实现使然。众所周知，当人在意识到其社会角色之前，人的天性实际上无所谓“善”与“恶”，或曰既“善”且“恶”。而当人意识到其社会角色之后，就有了“利他”和“利己”或“他保”和“自保”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并且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行为延伸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复杂。在简单的“善”与“恶”之外，后来又产生了“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不道德”等一组组的对应或对立行为取向。所有这些相对应或对立的行为中，实际上都或明或暗地蕴涵着“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就像没有“恶”就无所谓“善”一样，没有“落后”就无所谓“进步”，没有“保守”就无所谓“激进”，没有“反动”就无所谓“革命”，没有“非正义”就无所谓“正义”，没有“不道德”就无所谓“道德”。人类的任何“善”的提升均是在与“恶”的共存与较量中增进的，何况在某一事物或人物身上，上述几组对应或对立关系常常是共生的，而很少有或没有绝对是这一极端或那一极端的事物或人物。而且，这些对应或对立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相互转换，最后达至统一，即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可见，个人或人群的价值实现本身离不开“善”与“恶”及其延伸的其他一系列对应或对立统一关系的存在。与此相应，“传统性”与“现代性”也是一组对应或对立统一关系组合。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完全绝对的“传统性”或“现代性”的个人、人群、社会和国家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复合特征的社会和国家是人性的双重性(善与恶)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上或曰公共事务上的一种体现。既然一个人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善”与“恶”等一系列对应或对立统一关系组合的共存，那么一个社会和国家的价值实现自然离不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何况“传统性”不等于“恶”，“现代性”也不一定意味着“善”。因此，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甚至未来的“大同社会”，既无可能也没必要排除一切传统性。一个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社会是一个最好的也是最美的社会。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必然性，这种逻辑是由不同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决定的。无论如何分类，各国的现代化模式都不完全相同，即使同是内源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细分起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也都走过迥然不同的道路。按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文化相结合角度考虑，现代化的模式可分成四种基本类型:

1．内源自主型的现代化

主要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以英国为代表，是现代化的初始原生模式，起源于西欧，后来扩展到其他地区。说它是内源自主型，是指其社会发展和结构变革的动力，起源于资本主义内部因素的成熟，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现代化的中心角色是市民阶级、商人、资本家、企业主，从未形成严密的组织力量，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是内源性自我生长出的，由量变到质变的逐渐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升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强制影响或压力，所以无论是它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政治文化都是本土自主地生长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内源自主型现代化。它们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化宝藏最早的探宝者，它们的路径被认为是“最自然有效的途径”，它为这个体系和工业宝藏所制定的规则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规则。换句话说，它们的生产方式、发展道路被世界各国所景仰，而它们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权制衡的国家体系、追逐利益的市场体系、世界贸易规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现代化宝典。

2．依附型发展的现代化

这些国家主要是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密切的拉美国家及其他不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输入国，如巴西、智利、秘鲁等国，他们要么是殖民地依附，即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地政府结成同盟，通过占有殖民依附国的土地、矿产和劳动来主宰依附国;要么是工业—金融依附，就是通过大资本在依附国原料生产品中投资进行扩张，形成向外出口的结构。二战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即通过跨国公司在依附国与国内市场有关系的工业部门投资经营。实际上，根据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凡是纳入世界现代化体系的国家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对其宗主国或相关国家的依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外国资源掠夺的基础上。从历史上看，他们从殖民国中廉价进口农产品、矿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而强迫向其出口工业制造品。不发达的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形式在当今时代转换为在依附国(不发达国家)发展部分工业、推行某种技术、获取廉价劳动力就地生产的原材料资源，生产初级产品如橡胶、矿产、茶叶、棉花等，实际上他们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初级工业，并且把污染留在落后国家。全球贸易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公平贸易”，处于主导中心地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强国(工业化国家)把自己制订的不平等交换的贸易规则强加给落后国家。这种经济的依附发展，制约着落后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如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再生产等。同时，制约其国际关系及社会政治结构。实际上直到今天，落后国家仍直接或间接地受依附国制约，工业发展受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制约，所投资金大多是那些能够出口创造外汇的工业领域，而发展这些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这样一来，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受到结构性制约，并且随国际收支波动而紊乱，先进国家中心技术垄断使其不可能真正快速发展高技术产业。当落后国家经济产生高度依附(依赖性)时，西方国家进而向依附国输入政党政治、民主人权、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

巴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Dos Santos)认真研究了这种依附关系，认为这是导致落后国家难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号召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脱钩，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依附发展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后的现象和事实，至今为止也未能绝迹，单纯依附发展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即使认识到这一点，却无法摆脱依附的国家却不止一个。

3．独立发展的现代化

主要是指那些由于意识形态或深刻的宗教矛盾，不仅与当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式不同、也不与之学习和交流的国家，如前苏联、70年代前的中国、朝鲜、古巴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称它为独立发展，主要是其经济形式、国家政权形式、政治文化，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不用自主式的发展表示它们，主要因为这种发展不一定是广大国民民主、自主的选择，可能有深刻的宗教影响(如伊斯兰教义)、强大的政治集团(如政党)、通过严格而虔诚的宗教形式或专制集权国家权力强制影响的结果;说它独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基本上不吸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或宗教意识相左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民主进化的形式;如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不仅没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方式，反而因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指责其必然灭亡。我们姑且不论，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建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经济体制也是其中一部分，只要适合或促进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排斥它。同样，伊斯兰国家也不可能接受西方以基督教为精神核心的社会民主价值观念。

4．融合式发展的现代化

这往往是指那些后发外生国家追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无论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上，他们都没有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建设中，兼取各国之长，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发展的有: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如德国、日本，在经济上学习英美采用了私有经济市场竞争的运作，国家权力则不同于英美分权的自由主义的方式，而是用国家集权的方式推行。在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和新加坡则更多地吸收和采纳了儒家的政治思想文化。

无论东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都表明，社会发展方式受生产力水平、地理的、环境的、物产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等影响，不可能照搬别的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西决定性区别，可以从中国封建社会封闭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西欧同时期有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式——海上贸易经济不同开始。如果说，经济发展、生产的工业化，还有更多的同质性因素的话，而一国文化和政治文化由于形成的长期性、稳定性、宗教影响等因素，似乎更不太容易照抄照搬。因为，原来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文化不可能根本铲除——除非你铲除这种政治文化全部载体——这个民族及国家，包括人口、产品、自然人文存在，只能用优势文化同化它，或者渗透它，演变它(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通过多种方式，来扩张它这种“软实力”)。更多的形式，是落后国家结合自己实际主动整合融合世界先进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完善自己民族政治文化，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母体文化。早在上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就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多次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也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说，“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的辐射与反辐射之后，能够保存下来的将是人类共同的伟大经验”。

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最突出的课题之一。正如《新论》所说，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卷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来。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在它们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候，就被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第二个浪潮卷入(印度受影响更早一些)，更多国家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个浪潮中，即在它们独立之后参加了进来。各国发展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有一定发展，有的较为缓慢，甚至十分缓慢，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四小龙”、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利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利的国际大环境，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随后跟上，中国形成了持续高增长。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它们和日本一起正在形成一个世界的新兴工业化地带。正如罗先生所说:“历史的实践表明，西方自由派发展理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乐观估计与激进派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悲观估计，都是不正确的。”第三世界正以不同的速度在自己铺设的轨道上前进。

第三世界的发展历程向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和少数其他国家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是有一定成就的。他们就现代化的概念、理论、方法、道路提出了许多观点和主张。有的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有的偏重于提出现代化的指标和评估标准，有的推出自己设定的增长公式，有的则对一些国家做比较研究，分析成败原因。他们的观点中蕴含着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创意，很多理论命题和大胆设想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学者有相当影响，对后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然而总的说，他们提出的那些模式、公式和评估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有很大距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现代化的标尺。那里既然存在着多数人极端贫困、高文盲率和卫生状况及人文环境极其恶劣的现实，就不可能无视这些现实只追求增长，正如罗先生所说，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应包括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促进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变革的更广泛的内容。这样做也绝不会有高增长率。在多数人极端贫困的状况下何来高储蓄率?储蓄缺乏又何来高投资率?再说文盲率高，劳动力的素质就低;如果懂技术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极端匮乏，又怎么能提高生产率?第三世界国家凡依照“唯增长论”模式去做的，结果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增长也是有限的，随增长而来的则是债台高筑，贫富鸿沟增大，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来扩大投资，结果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倒是急剧增长了。在遭到挫折后，发展中国家没有哪国再把西方学者的这种学说奉为金科玉律，大多数国家都转而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只是参考他们的观点，可吸收的局部吸收而已。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与东方现实脱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只拿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作为推论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把西方的道路看做是适用于全球的万应药方。对现代化缺乏历史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研究逐步扩展的历史进程，在研究中就容易出现静态地看问题，或者导致时代错位。例如，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也像当年西方国家那样，政府少干预，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动推行现代化进程。殊不知今日的世界与当年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时代已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控制地位，发展中国家在水平上与它们有天壤之别，没有参与世界经济往来的充裕空间，靠市场竞争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再说这些国家是经过艰苦斗争才争得自主发展的权利的，每个国家的新政权都必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争取发展的高速度，以尽快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干预经济就等于要求它们不急于改变现状，听任发达国家摆布。显然，这是任何国家也断难接受的。2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对主流派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的重大缺陷，开展了普通的反思与再认识。一些明显的缺陷受到批评，提出了更多新的较为实际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后，一个更可喜的现象是，在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展开，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探讨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他们根据本国实践总结出的看法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些新的观点，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宝库。在这里，还应特别提出，发展中国家有一些高瞻远瞩的有作为的政治领袖，他们的现代化思想理论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研究的。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一般说对国情(历史和现状)了解最深，最关心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的道路，制定相关政策。这些领袖有的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由于东方国家的特点，通常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只有通过他们的吸纳才能发挥作用。他们的理论、观点从学术标准看也许不够系统化，但在看似简单的阐述中往往包括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创新和对理论的灵活运用，其对实践的直接影响更是任何学者的任何著作不能比拟的。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深入了解他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领袖们的认识也有失误的时候，也会造成巨大损害。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对出现的这类失误，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而应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究原因，总结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