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为了把印度建成一个具有印度特色的现代工业化强国,实现其政治独立和建立民族经济的理想,亲自抓经济,自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领导和拟定了工业化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整套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方针和政策。他还根据独立初期印度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借鉴东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确定采取以公私混合经济体制的模式来实现印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更强调公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注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实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这种定位于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驾齐驱的经济体制,是尼赫鲁所要建设的“印度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一大经济特征。这就是所谓的“尼赫鲁模式”,不同于东西方的“第三条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这一模式的运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尼赫鲁时代到拉奥总理上台前夕;第二阶段从1991年6月至今,即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到改革的深入发展。
从第一阶段该模式的运作状况来看,可以说是成就巨大、问题不少。成就方面主要有:①捍卫了政治独立,维护了国家主权不受超级大国的干涉和控制;②建立起比较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的民族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经济迅速工业化和多样化”的目标和具备了民族经济独立的能力。其中,国防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和核工业发展迅速,极具实力,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③农业经济成绩喜人,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旨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绿色革命,基本做到粮食满足本国10多亿人口的需求;④拥有一支到20世纪80年代末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人数可观、专业素质较好的科技人员队伍;⑤利用本国的工业实力和先进技术实现了国防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军队兵力人数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美、俄),多达115万。此外,印度已走上了发展战略核武器的道路。
尽管成绩不凡,但这一模式在第一阶段的运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其间虽经英迪拉·甘地政府和拉吉夫·甘地政府作了一些修补和调整,但仍然未能实现尼赫鲁在世时期望的经济奇迹;相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印度经济却发生了四次大的衰退,年均增长率仅为3.5%,这一增长率被印度学者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找到公私混合经济这两者结合的运作过程中最佳的切合点——市场意识、市场机制、市场活力和市场效应,加之由于缺乏驾驭公私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的艺术,结果在第一阶段运作中出现计划经济低效率、私营经济低市场、人民生活低水平、经济增长率低速度、发展模式低运作的“五低”现象。在第10届大选前夕,1990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2.5%。进入1991年后,经济形势更加严峻,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外汇储备降至最低点,仅10亿美元,外债激增,工业生产呈现负增长。所有这一切,迫使受命于危难的拉奥政府上台伊始即采取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以摆脱“尼赫鲁模式”的旧轨迹,寻求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
第二阶段印度经济发挥模式运作的特点是,首先对传统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1991年7月24日,执政仅1个月的拉奥政府颁布了一个在印度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工业政策声明》,从而对“尼赫鲁模式”进行了伤筋动骨的深刻改革,其步伐之大、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激烈前所未有。拉奥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计划核心是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大幅度减少为公营部门保留的领域;扩大公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松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鼓励外国投资;放松进口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实行自由进口政策;逐步推行货币自由化等。拉奥的上述改革措施是对印度执行了几十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和法规——诸如工业政策、许可证制、垄断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的否定,它已不再是英·甘地和拉·甘地执政时期的“小手术”了,而是工业结构和体制上的变化和转轨,它表明印度政府正在放弃以行政手段对经济的干预,并将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作为今后调节经济的主要力量和杠杆手段。由此,印度经济发展开始摆脱旧轨迹的困境,有了生机。然而,解决了旧矛盾,又产生了新矛盾。由于改革触及了经济的核心——所有制问题,因此,随着私有经济步伐的加快,拉奥政府受到党内外(主要是右翼和左翼反对派)的责难和抨击也越来越多。此外,这一改革也遭到了反对把公营企业私有化的公营企业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再加之,伴随着改革后印度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向市场化的快速转轨后,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引发了执政党内部腐败现象的滋生与分裂。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拉奥在第十一届大选的失败,也使得主宰印度政坛40多年的国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拉奥的垮台并未使印度的改革就此停顿。从1996年后至今,无论是执政两年的印度左翼联合阵线组成的高达和古杰拉尔政府,还是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以及自2004年重新上台的国大党曼莫汉·辛格政府都程度不同地继续坚持经济改革的方向,从而使拉奥开启的印度经济改革之路得以不断地推进和深化,印度经济也由此逐步摆脱了“半封闭、半管制”体制的束缚,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
调整工业发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战略转向了技术驱动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是尼赫鲁时代印度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在促使印度从上世纪60年代到中后期初步建立起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自主型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工农业发展政策的频繁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然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但由于1985年拉·甘地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这一战略使印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抓住发展电脑软件技术的机会,跟上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1996年,人民党联合政府委托阿卜杜勒·卡拉姆领导的信息预测评估委员会编制2020年印度技术远景规划。这个规划旨在使印度经济增长转向技术驱动模式,并最终使印度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和以前制定的规划不同,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采用了大量未来学原理,并以预测技术作为基础,研究印度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与采取的相关措施。1998年上台的瓦杰帕伊政府更是提出印度要在2010年成为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和核大国的目标。为此,他亲任“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组长,制定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在税收、贷款、投资等方面采取措施。如在继续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部门,使其享有税收、信贷和股票上市融资的优惠的基础上,大力培养软件技术人员,创设风险资本,简化外资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手续,加强政府与外商及私营企业的合作,不断创建新的软件技术园区等。由于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励精图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获得了长足而惊人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上软件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重振制造业和农业,努力扩大就业和增加出口。2004年5月,在印度第14届大选中重掌政权的国大党曼莫汉·辛格政府,鉴于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期间虽推进经济增长和促进改革有功,但却未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民众而败北的教训,决定把施政方针的重点放在扩大就业和发展农业等印度国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上。可以说这是对印度前政府推进知识经济但忽视工农群众利益的一次重大调整。现政府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扩大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大幅度提高公共系统和服务的质量,特别强调要改善穷人的生活。农业方面,政府承诺将大量增加农业研究与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在3年内使农村信贷翻一番。工业方面,印度政府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印度难以跳过制造业直接从农业经济发展到服务业经济,因为制造业是增加就业的关键。1991—2003年,制造业在印度GDP中的份额仅从15.8%增至17%。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D.马兰等印度高官为此提出重振制造业,要在未来10年使制造业占印度GDP的25%—30%,这意味着印度制造业将保持年均12%—14%的增长率。由于近两年来印度政府采取的减免税收、技术扶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外资流入显著增加,制造业现代化改造取得进展,科技含量加大。药品、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纺织品和服装、钢铁和金属以及汽车和零配件等领域已可参与世界竞争。2005—2006年度,印度钢锭产量达4210万吨(上升到世界第7位);纺织品出口值达170亿美元;汽车产量为109万辆,比上一年增长17%,出口增长25%。
继续推动外贸发展,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其中,中印贸易额2006— 2007年度达到了250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400亿美元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经济加快发展,国际社会纷纷谈论与印度崛起有关的问题。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领导人决定把印度建成“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同时,为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印度又实行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机制,现代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经济模式,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外资源与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等。经过60多年的实践,印度经济模式获得一定成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印度开始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具有印度特色的经济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独立前,除殖民政府占有的财产外,私营经济在印度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在独立后印度政府领导人看来,私营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其本身存在诸多弊端,有损独立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又通过工业政策决议限制私营经济的活动领域,通过工业许可证法和反垄断法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印度政府还通过把殖民占有的铁路、邮局、码头、机场等公用设施收归国有,形成最初的国有企业,通过赎买方式对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通过政府投资和利用外援等方式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建起起公营经济部门,从而在印度形成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印度建立公营经济最重要的目标是,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试图以公营经济的发展来克服私营经济的弊端,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长期以来,公营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保持在25%左右,在有组织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中占75%以上,在军工、铁路、航空、原子能等关键领域占有垄断地位,在采矿、机器制造、金融保险等重要工业领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私营经济在印度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却分散在农业、服务业、消费品制造等诸多领域。因此可以说,印度公营经济在有关“国计”的经济部门占垄断或支配地位,而私营经济则在有关“民生”的经济部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世界各国公营经济一样,印度公营经济也存在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公营企业整体上出现亏损。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对公营经济政策进行重要调整:调整公营企业领导班子,减少公营企业领导班子中政府代表,选派优秀私营企业家进入公营企业领导班子,减少对公营企业投资等。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印度政府又对公营经济进行改革,向私营部门开放公营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通过从公营企业撤走政府资金逐渐实行私有化,从而把公营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经过调整和改革,印度公营经济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基本上实现扭亏为盈。印度政府还放松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基本取消生产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基本取消反垄断法对大型私营企业投资的限制,扩大私营部门投资领域,使印度私营经济获得重要发展。
独立后,为发展民族经济,印度在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也保留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商品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等各类市场,并注意发展这些市场。印度的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获得一定程度发展,集市贸易等各类商品交易也获得重要发展,使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得到一定程度发挥。但在印度政府领导人看来,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在印度建立起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宏观调控机制。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印度政府于1950年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从1951年开始执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都规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实现,印度政府对公营经济部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有组织私营经济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其他私营经济则实行市场调节。同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印度政府还对经济发展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如政府严格规定各类企业的生产能力,为公营企业供应资金和重要原材料,规定重要产品的价格,甚至统一规定银行存贷款利率以及政府收购的某些重要产品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调整和90年代的经济改革,印度政府逐渐放松对企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允许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扩大生产能力;不再为公营企业投资及供应原材料,让其在市场上获得资金和原材料;政府收购的产品逐渐减少,允许企业在市场销售其产品;除特别重要的产品外,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逐渐放开,让市场来决定其价格;银行存贷款的利率也逐渐放开,货币的对外汇率也逐渐由市场决定,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力量。但是印度依然坚持实行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宏观调控机制依然存在,只不过增大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独立后在印度政府领导人看来,印度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印度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印度政府领导人还认为,为了把印度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印度必须首先大力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工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独立初期只有纺织工业、皮革工业、烟草工业、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和少量钢铁工业的基础上,印度政府利用财政投资和国外援助等多种方式,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原子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制药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同时,为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并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印度在经济问题中还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和小型企业。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积极支持小型企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如为其保留众多的生产领域,不许大中型企业涉足;向其提供优惠贷款,给予财政信贷支持;培训其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提高其技术水平;要求政府部门和公营企业必须向其采购产品,为其提供稳定的市场等。从而推动印度小型工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印度经济发展,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众多家庭的收入,促进了社会稳定。
印度政府领导人还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印度政府首任总理尼赫鲁曾经指出,什么工作都可以放一放,唯独农业不能放,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除进行土地改革,推行农业合作化,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等活动外,印度政府在长期保持对农业发展高投入的同时,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发起“绿色革命”运动,在80年代又将绿色革命运动引向深入。从而促进了印度农业发展,使印度从吃粮靠进口的国家转变成粮食基本自给并有大量储备和出口的国家。现在,印度政府又大幅度增加对乡村公路、学校、医院、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要把农业建设成为最好的职业,把农村建设成为人们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潜力,印度在大力发展现代产业的同时,非常注意小型企业、乡村工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发展。即使在大力发展信息经济的今天,印度政府也注意把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长期殖民统治严重破坏了印度经济发展,使印度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独立后,为促进印度经济发展,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印度虽然没有割断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继续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贸易活动,但是印度政府领导人和印度人民对殖民统治给印度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恶果记忆犹新,因此印度政府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明确指出,必须用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历届印度政府领导人也都指出,要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尽管独立后印度百废待兴,急需国外援助,但是印度政府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还是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了坚持执行这一方针,印度建立起完整的财政税收体系,通过财政税收方式集中资金;印度还通过国有化形式把大量私营商业银行转变为公营银行,并利用银行金融方式吸收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闲散资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以国内资金为主,从而在资金渠道上防止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坚持执行这一方针,印度始终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促进农业发展,保证粮食供应,减少人民生活对国外的依赖;同时,印度还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出各种类型的机器设备,减少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赖。
20世纪9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减少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扩大了对外国资金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用,但是印度对外资的进入始终比较谨慎,依然对其保留了诸多限制,每年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40亿美元左右;同时,印度也逐渐取消了阻碍商品进口的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并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扩大了对外商品贸易,促进了对外商品贸易发展,年对外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印度政府对商品进口依然保持了某些限制,对外贸易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不高,至今也仅为20%左右。在印度社会各界看来,印度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应该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但是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应该主要靠增加国内储蓄来解决,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市场也主要依靠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和扩大投资所形成的国内市场来解决。对外经济联系应该大力发展,但是必须适度,以防止国际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切实保证经济安全。
印度的经济现代化肇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的19世纪后半期近代大工业的发端,但真正意义的起步则始于1947年独立之后,至今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就其发展历程来看,印度可谓是在西方经济渗透时间长、强度大、殖民化程度深,以及其内部结构因种姓、宗教与政治分裂而缺乏凝聚力的独特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是伴随着殖民化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的异质结构下,作为宗主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原料供应、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对象而被不自觉地引进的产物。但在殖民统治时代,它只是作为构成殖民经济的一部分,主要出现在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一些“飞地”里,并且受限于殖民统治的利益范畴内。因此,直到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时,发端于19世纪后半期的印度近代大工业,虽历经百年,却终未形成独立发展的格局,并且对印度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以至于独立之初,印度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是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具体国情而展开的,它是尼赫鲁“大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取代了之前的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而成为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美国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便成为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借鉴和参照的道路模式。然而,美国式的道路实际上是19世纪欧洲早发—内源性工业化过程的延续,是在市场经济成分发展的条件下,渐进式地实现从轻纺工业到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再发展到战后的以电子、汽车、化工和航天等组成的新兴工业。由于这一过程时间长、起点高、且需要以足够的国力为基础,因此,对于那些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较低、工业基础薄弱、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来说,难以机械地照搬和效仿。而相比之下,曾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环节的俄国,在经过十月革命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计划经济和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主,通过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发展模式,因其快速、有效的示范效应,所以,很快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热衷学习的榜样。而对印度来说,前苏联模式又恰好合乎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形成的力图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自立、政治自主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构想。加之,在独立初期又面临着尽快改变殖民时代造成的轻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十分落后的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以及解决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发展难题。为此,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展开了此后印度工业化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这样说,对多灾历史命运的反思,对脆弱经济基础的改造,以及在冷战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人寻求自强、独立发展的决心和意愿,决定了印度独立后经济现代化的选择与发展方向。
不过,印度的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对前苏联模式的直接照搬和简单重复,它是结合了本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力图兼采和融合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合理要素,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确保经济稳定和公平分配上的长处有机的融合起来,在国家的积极干预和有力推动下,通过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建立新型国营经济,利用国家的经济杠杆调节国民经济,建立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推进和实现迅速的工业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印度的这条道路既有别于欧美模式,又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前苏联模式,按照印度官方的话说,是走“中间道路”。它的出发点在于:既强调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吸引外资;既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使其占领工业的“制高点”,又一定程度地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既搞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竞争,兼顾协调、平衡渐进。这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公私混合经济体制是为——强调宏观调控的计划发展导向型。
印度的这种发展模式其优点在于,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快速打下经济发展基础,满足本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并进而有利于国防安全和自身之稳定。但其缺点是,须进行高度内向的保护,较少参与国际市场和对外竞争,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并且会因过于长期侧重某一主导产业,而忽视其他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因此,需要不失时机地不断进行调整来加以弥补。但印度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而这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至今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针对点和其步履艰难、矛盾积重的症结所在。
前苏联曾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推进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工业化,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战后初期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和超级军事大国。就当时而言,这种适应特殊需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成功而有效的,但它也由此付出了牺牲本国农业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的消费品工业的沉重代价。如果说,这种实际畸形发展的方略是在战前和战时特殊需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战后长时期内没有对此加以扭转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了。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继续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的方针,除了有经济体制的原因以外,主要也由于冷战局势下而产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政治论断,以及后来推行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使然。加之,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缺乏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因而,把长期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方针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丝毫不能怀疑和改变。不仅如此,还把这种战略推广到东欧诸国,从而种下了苦果。
而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进口替代的战略,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摆脱殖民时代受制于人的阴影,希冀早日建立起自主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谋求地区强权和世界大国(如印度一直想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军事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印度先后发动三次印巴战争、吞并锡金、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以及向斯里兰卡派遣印度维和部队等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由于在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伴随着其国内人口的急剧膨胀和粮荒的反复加剧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困境等因素的困扰后,才被迫接受了国际机构的援助条件,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搞起了“绿色革命”,逐渐改变了农业相对滞后的不利局面。不过,印度政府长期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印度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又延缓了其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以至于造成公营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私营经济发展受限和贫富悬殊进一步加深的种种问题。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印度几届政府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印度经济逐渐摆脱了以往“半管制”体制的束缚,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尤其是其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世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及其种种预测。但是,印度经济和其工业化所面临的深层问题与困难有待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的进程来逐步解决,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印度经过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对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科技和军事实力已达到相当水平,印度经济已开始进入起飞的轨道。
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经济长期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和动荡。从独立到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3.5%;1980年到1990年,年增长速度为5.8%;1992年至2000年,增长率则提高到6.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年份增长率接近8%。现在,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
印度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200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2万亿卢比,约合500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独立时的40美元提高到目前的近5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5万亿美元。综合来看,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水平在人均800至1500美元之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56.5%,下降到2000年的25%,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则分别由15%和28.5%上升到30%和43%。
印度经济发展最重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工业设备的自给率从独立初期的10%提高到90%,工业产品自给率达80%,军事装备自给率达到70%。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主要由本国制造,还能向国外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和电站成套设备等。
印度高科技工业开始在国际上显露头角。近10多年来,印度的计算机软件产业以年均50%的速度成长。2002年,软件产业实现101亿美元的产值,出口达76.8亿美元。软件产业已成为印度最主要的创汇产业之一。印度计算机软件业迅猛发展。据统计,印度软件业产值在1998—1999年度达到40亿美元,是10年前的200倍。1999—2000年度,印度软件业产值达56.5亿美元。据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结果,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居世界首位。印度目前是世界上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大国,印度的软件产品已远销世界91个国家,美国则是印度软件产品的最大市场。竞争的优势使印度正在成为世界软件中心,世界许多著名的信息产业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西门子、奥瑞克公司等都在印度建立了研发基地,单在班加罗尔就有250多家外国公司。在全球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占据了16.7%的份额。比尔·盖茨曾断言: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
软件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本国的人才优势和印度政府积极采取的扶持政策。软件产业的发展对印度经济的影响深远。印度已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推动国民积极参与信息革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大力发展软件产业。2008实现软件业产值870亿美元,其中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到500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3%。这将为印度新增220万个就业机会,并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拉到两位数。就近期而言,未来5年内,印度将创造100万个信息行业的就业机会,将每一个国际、国内长途电话服务亭转换成能够提供因特网信息服务(如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等)的“信息服务亭”,通过10年的努力,将印度建成“世界信息产业超级大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都主要依赖制造业的出口,印度成为第一个以信息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最近登上美国《福布斯》双周刊亿万富翁排行榜的印度赛特亚姆计算机服务公司董事长拉马林加·拉朱自豪地说:“未来的20年属于印度,我们拥有人才,拥有语言优势并对信息技术有深刻的理解。”随着IT业的蓬勃发展,印度IT人才市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供过于求转为供不应求。据印度全国软件服务公司协会调查,按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势头,今后两年印度软件业将需要14万专业技术人才,至2010年将需要220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和160万名硬件技术人员。此外,在因特网超越地域界限功能的推动下,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大力推行就地吸纳印度IT科技人才的战略,使印度的IT业出现了求才若渴的空前景观。印度软件开发人员的年薪大多平均在1万美元左右,这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国度,可以说是人上人的收入了。一对初入IT业的年轻夫妇,年薪便达17000美元,年增长率为50%。1981年创立的INFOSYS公司历经20多年的经营,公司资本达到了100亿美元,总裁摩思不断将公司股份优惠转让给员工持有。由此,该公司已有200多名员工成为百万美元富翁,近2000名员工成为百万卢比大户。因此,每年毕业的12万名IT科技人才都能在电脑或软件公司找到用武之地。截至2000年3月31日,印度软件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达到了34万人,而三年前仅有16万,其软件科技人才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急剧增长。
此外,在印度轰轰烈烈的IT革命中,还有一批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早年出走海外的印度IT尖端科技人才。置身海外的印度IT精英获得事业成功,总要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年就回去。”而他们又怀疑印度IT业的发展机遇和前景,始终难下归国之念,两年之期也就无数次地挂在嘴边。首先冲破这一心理障碍的是28岁的拉吉和31岁的达万,两人同为美国哈佛商学院出身,他们毅然舍弃了在美国的发展机会回到印度,融资650万美元在孟买开创了“网络风险资本公司”。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从海外回国创业。人才的逐渐回流使印度的IT业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编写电脑程序以及生产其他脑力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据最近荣登美国《福布斯》杂志亿万富翁排行榜的赛特亚姆计算机服务公司董事长拉马林加·拉朱估计,这些业务能够让印度在整个信息技术行业中得到5%的市场份额,未来20年里还能为印度提供5000万个工作岗位,这足以使印度实现“成为一个富裕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的宏伟目标。
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经济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加速了改革的进程,其具体措施是改革国有企业,把更多的部门向私人投资开放,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对大多数工业取消许可证制度,鼓励它们进行竞争。在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方面,印度政府通过兴建软件技术园区吸引外资,而科技园区软件业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从1987年起,印度电子部开始建设班加罗尔、布班内斯瓦尔和浦那3个软件技术园区,政府给每个软件园投资5000万卢比,并建立了相关的配套设施。如今,班加罗尔不仅成为印度的软件之都,还是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被誉为世界十大硅谷之一。班加罗尔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80年代后期,国际卫星通讯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睐印度庞大而廉价的人才市场,纷纷采用异地雇用印度人才开发应用软件的生产模式,因特网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外资更如潮水般涌入。仅1998年,班加罗尔就吸引外资11.4亿美元。迄今,在印度“硅谷”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达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
除班加罗尔之外,南印度的海德拉巴同样是一个发展IT业的宝地。这里兴建的高新科技园区,吸引了当今全球顶尖IT业巨头的目光:美国微软公司在本土以外的第一个软件开发中心就设在这里,IBM、爱立信、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等大公司也都将海德拉巴视为海外发展的桥头堡,欧洲的巴安公司已决定将全公司80%的全球研究工作转移至海德拉巴。目前,海德拉巴集中了全球40多家著名的IT公司,正集中开发目前世界三大热门软件:网络通信、服务器和加密软件。
早年至美国“硅谷”淘金的印度IT人才的事业走向成功,他们大多将资金投入到班加罗尔为中心的高科技园区,投资速度为年均每人20万美元。在雄厚的资金基础上,印度不仅成功地将“硅谷”用作振兴国民经济的一块跳板,而且使发展多年的软件开发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美国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对全球32家软件公司颁发的“顶级质量”认证中,印度企业便独占了17家。
除投资高科技园区外,海外印度人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合同、人才,回归故里求发展。据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高潮期,海外印度人对本土的投资近6亿美元,占同期外商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额的30%。海外印度人的作用,远不足这些干巴的数字所能完全说明得了的。除了直接回国投资外,这些海外印度人还给印度本土引来了更多的投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跨国公司高级管理层任职的印度人,还能借助其影响,说服他们所任职的公司在印度投资。巴哈雷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是美国一家科技信息公司的合伙人,其本人在这3家高成长企业中的投资不足区区的800万美元,但他却从乐意为其投资计划下赌注的外国投资者那里吸引了2亿美元,其中1/10又都投在了公司设在印度的工厂。
在印度经济中没有哪一个部门取得的经济成果能够像信息技术那样显著。印度信息工业崛起的标志最初表现在它的公民在国外获得的成功,主要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正是这些技术人员,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把印度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大公司正在涌入这个国家,建立它们自己的软件开发公司,同时也推动了当地公司业务的发展。
孟买股票指数在1998年10月见底2812点,2000年1月5日已升至5420点。信息技术公司在证券市场的股票融资在这个时期从10%上升至20%,股票价格的升幅超过500%,电信公司的升值超过900%。证券市场的繁荣使信息技术行业和传媒企业产生了一批精英。Wipro软件公司的价值从840亿卢比(19.3亿美元)升至6700亿卢比(154亿美元);Infosys计算机咨询公司的价值从230亿卢比升至4730亿卢比;而印度传统产业如塔塔工程与塔塔钢铁公司、印度烟草公司等则相形见绌。一批信息技术公司如Satyam计算机公司,CIPLA,Visualsoft和Penta Four软件公司在一年前还是无名之辈,如今每个公司的资本总值超过10亿美元。
印度的主要工业部门包括能源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纺织工业和制糖工业。历史悠久的纺织工业仍是印度最大、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其产值占印度工业总产值的20%,出口额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5%,创造了35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电影工业是印度的重要特色工业之一。印度孟买宝莱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现在电影工业已成为产值超过500亿卢比、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和年产1200部电影的庞大行业;出口额由几年前的1000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5亿美元。
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和推进“绿色革命”,印度粮食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500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2亿吨,粮食自给有余并略有出口,2001年底,粮食储备近6000万吨。大米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小麦产量居第四位,棉花产量居第三位,茶叶产量居第一位。
最近20多年,印度的对外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93亿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近1000亿美元。按照离岸价格,出口总额为445亿美元,主要商品有纺织、珠宝、工程设备、化工等产品等,美国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对美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2.8%。按照到岸价格计算,进口总额为538亿美元,主要进口商品为原油、机械、宝石、肥料和化工产品,其中,原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31%。外国对印投资从1990年的1.08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1年的59亿美元。2001年的外国投资中,直接投资为39亿美元,对印度证券市场的投资为20亿美元。印度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到2001年3月底,共有外债1004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为969亿美元,占97%。外汇储备也有大幅增长,从1990年58.34亿美元至2000年增加到422.81亿美元,到2002年9月,这一数字增加到620.21亿美元。
印度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铁路总里程从1950年的5.36万公里增加到2001年的6.37万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网之一。印度铁路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从业人员达160万,多年来一直在赢利,是中央政府第二大非税收收入来源。公路总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其中,铺面公路151公里。到2000年,国家级公路达5.6万公里。到2001年,全国共建有各类机场335个,中大型机场62个。
印度投入巨大力量发展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印度进入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目前,印度在原子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太阳能应用和前沿科学等方面居第三世界前列。已建立起从核燃料勘探、开采、提炼、重水生产、反应堆到核废料处理的完整生产体系,现有14座核电站,9个重水厂。目前,还有8座核电站在建。印度还是第三世界唯一有能力设计快中子反应堆能力的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成为迅速崛起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大国。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为5.4%,在1980—2002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2002—2006年间达到7.5%,印度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之一。200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7750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人均收入已从1980年的1178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3051美元,成为继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有10多个大海港和庞大船队,民用机场超过100个。印度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子工业、机器制造业、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等各个门类。印度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特别突出,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62%。
印度的科技不断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从科技人员的数量、科研质量、论文发表等方面统计看,印度都相当突出。印度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在技术方面,除了信息技术外,印度在核技术、生物制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等领域也有较强实力。印度的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制药业及精密机械制造业四个产业约占印度出口额的30%。印度信息产业已成为国际名牌,印度生产的疫苗公认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印度还是转基因种子的全球供应商。此外,印度还十分重视核能和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目前世界第四风电开发大国。
印度工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后,为实现经济独立、走向现代化并力求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迫切愿望与决心。可以说,独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始终把完成工业化作为印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印度的工业发展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印度已由独立初期一个工业落后、国力薄弱的传统农业国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军事强国和工业大国之一:拥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等居世界第四位的庞大军事力量;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人才储备库;拥有继美国、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的股票持有者集团;拥有集传统工业、新兴工业及现代集约型工业在内的、门类较为齐全且自给率程度超过80%的民族工业体系;拥有向俄罗斯、欧洲和北美出口大宗药物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药工业;拥有在发展中国家中向发达国家输出计算机软件数量最多,技术最为精良的软件开发与应用产业……凡此种种表明,印度工业化取得的成就是巨大而广泛的。
1.建立起比较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具备了经济独立能力
独立前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其工业基础薄弱和落后的局面,因而,独立后印度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决心用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而经济独立的主要基础则是要把印度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所以,尽快发展民族工业,建立民族工业体系,就成为独立后印度政府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首要目标和奋斗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印度陆续建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及其相关的许多大型工业企业或工业集团,并对传统工业进行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从而使采矿、冶金、机械、发电设备、石油、化工、医药、汽车制造、船舶、新兴材料、计算机、核设施、电信、航空航天等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逐步建立起一个包括传统工业和新兴工业在内的门类较为齐全的自主型工业体系,基本上具备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并大大增强了印度的综合国力。
2.工业生产长足发展、工业实力大为增强
由于政府重视工业发展,特别是从“二五”计划后不断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从而使其工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不仅增速明显、稳定,而且工业实力大为增强。2003—2004年度,印度工业生产指数累计增长6.7%,高于前一年同期的5.8%。同期,制造业增长幅度为6.7%,低于前一年的7.1%。采矿业和电力工业的增长率分别为9.6%和12.1%。与此同时,物资品和资本品的生产分别增长了24.7%和5.1%。消费品的增长幅度为2.1%,前一年同期的增长幅度为8.2%。到2001年印度的工业生产指数仅低于中国、韩国和墨西哥而居世界的前列。目前,印度工业约占其GDP的1/4。工业设备的自给率从独立初期的10%提高到90%,工业产品自给率达80%,军事装备自给率达到70%以上。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主要由本国制造,还能向国外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和电站成套设备等,许多工业品和技术已打入国际市场。现在印度不仅能制造一般的高技术产品,而且也已经涉足尖端科技领域。
(1)机械工业。这是印度独立后制造业发展最快和最显著的部门。独立前,印度的机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绝大部分部门机械设备依赖进口。据统计,从1951年到1990年的近40年间,在印度进口的11000多项工业设备技术项目中,机械工业占了68%,高于同一期间工业总的增长的4倍。1988—1989年,印度机械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3%,机械产品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11%。如今,机械工业已发展成为印度工业中最大的生产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0%左右。现在,印度在发电和化工设备、通用机械、重型设备、各类轻工产品、各种电器、机车、汽车、拖拉机、船舶、飞机和其他设备的制造方面,大多已能自给,某些产品还大量出口,机械工业已成为印度出口赚取外汇最多的部门之一,其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已占10%以上。
印度的汽车业,有人把汽车业比作印度经济除了软件业外的另一条腿。1993年,印度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条件地向国际汽车工业巨头打开国门,一时间,国际汽车巨头们蜂拥而至。印度的“民族汽车”没有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借外来的雄厚资金和先进管理、技术等,印度轿车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了年产120万辆的生产能力。同时,印度的汽车零配件制造业由于起步较早,发展也特别快,规模不断扩张的直接益处就是成本降低,低廉的价格自然引得不少大汽车制造商下订单。2003年底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印度塔塔汽车公司从英国陆虎公司获得了4年内出口10万辆轿车的订单。预计到2010年,包括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尔福以及通用、丰田等在内的汽车公司,将从印度购买价值15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到2010年,印度汽车零部件出口额可能达到60亿美元。另外,这里不能不提一个名字——“印迪卡”,它是第一辆基本上由印度公司自己设计生产的轿车,1998年该车上市时的售价约合人民币5万余元,它的上市直接导致了印度耐用消费品领域的第一场价格战。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款轿车的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商塔塔汽车公司已步入了世界十大商用车制造商的行列。
(2)钢铁工业。印度是个铁矿储藏丰富,分布集中的国家,这为其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早在独立前,其钢铁工业就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像塔塔钢铁公司、印度钢铁公司及迈索尔铁厂等,年生产能力已达150万吨。独立后,在尼赫鲁优先发展国营重工业的战略推动下,印度政府通过利用外资及其技术设备又先后建立了比莱、杜加普尔、鲁尔克拉、波卡罗等4家规模较大的国营钢铁公司,同时接管并扩大了印度钢铁公司的生产能力,使得炼钢能力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就多达6家。此外,还有以生产特殊钢为主的迈索尔钢铁公司、萨勒姆合金钢厂及杜加普尔合金钢厂等,年生产能力约100万吨。其他有近200家小型钢铁厂,生产能力近400万吨。1991—1992年度,5家公营大钢厂(新建的维萨帕特材钢厂产量未计算在内)生产钢1057万吨,私营塔塔钢厂生产197.8万吨,另有175家小钢厂生产680万吨钢材。到1994—1995年度,印度实际生产铁1710万吨,钢锭1470万吨,成品钢1780万吨,铸成钢38.3万吨。另外,印度现已在世界十大不锈钢生产国中居第八位,2002年印度不锈钢产量为110万吨,2002—2003年度印度出口不锈钢达到250亿卢比(约5.32亿美元),成为不锈钢出口大国。不过,由于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对钢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3)轻纺工业。主要包括纺织业(棉纺、麻纺、毛纺、丝织、手工艺编织)、食品、造纸、皮革、烟草等工业部门。其中,纺织业是印度工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工业部门。印度曾经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业,有两个世纪的时间,由孟买和别的城市生产的纺织品畅销世界。由于印度的纺织业规模庞大、基础雄厚,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前居印度工业之首位,而且至今仍然是印度主要工业行业之一。作为一个纺织品生产大国,如今的印度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纱线生产国——占有全球市场25%的份额,并且是世界上第三大纺织品生产国。现在,纺织业的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占全国制造业比重的20%。印度也是纺织品出口大国。2001—2002年度,印度纺织品出口额为125亿美元,2002—2003年度超过了150亿美元,占当年印度出口额的29%。由于轻纺工业总体上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密集型程度高等特点,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故它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工业部门(占工业总产值的20%)和就业人数最多(6000多万人,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21%)的行业。目前,印度棉纺织业的中心还是孟买和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这两地集中了印度66.6%的棉纺厂、40%的纱锭和60%的织机。另外,那各普尔、印多尔、索拉普尔也是较为重要的棉纺织中心。不过,这些年由于化纤工业的发展,印度棉纺织业的产值有所下降,但家庭和个体棉纺织生产在政府的保护下,产量有所上升。黄麻织品仍是大宗出口的产品,其年产量在140万吨左右。近年来,印度的服装业发展迅速,现有6万家服装厂,就业人数近60万。2002年度服装业出口达到6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服装出口总量的3.07%,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和美国,在欧盟市场列第三位,在美国市场列第四位。印度的纺纱、织布及印染业设备,技术水平很高,已成为我国强大的竞争对手。按照印度纺织部长预计,到2010年印度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将由2003年度的150亿美元增至500亿美元。食糖也是印度出口的主要产业之一,年产量在2000万吨上下。另外,印度皮革制品的生产和出口也发展迅速,为此,印度皮革出口委员会建议成立国家养牛开发委员会,以便改善牛的饲养品种,提高牛皮质量,满足国内80亿美元皮革制品生产需求,实现2010年皮革制品出口达到40亿美元的目标。
(4)电子工业及信息产业。印度电子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自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而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其产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上涨。目前,印度已能生产从普通消费电子到尖端宇航电子、从一般工业电子到现代国防电子、从简单电子元件到复杂的计算机系统等。这其中,尤以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更是速度惊人。从1984年开始,这两个部门分别以年均90%和50%左右的速度飞跃增长。据印度电子和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委员会统计,自1997—1998财年到2002—2003财年,印度的电子元件出口额翻了两番,高达240亿卢比,年均增长24.57%,以美元计年均增长18.41%。到20世纪90年代初,家电产品已占其电子产品产量的约4/5。由于印度的家用电器价格较高,家庭使用电器的普及率还很低。家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器的普及率分别为30%、9%、3%和1%。中产阶级家庭中基本上有电视机和录音机,85%的家庭有彩电,但有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不到一半,拥有空调的更少。印度农业人口占了71%,电冰箱、洗衣机家庭平均拥有率分别为2%和0.5%。
软件业水平业已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成为工程化程度和商品化程度很高的一项重点出口的高科技产业。其南方城市班加罗尔作为印度自1991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软件技术园区,现在不仅是印度的软件开发中心,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有“印度的硅谷”之称。如今,在这个拥有600万人口、4500家高科技企业的印度南方大都市,有1500家软件企业,占印度软件业的半壁江山,其中250家是跨国公司,世界500强有65家落户这里。芯片巨人英特尔已在此建立了它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这里不仅设计最先进的芯片,同时也为企业开发最先进的管理软件。这些跨国巨头在印度纷纷设立研发机构和进行投资,不仅有助于加深世界对印度科技实力的印象,而且也便于印度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树立品牌形象。印度以生产计算机软件为主的著名企业有:塔塔咨询公司、维普罗公司、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和塞塔亚姆公司等。其中,塔塔咨询公司是印度头号财团塔塔家族的下属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元。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韦普罗公司也已于1999年首次跨入《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之列,掌管该公司的阿兹姆·普雷姆吉(Azim H.Premji)现为印度的首富,其个人总资产达59亿美元,2003年他名列《福布斯》全球财富榜第45位,并被评为全球10位最有影响力的富豪。2002年7月,由他领导的韦普罗公司出资7000万美元组建了印度最大的呼叫中心;当年11月又斥资24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管理系统公司,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进行大宗收购的印度公司;2004年4月,在竞标斯堪的纳维亚电信公司技术服务项目中,击败了美国的甲骨文公司。而塞塔亚姆公司则是这些企业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公司。
在班加罗尔的带动下,马德拉斯、海德拉巴等印度南部城市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接连而起,同班加罗尔交相辉映,成为印度南部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业“金三角”。为了进一步发展计算机软件业,印度政府又将园区由南向北推进,发展成由全国各地的17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组成的、相互联结的“硅网”。由于印度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和积极扶植信息技术的发展,善于抓住机遇、捷足先登,并能通过种种优惠政策大力刺激、吸引全球著名的信息业巨子在印度设厂投资。再加之,印度拥有世界上数量仅次于美国的英语科技人才,现有140多万编程人员,这样一支素质较高,数量广泛和工资相对低廉的软件技术人员力量,以及保有能够通过卫星地面站将编制好的软件发送给万里之外的用户的技术设施等有利因素,因此,印度软件业一直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与发展势头,已具备向开辟海外市场服务的决定性转变。现在,印度软件产品已畅销欧美、日本、中东等102个国家和地区,成了世界第2个软件出口大国。2002年,软件产业实现101亿美元的产值,出口达76.8亿美元。软件产业已成为印度最主要的创汇产业之一。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印度的电信业也驶入了快车道,并即将起飞。1987年印度建立了国家信息中心网络,这是印度开通的第一条国际信息高速公路。1991年印度只有两条租借的卫星线路,1995年底,已达30条。1998年印度每千人仅拥有9部电话机,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为此,印度政府决心大力发展电信业。积极吸收外资进入电信业进行投资。到2002年底已实际吸收外资19.9亿美元。在印度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的30—40亿美元中,电信业引进的就占了一半多,预计今后5年印度电信业将需要200亿美元的投资。眼下,世界知名电信企业,如新加坡电信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无线服务有限公司都在印度有投资。加速电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2001年开始,印度政府对国有控股公司VSNL进行私有化改革,从而使政府对该公司的持股率由先前的52.9%下降到26%。2003年印度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花费5亿美元收购了国有长途电话公司(Videsh Sancha Nigamde)45%股份。此外,诚信工业集团、比尔拉集团以及巴蒂集团等印度其他私人财团也将电信业作为中期投资战略的重点。大力发展移动电话服务。自1994年引入手机服务以来,印度的手机发展很快。1997年印度的手机用户仅为79万,1999年增至159万,2001年增加到540万,2002年超过1048万部,2003年则达到3328万户。据统计,截至2004年2月,印度手机用户共有3140万户。到2008年印度的手机用户超过1.2亿。不过,总体说来,印度的电话普及率还很低。目前,大约只有7%的人拥有电话,远低于15%的全球平均水平,这说明印度电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此,印度政府计划到2010年,使印度的电话用户超过2亿户,电话密度超过20%,力争成为世界第二大电信市场。
(5)化学工业。独立前,印度的化学工业极不发达,生产品种单一,仅有一些生产烧碱、人造丝、硫酸之类的小型化工厂。独立后,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促进支农工业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化肥、农药、染料和医药工业;70年代时又发展了合成纤维、塑料、橡胶等石化工业,从而使印度石化工业初具规模。到20世纪80年代末,化学工业已成为仅次于机械、食品、纺织居第4位的工业部门。其中,包括生产氮肥、磷肥、钾肥及各种复合肥料在内的化肥工业和生产各种医药用品的制药实力较强的企业。特别是制药业在国际上声誉颇佳,颇具竞争力和市场潜力。据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est&Young)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印度医药市场容量为45亿美元,医药市场年均增长率为8%~9%。印度现在是世界第5大大宗药物生产国,其医药公司生产6万多种的成药,400多种大宗药物。成药的25%(价值30亿美元)出口到美国。
(6)能源工业。独立以来,印度各个五年计划都把能源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的一个部门。尤其是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后实施的“六五”、“七五”计划中,对该部门的投资占同期政府总投资的比重分别达到了27.9%和30.5%。年均能源生产增长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达8%以上。1994—1995年度煤炭产量达2.54亿吨,比1989—1990年度增长约26%;发电量(包括水力、火力和原子能发电三部分)1989—1990年度为2456亿度,1994—1995年度达到3510.2亿度,增幅约43%。煤炭是印度的第一能源,印度高度依赖煤炭,煤炭提供全国63%的一次能源需求。按2003年1月1日统计数字,印度煤炭储量(埋深1200米以浅)超过2400亿吨,其中35%以上为探明储量。印度的煤资源大部分限制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印度煤炭公司主席称,印度在2007年,煤炭产量达到3.5亿吨,到第11个五年计划末将达到4.45亿吨。印度的电力供应仍然十分紧张,2000—2001年度印度全国电力缺口占总需求的比例为7.8%,其中57%的农村家庭尚未通电。为此,印度国有电网有限公司表示,2009年印度完成耗资7500亿卢比(约166.67亿美元)的国家输电网工程,该电网建成后,输电量可达3万兆瓦。
印度正大力发展原子能发电,现已有14座正在进行的原子能反应堆(即核电站,其中,两个轻水反应堆,12个重水反应堆),装机能量是2720兆瓦,年发电能力占总电量的3.35%。目前,还有8座核电站在建,其中有6个是加压重水反应堆,有两个是从俄罗斯进口的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以天然铀作燃料的加压重水反应堆代表印度国产核电技术的第一阶段,现正进入以快中子增殖原型反应堆为代表的核电技术第二阶段,以钚一氧化铀作燃料。2002年5月25日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批准在啊卡尔帕卡姆核电站附近建造快中子增殖原型反应堆,发电能力为500兆瓦,耗资300亿卢比。核电技术第三阶段是以钍为核燃料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设计、研究和开发的235兆瓦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已在2004年内建成。印度计划到2020年,把目前3000兆瓦的核发电能力提高到20000兆瓦。
但印度原油贫乏,尚难自给,至今石油自给率不超过60%。不过,应当看到,印度的天然气、煤炭和水利、核电资源还有相当的潜力可以挖掘,特别是印度政府已制定了积极开发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措施,并决定建立原油战略储备,同时也在考虑增加天然气储备。2000年年初,印度石油部组织企业代表赴法国、德国、比利时学习如何在地下储存天然气技术。印度政府以15天消耗10亿立方米天然气计算,拟先建1亿吨天然气地下储存设施。据悉,目前世界上有615个储气设施,其中,美国有416个,欧洲156个,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可以预计,如果印度能充分挖掘现有能源及再生能源的潜力,印度国内投资的能源瓶颈制约因素将会大有改善。眼下,能源工业还将是印度政府最大的投资重点,而且也将是私人资本(包括外资)投资的一个重点。印度政府现已计划出72个海上、33个陆上区块进行招标。
此外,印度的航天工业、船舶工业、核工业也发展迅速,极具实力,居于发展中国家之前列,已建立起从核燃料勘探、开采、提炼、重水生产、反应堆到核废料处理等的完整生产体系。
电影工业也是印度的重要特色工业之一。位于印度孟买的宝莱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现在电影工业已成为产值超过500亿卢比、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和年产1200部电影的庞大行业,出口额由几年前的1000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5亿美元。
3.工业结构变化明显,工业技术水平令人瞩目
产业结构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表现。在工业内部,一方面表现为轻工业的比重大于重工业,传统工业比重大于新兴工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它们之间的转换的能力也较低。改变落后的工业结构是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结构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掀起科技革命新浪潮,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产品不断涌现,给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带来令人瞠目的变化。新兴的工业部门加快成长,一些传统部门停滞不前,有的则在日益衰落。种种迹象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机器设备等劳动工具的更新过程加快,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在行业和部门中,也开始出现更新过程。发达国家的这一过程表现最为明显,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相似的情形。联合国工发组织曾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做过一个比较,它先根据各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求出一个代表发达国家水平的典型结构,再用这个结构与各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别对比,求出相关系数,以表明各国工业结构水平的高低,这些系数在0.06—0.95之间。而印度的这一系数值为0.75,已相当接近发达国家。这表明,印度在改变落后的工业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工业结构正在走向现代化。
从印度的产业结构变化来看,按照三次产业的分类法,印度官方和非官方的统计资料通常是把农林渔业划归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则包括制造、建筑、矿业、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第三产业涵盖交通、通讯、贸易、金融、行政管理与国防以及各种服务业。透过印度三次产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印度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1950—1951年度印度三次产业结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依次为56.48%、15.28%和28.24%,到2000年,则分别为22%、24.8%和44%,50年间,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了24.48个百分点,由超过一半而降为不到1/4;同期,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了9.52个百分点,由过去的不足1/6上升为现在的1/4;同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则增加了15.76个百分点,已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而位居第一,占2/5强,2002年更是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之和,而达到50.2%。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已明确地显示出印度经济正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也大体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基本一致。
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独立前,印度的工业技术水平相当落后,即使在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纺织工业中也多以手工生产为主,至于原子、电子等现代工业更是几乎空白。如今,印度的工业水平已大为提高。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属于佼佼者。印度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高技术产品,而且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也成绩斐然,走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前面。如在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方面,印度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自己管理原子能核发电站的国家之一,核电技术和核燃料已基本自给,并成为继美、俄、法、英、德和日本之后,第7个(但却是第三世界第1个)有能力设计和运用快中子反应堆的国家,并且还首创利用铀—钚碳化物作燃料;1998年5月,印度在西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地区成功进行了5次不同类型的地下核试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印度已具有自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在研制卫星和火箭方面,自1963年和1975年先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气象探测火箭和第一颗自制的“阿里亚哈塔”地球卫星之后,印度正式迈入了空间时代。此后,印度共发射地球观测、地球同步通讯、太阳物理实验、广播电视、遥感卫星以及军用侦察系统近20颗卫星。目前,印度拥有“卫星运载火箭3(SLV3)”、“加大推力运载火箭(ASLV)”、“极地轨道运载火箭(PSLV)”和“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GSLV)”,建成了两个航天器发射场,掌握了制造和发射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与回收等技术,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空间技术开发和应用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已成为世界上第7个能够自己制造、自己发射航天器的国家。印度已进入利用吨位级遥感卫星、多用途卫星等进行气象预报、电视转播、通信报时、资源管理、空间探测和灾难监控等,成为世界第六空间技术大国,且已用于商业服务和对外合作方面。此外,在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新型材料和海洋科学等新技术领域里,印度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计算机及软件技术的发展享誉世界,生物技术已从传统的酿造、食品加工、药品生产向现代遗传工程、动植物细胞合成、酶的应用、生物冶金和克隆技术等方面发展。
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各工业领域中。如电子技术运用于工业生产,使印度一些工业实现了自动化生产与管理,这在其钢铁工业中较为突出。在机械工业中,最能体现印度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是印度已能生产多种数控机床(但规模较小)。对此,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印度是一个外国精密机床和特种机床制造商的市场,同时,印度自己也拥有生产高性能机床的专门技术和专业人才,可以与外国同行业合作在印建立合营企业或独立到发展中国家建立这类机床生产企业,印度可以提供从技术、培训、机械设计、安装直到投产的全过程。”这表明,印度在机床生产的技术能力方面已极具实力。由于机床工业具有作为整个机械制造工业母机之功能,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生产能力之大小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发展状况。因而,拉·甘地之语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印度工业不可低估的技术水平。实际上,印度工业生产技术能力已使许多发达国家人士感到惊讶。过去曾经帮助印度发展工业并傲慢地看待印度的发达国家,现在已把印度看成是工业品出口的竞争者,并开始把印度作为在第二国进行合作的重要伙伴。
印度利用本国的工业实力和先进技术加速国防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印度始终把建设强大的军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大国目标的主要手段。随着国力的增强,控制范围的扩大,印度军事力量迅速崛起,已发展成为一支兵力庞大、兵种齐全、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实战能力较强的军队。印度军队兵力总数为115万,居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后,号称世界第4军事大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印度的国防科技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引进产品和技术,印度已能够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等较先进的装备;到了80年代,不仅能够仿制诸如T-72中型坦克,BMP步兵战车、英法的“美洲虎”战斗轰炸机及苏制米格-27和米格-29战斗机、GM-21型40管火箭炮、法国的米兰Ⅱ型反坦克导弹、德国的SKK1500型潜艇、瑞典的FH-77B155毫米榴弹炮和荷兰的低空防空雷达以及“林德”级护卫舰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且还开始自行研制具有国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结构完整、门类齐全、具有较高研究开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国防科研制造体系已形成。在生产制造各种现代化常规武器的能力达到了相当水平的同时,还能够设计和制造卫星、导弹、航天运载火箭和核武器等各类高精尖武器装备。现在,印度正瞄准世界第一流军事技术,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加紧研究性能相当于德国“豹”式Ⅱ型主战坦克、性能优于美国F—16鬼怪式战斗机的轻型战斗机、排水量5000吨的导弹驱逐艇、射程超过3000公里并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Ⅰ-3”型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能以超音速飞行且能沿海平面进行低空飞行的“特里苏尔”短程地对空导弹可从履带车辆和战斗直升机上发射并能击中4千米以内目标的“毒蛇”反坦克导弹以及空中预警系统和印度自制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印度的国防研究与发展覆盖陆、海、空军武器装备各个领域,不仅成功地试射中程导弹和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而且其计算机模拟技术、航天航空技术、全球定位技术、隐形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印度独立时面临的农业形势相当严峻。为了根本改变农业面貌,发展农业成为独立后印度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要求农业实现现代化。为此,印度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四个重要目标是:增加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给和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农村中最贫穷的阶层创造提高收入的机会;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剩余的劳动力应该逐渐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部门,最好是在农村和半城市地区消化;减轻农村地区收入不均,政府还通过消除对佃农的剥削和在小农、边际农当中分配剩余土地的方式来达到农村地区的公平和公正。概括起来,其政策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实现粮食安全;二是消除贫穷,分配合理,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
独立后,印度选择了计划经济道路,从1950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印度农业计划包括财政和生产指标,都由中央和邦政府制定。通过采取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的办法向农民提供现代投入和鼓励措施,促使农民采用现代技术增加产量,还制定粮食生产特别计划,促进加快农业发展。粮食供应是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实现粮食安全是农业改革的中心。
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制定了以制度改革为主的农业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土地改革,基本内容有:废除中间人制度;规范租佃制;实行土地最高限额。土改的直接结果是:地主中的中间人地主基本消失,原来地主拥有的土地有相当部分转到佃农手中;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大减少,极少数无地工人和小农分到了“剩余”土地;部分佃农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佃权,土地得到了较公平的分配。
尼赫鲁去世后,印度政府放弃以制度改革为主的战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率先采用各种现代投入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价格、税收、补贴等)和一些具体措施(如扩大机构信贷、规范市场等),从多方面支持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从此印度政府转而实行农业新战略即技术投入战略,绿色革命是其标志。
农业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辅之以水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投入,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产品商品率。
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实行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方向的改革浪潮,为印度农业走向多样化创造了契机。政府制定了新的农工业政策,主要内容:农业要面向全球化趋势,积极出口更多产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鼓励种植业、畜牧业和农工业综合企业的发展,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扩大潜力,提高农民收入;保证农工业投资和信贷投资,使农业面向市场,提高农工业利润,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坚实的发展基础。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来自农业外部的现代投入(良种、化肥、农药、机械)的增加。以高产品种为核心的各种配套的现代农业技术投入的使用水平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独立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开展以来,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高产品种的推广使用;灌溉面积的扩大;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
推广使用高产品种。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从1965年开始陆续引进高产矮秆的墨西哥小麦和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的高产水稻品种。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国的农业科技力量,经过研究和改良,培育出适合本国条件的优良品种。到1981年,经国家鉴定后批准的优良品种共有250多个,包括70多种农作物。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高产品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1966—1967年度到1982—1983年度,5种粮食作物高产品种的种植面积由189万hm2增加到4768万hm2。16年增加了24倍多。其中高产小麦的种植面积从54万hm2扩大到1809万hm2,增加了32.5倍;高产水稻从89万hm2扩大到1867万hm2,增加近20倍;高产玉米从21万hm2扩大到174万31hm2,增加了7.3倍。
扩大灌溉面积。高产品种增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保证水的供给。印度地处热带、亚热带、日照强,水分蒸发快,雨量分布不均。从季节看,降水集中在6—9月的西南季风雨季;地区分布看,大多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如阿萨姆邦和邻近地区、西部沿海地带年降雨量在2000mm以上,高原东海岸年降雨量为1000—2000mm,而拉贾斯坦和西北地区仅100—500mm。降水的季节、地区分布不均,使灌溉越发显得重要。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就很重视水利建设,重点是大型水利工程,但因周期长,收效不大。为了保证绿色革命的顺利进行,政府改变以前单纯依靠大型水利工程的作法,采用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方针,尤其重视管井的修建和利用,灌溉面积明显扩大。从1950—1951年度至1965—1966年度的15年中,总灌溉面积由2260万hm2增加到3115万hm2,年均增长2.2%;而从1965—1966年度至1984—1985年度的17年中,灌溉面积由3115万hm2增加到5854.6万hm2,年均增长3.8%。灌溉方式上,由人工灌溉向动力浇灌转变,尤其是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地区,柴油水泵、电动机井已广泛使用,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机灌系统。
增加化肥施用量。高产品种具有高化肥反应性质。若不施化肥,高产品种的产量与传统品种的产量差不多,当化肥施用量增加时,高产品种的产量也随之增加,而且远远高于施同样多化肥的传统品种。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政府鼓励使用化肥,但由于采用传统的品种和传统的耕种技术,化肥施用量增长很慢。绿色革命后,配合高产品种的推广,化肥的施用量快速增加。1951—1952年度,化肥施用量为6.56万t,1956—1957度增至15.37万t,1960—1961年度增至30万t,1965—1966年度增至80.28万t,1968—1969年度增至170.58万t,1973—1974年度增至260.11万t,1978—1979年度增至500万t,1982—1983年度为639万t。如果以每公顷施用的化肥量计算,1950—1951年度为0.5kg,1955—1956年度为0.9kg;其他上述年度为1.6kg、5.1kg、16.7kg、29.5kg、44.7kg。
提高机械化程度。由于采用高产品种和提高复种指数,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收获、整地、播种等各种农活,因此必须使用各种现代化机械。据专家估计,一个机械化农场同非机械化农场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别达25%至30%。独立以后,尤其是绿色革命以来,印度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增长。据统计,1951年全国拥有农用拖拉机9000台,1961年增至3.14万台; 1966年增加到5.4万台,1971年增至19电动水泵1万台;1981年又增加至52.32万台。同期,农用灌溉水泵(柴油水泵)的拥有量,1951年为11万台,1961年增加到43万台,1966年增至88.6万台;1971年增至323台,1981年再增至900万台。
独立以来,通过计划建设,制度变革,特别是绿色革命,印度农业现代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农业生产发展,粮食生产大幅度增大。在独立前的半个世纪里,农业生产增产率低于0.5%。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印度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为2.5%。如果以1950年的生产指数为100,那么到1958年,农业生产指数增加到140,1960—1963年间徘徊于150,然而到了1963年,印度确实生产了7000万t粮食,其中包括稻米3700万t,小麦1000万t,小米和其他类粮食2300万t,另外还有豆类1000万t,油菜子1000万t。另据中国学者高海林的统计,1949—1960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3.2%,1960—1980年为2.4%,1980—1991年为4.2%。数字虽因统计年份不一,有些不同,但都说明了农业生产增长率的提高。如果说,粮食总产量增长有面积扩大的因素的话,单产量的提高则更能说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粮食作物平均每hm2产量1967年为783kg,1970年为872kg,1980年为1023kg,1990年高达1349kg;其中小麦的单产量提高最多,上述相应年份小麦每hm2产量分别为1103kg、1307kg、1630kg、2121kg。水稻单产逊于小麦,亦有较大进步,从1960—1961年度的每hm2 1010kg,提高到1990—1991年度的1750kg。
粮食产量的增加使政府能够减少进口,从1966年至1977年间年均进口600万t减少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几乎没有进口。并有少量出口,1978年出口60万t,1979年出口20万t,1980年出口34万t。1980年,英·甘地夫人宣布,印度粮食达到自给自足。虽有些过于乐观,但此后基本上结束了吃粮靠进口的历史。
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政府发展农业生产,优先考虑的是粮食生产,商品化也首先体现在粮食上,主要表现为政府收购粮食的增加。20世纪50年代粮食的平均收购率即商品率为2.26%,最低的1954—1955年度只收购粮食1.5万t,仅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2%;60年代的平均收购率为4.19%,其中绿色革命后提高较快,1967—1970年为6.9%;70年代为8.88%,其中后期(1975—1980年)为9.82%;80年代前期(1981—1985年)为12.01%;90年代约为16%。商品率逐渐提高。其中绿色革命开展得好、农业生产水平高的地区商品化水平也比其他地区要高。以1989—1990年度政府收购的稻米和小麦为例,稻米收购总量的44%来自旁遮普邦、19%来自安德拉邦、13%来自北方邦、9%来自哈里亚纳邦、8%来自泰米尔纳杜邦。小麦收购量中的62%来自旁遮普邦、22%来自哈里亚纳邦、15%来自北方邦。各邦中,旁遮普邦的商品化程度最高,其中小麦商品率达60%,大米商品率更高达90%。商品化发展还表现在创汇能力上,如1989—1990年度农产品出口创汇487.9亿卢比,占出口总额的17.6%。
农业产业化有初步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业企业,将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一体化经营。这是农业走向市场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印度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以牛奶合作社最突出。牛奶合作社的发展对于印度白色革命的发生功不可没。为了发展牛奶业,印度政府先后于1970年、1981年和1985年发起三期名为“牛奶流淌行动”的牛奶增产运动。
在1981年开始的第二期行动中,一种被称为“阿南德模式”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得到推广。所谓“阿南德模式”,是在农民养牛产奶的基础上建立村级奶农合作社,合作社以上是包括更大地区范围的县级奶业公会;奶业公会联合会扩大成邦级奶业联合会。在这样一种三重结构下,牛奶生产、加工、销售联成一体,从而推动了牛奶产业的发展。印度的牛奶产量1951年为1749.1万t,整个60年代牛奶产量徘徊在2000万t左右,1979年达到3000万t,实行产业化经营后,产量迅速提高,1984年超过4000万t,1990年为5380万t,1992年突破6000万t。
印度在独立之初确立了农业发展目标之后,随形势的不断发展制定了相应的农业政策,努力探索农业现代化之路。经过近60年的发展,印度农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分析其原因,印度政府在农业上的扶持政策及其作法,催生了印度农业奇迹。印度自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对农业都持扶持政策,通过制定改革战略和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农业发展道路后,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实现了粮食自给。印度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综观印度工业化从殖民地的发轫到独立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印度的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渗透时间长、强度大、殖民化程度深,以及其内部结构因种姓、宗教与政治分裂而缺乏凝聚力的独特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是伴随着殖民化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的异质结构下,作为宗主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原料供应、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对象而被不自觉地引进的产物。因此,直到1947年殖民统治结束时,发端于19世纪后半期的印度近代大工业,虽历经百年,却终未形成独立发展的格局,并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以至于独立之初,印度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可以说,印度的工业化虽发轫于殖民时代,但真正意义上的起步还是在独立之后。
印度独立后的工业化是在借鉴和仿效当时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具体国情而展开的,它是尼赫鲁“大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实践。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取代了之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而成为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后,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便成为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借鉴和参照的发展模式。然而,美国式的道路实际上是19世纪欧洲早发—内源性工业化过程的延续,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渐进式地实现的,它从轻纺工业发展到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再到战后的以电子、汽车、化工和航天等组成的新兴工业。由于这一过程时间长、起点高、且需要以足够的国力为基础,因此,对于那些以往作为此模式的附属而形成的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较低、工业基础薄弱、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难以机械地照搬和效仿。而相比之下,曾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环节的俄国,在经过十月革命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计划经济和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主,通过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发展模式,因其快速、有效的示范效应,很快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热衷学习的榜样。而对印度来说,苏联模式又恰好合乎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形成的力图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构想。加之,在独立初期又面临着尽快改变殖民地时代造成的轻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十分落后的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以及解决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难题,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展开了此后工业化大规模的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这样讲,对多灾历史命运的反思、脆弱经济基础的改造以及在冷战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人寻求自强、独立发展的决心和意愿,决定了印度独立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发展方向。
印度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对苏联模式的直接照搬和简单重复,它是在结合本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力图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合理要素,旨在通过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建立新型国营经济,利用国家的经济杠杆调节国民经济,建立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以推进和实现迅速的工业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印度的这条道路既有别于欧美模式,又不完全等同于前苏联模式,按照印度官方的话说,是走“中间道路”。它的出发点在于:既强调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吸引外资;既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使其占领工业的“制高点”,又一定程度地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既搞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竞争,兼顾协调,平衡渐进。
印度独立后的工业化道路是: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以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中心,通过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采用混合经济体制的计划手段,来谋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自主型工业体系,进而实现工业化和解决社会公正,真正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现代化大国。它的优点在于,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快速打下经济发展基础,满足本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并进而有利于国防安全和自身之稳定。但其缺点是,须进行高度内向的保护,较少参与国际市场与对外竞争,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并且会因过于长期侧重某一主导产业,而忽视其他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因此,需要不失时机地不断进行调整来加以弥补。但印度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而这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至今,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针对点和其步履艰难、矛盾积重的症结所在。
那么,可否据此得出对这种发展道路是与非的明确判断,或能否预测印度将像东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那样在一个时期后完全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来以此带动本国工业及经济的发展呢?不同的国家国情有异,底基不一,起步有早有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与世界体系的联系程度不一,适逢的机遇有大有小。加之,不同时期各国的侧重点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故而,战略的选择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道路自然难以趋同。更何况,一个大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一个小国(或地区)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区别,所以不可简单地进行类比。对此,著名的依附论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学者A·G·弗兰克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某种特定的增长经历,包括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都是在特定的条件和时期内发生的,无法推而广之。同样,东亚模式也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模式”,因而也难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在弗兰克看来,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首先得益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像韩国和中国台湾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冷战时期的战略格局中具有反华和反苏的重要战略价值;中国香港又显然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有关;而新加坡则因马来半岛上的种族问题而取得独立。为此,他强调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就无法效仿此种模式,甚至墨西哥和巴西也只能在其国内某些地区(即美—墨边境和圣保罗)实施出口导向的模式。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埃里森和加里·杰里菲也在通过对东亚和拉美工业发展的战略与模式的比较研究后提出,成功的工业政策必然是对各国的机构和文化联系做出了反应,然后,发展战略才能在国(地区)内扎下根。适合于某一种经济体系的政策不能直接照搬到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经济体系中去。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应该立足于自身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适合于本国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事实上,二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均根据各自的具体国情,制订和实施了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的不同的发展战略,有的实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有的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有的推行出口替代战略,有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有的重视轻工业和农业,有的兼用综合型发展战略等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些发展战略和道路模式各具特点,互有长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都是首先着眼于本国的发展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围绕着后发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曾几乎一边倒式地盛赞东亚,尤其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甚至一度出现将其所奉行的、较具成功色彩的一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作为衡量、评估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合理与否的尺度的倾向。相比之下,对像印度、巴西、中国等一些曾经仿效和采用苏联模式、且长期以进口替代为主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则多持批评乃至否定的态度。客观而论,东亚模式可视之为一种增长的范例。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性,况且,出口导向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四海皆准,它同样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前提,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对于大国。就拿美国来说,其经济国际化程度很高,进出口贸易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其产品价值的实现,绝大部分还是靠本国发达有序的市场。正因为是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本身便拥有巨大的需求与潜力。我国在对外开放以后,虽然沿海各省市侧重于外向开拓、出口导向,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可能全部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是寻求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既面向国内市场,又开拓国外市场,使这两种市场起互为推动、促进的作用。因此,要善于根据本国自身经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策略结合,交叉使用,是大国经济发展应该采取的方针。而这又必须以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评判点。
当时苏联曾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通过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推进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实现工业化的成功,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一跃而为战后初期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和超级军事大国。就当时而言,这种适应特殊需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成功而有效的,但它也因此付出了牺牲本国农业和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的消费品工业的沉重代价。如果说,这种实际畸形发展的方略是在战前和战时特殊需要下不得已为之的话,那么,在战后长时期内没有对此加以扭转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了。当然,二战后其继续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的方针,除了有经济体制的原因以外,主要也由于冷战的局势而产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政治论断,以及后来推行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使然。加之,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缺乏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因而,把长期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方针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丝毫不能怀疑和改变。不仅如此,还把这种战略推广到东欧诸国,从而种下了苦果。
而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进口替代的战略,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摆脱殖民地时代受制于人的阴影,希冀早日建立起自主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谋求地区强权和世界大国(如印度一直想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军事目的。只是由于在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伴随着其国内人口的急剧膨胀和粮荒的反复加剧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困境等因素的困扰后,才被迫接受了国际机构的援助条件,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搞起了“绿色革命”,逐渐改变了农业相对滞后的不利局面。不过,印度政府长期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印度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又延缓了其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以至于造成公营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私营经济发展受限和贫富悬殊进一步加深的种种问题。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印度几届政府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印度经济逐步摆脱了以往“半管制”体制的束缚,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尤其是其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世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及其种种预测,但是,印度经济和其工业化所面临的深层问题与困难仍有待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的进程来逐步解决,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印度工业化的基点主要还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和摆脱贫困与落后。目标是建立起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且自给率程度高的工业体系。就此而言,尼赫鲁最初的选择和此后印度历届政府领导人不懈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尽管这种选择和努力更多呈现出急切的期盼与赶超之愿,实践过程中又伴生了诸多的困难与问题,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探寻发展的轨迹,我们还是理应对其予以承认和理解。事实上,细察印度的国情,我们不难想象,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民族众多,语言、风俗各异,宗教、党派林立,文化多元不一,经济成分复杂以及发展起点较低的发展中大国,要完成工业化和走向现代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解决社会公正,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曲折。从这个角度讲,印度独立至今的工业化进程其成就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其问题、失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是毋庸置疑的。
就印度工业发展现状来看,在产业结构方面,截至2003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水电气供应等在内的工业所占的比重已达到26%(农业和服务业分别占了22.9%和50.2%),而在1950—1951年度,这一比例仅为15%。工业附加值的增长率1980—1990年平均达到7.1%,1991年因经济形势的骤然恶化而一度转入负增长(-1.1%),但1992年迅速回升至3.9%,1995年猛增到12%,1996年和1997年则分别为9.4%和8.6%,2002年则稳定在6.44%,2003年又上升到7.1%。其中,制造业附加值在1994年时排在世界第19位,发电量居世界第8位,水泥和铁矿砂的产量分别列世界第5位和第6位。到2003年时仍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上。可见,印度工业生产能力的总体水平并不低。但是,如果以实物指标的人均生产率来衡量,印度却很低。以钢铁产量为例,据统计,2003年4月至2004年3月,印度钢铁产量总计为3619万吨,是全球第8大钢铁生产国,但其人均产量仅有29公斤。同期,这一人均产量在我国约为193.46公斤。而美国在2001年时,已达到人均321.79公斤,德国546.34公斤,日本更是高达801.31公斤。再看汽车的人均拥有量,2001年,印度的汽车产量是85.39万辆,大约每1203人才生产一辆(同期,中国的汽车产量为233.18万辆,大约每556人生产一辆)。不过,印度的人均轿车拥有量要远高于其人均汽车生产量。1991年时,其人口中每千人拥有的轿车数为4辆。我国在200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我国2005年的目标是每千人拥有汽车13辆,目前我国的人车比例约为200∶1)。而美国仅轿车拥有量现已达到每百户家庭180辆,德国173辆,法国113辆,英国106辆;日本则每2.9人一辆。当然,列举实物指标的国际比较并不是要贬低印度,而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印度目前物质生产部门还远未发展到应有的规模,还存在着制造业产品生产数量少、劳动生产率低、产品技术不高并缺乏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较大差距,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完成。因此,印度今后的工业化还面临着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
印度工业化的未来任务也将是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今后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因为,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未来国际竞争的实际效绩将主要体现在可否建立起一个多样化的、具有自主开发技术的制造业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多大程度地拥有技术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说,将集中在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依托的制造业体系的技术升级过程中。在这点上,日本应称得上是成功的范例。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也属于一个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48%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日本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便着力于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技术升级,并在强调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生产,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基本上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三分天下中的一极。如在汽车工业的生产能力方面,以国家而论,眼下日本的汽车生产量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0年,日本的轿车产量为836.26万辆,占世界轿车总产量的19.93%;美国的产量为555.22万辆,占13.44%;德国的产量是513.19万辆,占12.43%。当然,就整个综合实力来看,日本无法与美国相比。但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以物质产品和技术竞争力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尽管日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并且在此后由于各种因素经济始终不太景气,但其经济基础与工业实力却未被撼动。相比之下,曾经作为主要跟随日本产业与技术的“雁形”结构转移而发展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之相关产业的一些东盟国家,由于未能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制造业体系,加之,其产品又缺乏自主开发的技术含量的内在支撑,只是一味地依靠外来资本与技术的提升和刺激,如它们出口的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来自日本,使用的是日本品牌,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日本企业车间的搬迁和延伸,因而,深存着产业结构滞后与金融开放度超前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引发这些国家出现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原因)。或许,人们也能举出若干个东亚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产品来说明其某些产品的先进性,但以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来衡量,其实,东亚仍未突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阶段与技术水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曾出现的经济“奇迹”,在于较短时期内解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温饱问题,它们距工业化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因而其技术水平不高或依靠外来零部件组装的生产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还相当低,这也决定了其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在1994年提出的、一度引发激烈争议的亚洲经济存在的“虚幻”的“克鲁格曼挑战”,实际上,是向众多亚洲国家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怎样建立起以提高生产率为主、合理稳定的产业结构是保障一国经济真正自由开放之基础的命题。换句话说,后发国家要使其经济结构趋于成熟并具有抗外击能力,关键还在于应以建立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提高为基础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为依托。
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科技飞速化的浪潮已使发达国家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移。端倪已现的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知识社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大趋势,科学知识成为人类社会的轴心和世界经济的动力。以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太空科技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飞速发展,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悄然兴起。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都程度不同地经历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化革命。而西方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产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工业的比重不断缩小,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服务业日益扩大。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美国工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9.2%降为26%;在英国,这一比例从30%降至25.9%,法国从28.7%减至23.7%,德国和日本则分别从38.7%和41.8%降为28.3%和32%。在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服务业均已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美国则已超过了70%的比例。许多国家即使是传统产业的成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识和信息的带动。在过去的20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带动。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5%,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并且影响到其综合国力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使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1999年全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6.4%。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说,现在的汽车工业已经不像是传统制造业,而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可以占到一辆高级车成本的70%,普通轿车的1/3。
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未成熟、未完成的阶段,仍肩负着新一轮的赶超重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需亦步亦趋地步前者之后尘,因为,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终将打破少数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走向多极化的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仍然具有深远而特殊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将着重开发复杂且附加值高的产业、产品和系统,另一方面,将会把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继续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就提出了一个“后发效应”问题。当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势必会逐渐降低,但是,就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言,它是永远也不会被取代的,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适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先导的世界产业结构大转移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引进能够接受的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转移部分产业的实质终归是力求维护其在世界产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同时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实现产业升级,才能摆脱在世界产业体系中所处的“外围”位置。而要做到这点,首先还必须进一步苦练内功,发挥其比较优势,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印度而言,虽然目前其服务业已占GDP的50.2%,是工业化比重的近两倍。但几乎所有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应先发展工业,然后才是服务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大的经济体也基本是这样一个方向。因此,印度还是要重新补上工业“这一课”。不久前,印度工商部长杰特立在议会工商咨询委员会上也强调,需要提高制造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他阐明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当前印度制造业占实际GDP的17%,占全部劳动力的12%。印度工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成熟和充实。
而对如今的印度来说,艰难的起步已然迈出,发展的基础得以奠定,困扰的难题初步缓解,改革的大势趋向已定,特别是近年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使得国际社会对今后印度经济的发展寄予了厚望。据印度媒体报道,到2003年底,印度经济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率排在了世界的前5位。2002年印度在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的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为4.8%,排在世界所有国家的第4位,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印度的这个位次变化最大,当时仅排在第10位,那时,排在印度之前的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外,还有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说明,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对世界GDP总量贡献的比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对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力量排名中,中国将跃居第一,其次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经合组织也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亚洲的两大经济大国。或许这种预计对印度有些拔高之嫌,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未来印度经济的发展势头已不容低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印度工业化的前瞻性所在。因为,就其工业化的发展潜力来看,还是乐观的。
印度具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印度具有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的人才实力和比较优势。印度拥有世界级的人力资源,它是世界第二大科技人才储备库。现在不仅有800万的各类高科技人员,而且其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1994年已进入世界第二位。加之,较早地与世界科技和教育体制接了轨,科技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脑软件生产与开发中心,生产的60%用于出口,被看成是第三世界技术出口最精尖、最复杂、数量最多的国家,具备了技术创新在国际竞争的人才实力和比较优势,已成为科技研究与开发实力雄厚的国家之一。
印度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容量,特别是消费市场。据印度方面公布的数字,目前,印度约有近2亿的中产阶层,而且这个阶层还在以每年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他们既是印度未来经济稳定的中间力量,又是大商店的经常顾客,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者,有着较强的购买力,对国际投资者极具吸引力。扩大消费品将主要依靠这个阶层。
印度已具有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加之,经过10多年的改革,经济增长和整个经济发展已有稳定上升的势头。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对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科技和军事实力已达到相当水平,印度经济已开始进入起飞的轨道。2001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2万亿卢比,约合500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独立时40美元提高到目前的近500美元。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在800至1500美元之间的水平。印度号称自己是世界上第10个工业发展国家,其经济总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500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2亿吨,粮食自给有余并略有出口。2001年底,粮食储备近6000万吨,大米产量居世界第2位,小麦产量居第4位,棉花产量居第3位,茶叶产量居第1位,基本上或者说初步解决了10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其人均农业增加值也由1985年的305.92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411.09美元(按1995年不变价美元计),农业附加值已进入世界前四位。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为了有效地吸引外资和增强与国外的经贸合作,印度政府已突破了独立后长期奉行的限制进口与外资的保护主义政策,实行从原来的半管制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化。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吸取以往的国内外经验与教训,开始逐步改变改革初期以倾向依赖外资带动经济的发展思路,在外资政策方面,在确立保持外资流量和本国经济独立的原则下,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明确规定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资投向的行业,坚持以本国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从而使外资政策呈现出比较合理的状况。在2001年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国外直接投资地点中印度位居第7。自1991年以来,累计吸收的国外投资流入量已达500亿美元,其中国外直接投资280亿美元,证券投资226亿美元。
通过改革振兴经济并进而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已成为印度各党派的共识和国家意志。尽管在一些具体措施上仍存在分歧,但整体上人们已在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逐渐接受了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国家经济的这一大思路。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印度已不再满足“南亚头号强国”的称谓,其力图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迫切,向世界大国迈进的自信心迅速高涨,并开始认真描绘未来大国的宏伟蓝图,且由此发出了“21世纪属于印度”、“到2020年把印度建成发达国家”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强国梦想已成为印度的国家意志。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推动印度经济和未来工业化继续向前推进的最有利的社会环境、政治条件和发展动力。
不过,要使上述有利环境和条件得以有效利用,以实现其工业化的前瞻性,印度政府还须进一步解决基础设施落后、财政赤字过大、内债沉重和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等种种不利因素和困难,特别是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过快、贫富悬殊日益加深的社会问题。
印度是当今世界上人口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3年全世界的GDP和人口统计数据,截止到2004年年初,印度人口已由1951年的3.61亿猛增到10.65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1%。远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不足1%)和中国(1.6%),也高于世界人口年综合增长率1.9%的水平。但这期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却不足1.6%。这表明,独立至今,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大大高于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而且,人口的高增长又存在着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就是大量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活贫困的家庭里。因而,又自然造成贫困人口的数量剧增。据联合国《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为贫困线,印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4%。而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统计,2002年印度贫困人口占26.1%。显然印度确定的标准低于联合国的标准。不过,综合来看,目前印度仍有30%左右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况且,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至于出现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恶性循环。可见,人口增长过快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已构成对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抑制。这也表明,印度至今未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以达到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之目的。因此,坚决有效地控制人口将是印度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印度政府至今未对此形成有效的国策来加以监控,故人口问题也决定了其工业化将是漫长而艰巨的。
另外,印度执政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缺乏民族和阶级的凝聚力,派系分化,各自谋求本集团与地区狭隘的利益,时常引发政坛波折,政局动荡;再加上,印度社会自身根深蒂固的难以消除的民族、宗教冲突和种姓矛盾等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印度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取决于其国内政局的稳定以及其政府能否提出一套切实可行、且持续高效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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