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代化历程

南亚次大陆是近代以来被完全殖民化的东方文明区域，其早期现代化经历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痛苦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亚国家被卷入第三次现代化浪潮。60年来，印度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经济社会虽然有所发展，但在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缕缕不绝，矛盾重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印度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改革，印度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印度的崛起已经成为人们可以预期的事实。

印度的现代化始韧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在破坏和掠夺印度的同时，在印度嫁接了英国的某些社会体制，留下一份独特的大英帝国遗产，使印度走向现代化之路。

英国通过殖民战争，在19世纪中叶完成了对印度全境的征服后，在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政治上，英国以强化殖民统治为目的、不允许印度独立为底线，推行渐进性改革;经济上，英国加速了对印度传统经济结构的破坏，使印度成为英国的原料市场、产品销售市场和工业资本输入国。

英国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就开始逐步消灭印度固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了便于统治，在印度建立近代行政、司法和警察制度，推行文官考试制度。印度文官制度一方面扩大了英国的统治，成为平息自治和独立呼声的导流器;另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受过现代教育的印度文官。在广大农村，通过实行柴明达尔、莱特瓦尔和马哈瓦尔制度，培植了一个忠于英国统治的中间人地主阶层，他们是英国统治印度农村的主要支柱，逐渐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现代化的阻力。1919年英国政府出台了《蒙太古—柴姆斯福德法案》，允许给予印度人更多参政机会，逐步建立自治政府。1935年英国颁布《印度政府法》，建立全印联邦和实行省自治，但权力仍掌握在英王的代表副王和各种省督手中，以不允许印度独立为底线，把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限制在宪政改革的框架内。

英国为了对印度实行统治，必然要破坏封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印度次大陆嫁接英国式资本主义制度。对英国来说，这种破坏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使印度成为英国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附庸国。对印度来说，印度社会一切腐朽的东西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也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再生的一切既不是印度的，也不是英国的。新印度的起点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英国对印度的建设使命也于不经意间开始了。其实，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破坏之中寓意着建设，建设中伴随着破坏。英国的破坏性使命是有目的的，完全以英国利益为准，建设性使命是无目的的，仅仅是破坏性使命的副产品。

在殖民统治时期，尽管英国大量廉价的工业品“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但是，英国也在印度移植了许多工业文明的内容。现代工厂企业在印度建立起来。为了利用印度本地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英国资本家纷纷在印度开设火柴、纺织、黄麻加工厂等，并带动了印度民族企业的发展，如棉纺织业、钢铁业等。到印度独立前，印度已形成了塔塔、比尔拉等大垄断财团为代表的印度民族工业集团。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运输网。19世纪中期印度开始修建铁路，到1859年铁路线长度达1006公里，1874年达10020公里。到1947年印度独立前全国铁路长65217公里。另外，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属印度开始加大对水利的建设，先后建成亚格拉运河和劳埃德水坝、高韦里水库等水利设施。19世纪50年代还出现了现代邮政制度，轮船在印度内河航行。

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造方面，殖民政府于1902年成立了大学委员会，不久又出台《大学法》，促进了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1920年印度大学在学人数6.1万人，1935年是11.5万人，1947年印巴分治前增加到23万人。1829年英印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寡妇殉夫的萨蒂制度。1904年英印政府在印度开展合作社运动，这一运动后被尼赫鲁所继承。

无论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英国近200年的殖民统治为印度留下了比较完善的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健全的文官制度，行使政府和行政职能;相对庞大的受教育的阶层，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另一方面经济畸形发展，农业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英国殖民统治仅把印度拉进现代化的门槛，因为一国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国家独立为前提。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是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转折点，表明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的产生。国大党从此成为印度实现民族独立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早期国大党政策仅要求英国进行点滴的改良，并未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决心与大不列颠共命运，与英国统治合而为一，诚恳地希望英国统治永久长存。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保持现在这样的专制专断的管理方式。”1908年之后，国大党开始提出民族自治的主张，1920年甘地领导国大党开始以非暴力不合作为纲领实现国家独立的道路。1947年，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印度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国大党对未来印度社会发展模式的构建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8年国大党建立了由尼赫鲁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试行由国家统一规划经济发展的模式。独立后，国大党政府于1948年颁布的工业政策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尼赫鲁倡导的印度“混合经济”政策和推行国有化、工业化的方针。从此，“经济计划”和“混合经济”成为历届国大党政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印度现代化模式的基石。到20世纪9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综合发展的渐进现代化道路。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尼赫鲁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英国的费边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和苏联—中国发展模式的混合体。其实对尼赫鲁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甘地的思想和实践。尼赫鲁除了不相信甘地的道德治国的做法外，他对甘地的建设印度的理想是基本认同的，并且逐步付诸实践。“我要为这样一个印度尽力:在这个印度，最贫苦的人也将感觉到这是他们的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他们有有效的发言权;在这个印度，人民之中将没有高贵的阶级和低贱的阶级;在这个印度，所有的公共团体都生活得十分融洽;……在这样一个印度，不能使贱民、酗酒和麻醉药品的灾祸有容身之地……妇女和男子享受同样的权利……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印度。”这就是甘地为印度勾勒的未来蓝图，也是尼赫鲁要努力实现的理想。甘地希望建立西方式代议制的民主制，有限制地发展大工业，通过精神、道德的力量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就演化成一条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政治、经济渐进变革的现代化道路。

如果说甘地是理想主义者，希望用宗教道德的力量去建设国家，构建印度社会的话，那么尼赫鲁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主张印度“世俗化”、现代化。尼赫鲁现代化实践的具体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其特征是:“经济上实行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规定的混合体制，在相互竞争中公私营经济成分同时发展，配合农村土地改革和乡村建设计划，促进印度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政治上，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用和平民主的方法，革除封建流弊，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财富公平分配’的社会目标。”

尼赫鲁是印度经济计划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主政期间，印度共实行了三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恢复被战争特别是印巴分治破坏的经济，稳定社会和安定人民生活。“二五”计划目标是发展国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实现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创建一种混合经济，使公私营经济有机结合，重点发展公营经济，对私营经济国家通过计划调节，控制私人投资过分集中形成的垄断，尼赫鲁的混合经济模式最终确立。“三五”计划的工业化的目标未变，只是加大了对公营部门的投入。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尼赫鲁政府在印度农村废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加快印度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政府扩大公营经济成分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初步成效，基础工业发展迅速，建立起一个实力较强的国营经济体系。但印度的粮食问题仍未解决，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制约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

1964年尼赫鲁逝世后，印度进入“后尼赫鲁时代”。在英·甘地母子执政时期既保留了尼赫鲁的混合经济模式，又强调了市场的作用，更多的依靠科技实现经济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是尼赫鲁现代化事业的延续。英迪拉·甘地1966年上台后，她首先推行了三个年度计划(1966年4月至1969年3月)，对印度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推行“绿色革命”战略解决农业(粮食)问题。所谓“绿色革命”，是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的条件下，通过集中使用良种、化肥、增加灌溉设施和农业机械等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随后又推行“四五”、“五五”和“六五”三个五年计划。在“四五”计划中，农业上继续推行“绿色革命”，工业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助于增加出口、替代进口的工业部门，使国家经济朝着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计划执行的结果并未达到预定的目标。“五五”继续“四五”计划目标。“六五”计划(1980年4月—1985年3月)则从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工农业并重，放宽了对私人垄断资本的限制，重视高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六五”计划中断。其子拉·甘地执政后，宣称“要把印度带入21世纪，与世界更先进的国家并列，使印度脱离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拉·甘地制订了“七五”计划，把发展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改革混合经济模式，实行私有化。

从英·甘地母子推行的政策来看，虽然对尼赫鲁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修正，取得一定成效，但印度经济发展的成就并不突出。1991年拉奥的国大党政府开始突破尼赫鲁模式，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印度新经济伴随世界知识经济浪潮应时而生。

早在英·甘地制定“六五”计划时，特别强调印度应重点发展电子工业。1982年政府在泰米尔纳德邦科塔吉里投资1.25亿美元建设印度第一个科技园，进行软件、微电子、电信、药学、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回国科技人才，为20世纪90年代软件产业及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84年拉·甘地政府宣称通过优先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把印度带入21世纪”。随后又制订《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从政策上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因而拉·甘地被戏称为“计算机总理”。90年代之后出现的新经济则更加突出了计算机的重要性。

所谓印度新经济是指在不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在世界日益发展的知识经济推动下，以信息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的迅猛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典型特征:政府设立软件园和实施电子港计划，重点支持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通过税收、金融、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配套政策来推进高科技产业;信息技术产品国际化、标准化与系统化，以对外出口为主。1990—1991年度印度的软件产品出口总额仅为0.5亿美元，1997—1998年度已猛增到18亿美元，增加了30倍，1999年是40亿美元，2000年度是4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自豪地说，“IT两个字，既是India Today(今日印度)，也是India Tomorrow(明日印度)。”因而“印度软件产业短短十几年从无到有的发展‘奇迹’，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而是印度50余年来在经济建设、教育科技、外交安全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实施的各种战略与政策的一项综合性积累成果。”

应该看到“新经济”的直接受益人群只占印度极少数。“新经济”成分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农、轻、重工业比重仍各占30%左右，有60%的劳动力投入农业部门。因而印度在总体上仍是落后的，在电脑软件方面先进了仍不足以带动工业全面现代化。无论是拉·甘地的新政策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都只是工业发展经济策略，都未顾及大力发展农业。印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证明，这种顾此失彼的做法，势必不利于农业发展，到头来最终制约工业经济的发展。因而，印度依靠新经济为突破口，改变多元经济结构困难重重。印度现代工业的成长和传统农业的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换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尼赫鲁的“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到瓦杰帕伊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印度现代化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教派林立、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努力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政治上奉行民主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经济上采取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即公营经济主导关键部门，并给予私营经济以很大的成长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印度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并势必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尽管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动力的“新经济”是否能成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还需假以时日。但毋庸置疑，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信息化的今天，面对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印度利用自身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跨越发展阶段，进而回头带动其他产业，加速现代化发展，这对印度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失为一种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