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存在的问题

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和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所面临的艰难选择。1947年独立的印度，其首任总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印度国情制定了建国四原则:民族主义、议会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并把它们载入国大党党纲。

印度自古以来是一个宗教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古代印度，正如印度学者高善必所言，维持印度河庞大帝国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权势和武力，而是宗教信仰与规范。无论是吠陀教时期、婆罗门时期、印度教时期，其社会风尚都是重精神轻物质、重神圣轻世俗的。印度传统政治文化一个显著和极其重要的特征便是其政治文化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印度的政治文化既不同于西方，也异于东方其他国家。

在印度传统政治文化中却蕴含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一些特质。因为，古代印度不同于中国，统一的局面甚至是部分的统一都很短，古印度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国家在整个次大陆行使权力，因而造成了政治单元的分散和不统一，以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并进而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长期的分裂与割据还导致古印度的政权建设很不发达，以至于在英国到来之前也未发展完备，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威权崇拜，权力分散化且倾向于相互制约与平衡。政治单元的分散化也造成印度的人种、民族、语言和宗教的繁多。根据当代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的观点，一个意见、利益、冲突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正是民主制形成的基础和切实保障。另外，印度教这种超自然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把社会分割为许多种姓集团，众多种姓之间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斗制约了国家的权力等等。这些因素不利于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却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思想和观念相适应，客观上成了现代政治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印度独立后实行西式议会民主也与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英国刻意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分不开。印度从18世纪中叶开始，遭受了英国前后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英国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对印度传统的一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强力改造和英式政治文化的输入，从而使带有西方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也渐渐在印度扎下了根。而且英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之一，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最发达、最完备，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先进性，也受到不断接受西式教育的印度政治精英们的推崇和模仿，他们逐渐接受了英式政治理念。况且，印度传统政治文化中本身也存在与西方政治文化合拍的潜质，从而使英国式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能够生存下来。可以这样说，英属印度的政治制度是英式政治文化与印度传统政治文化相互影响和整合的结果，而印度在这一相互影响与整合的过程中更多地被“英国化”，较多地吸收和引入了英式的西方政治文化，形成了不同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新观念，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统一、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印度近代的政治文化是在印、英政治文化“涵化”基础上的东西合璧的混合性政治文化。由此印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印度成为西式政治文化移植效果最显著和东西方政治文化碰撞、融会和整合最有代表性的地区。这种情况影响了印度独立后政治的发展。独立伊始，印度对英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遗产实施了本土化，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印度结合其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创制和重构。新的印度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了独立后的印度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如崇尚世俗政治、依法治国和民主宪政、统一和追求大国地位等。

独立后的印度确立和坚持这些价值与原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尼赫鲁同国大党内外的教派主义、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等各种思潮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体现和符合印度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据国大党依照尼赫鲁提出的建国原则和方针，1949年印度颁布了新宪法，1950年成立共和国。1952年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印度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行两院制:联邦制(上院)和人民院(下院，是主要立法机构)。印度宪法规定，人民院设545个议席，每隔5年举行一次大选。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已进行过14次大选，其间虽有过提前(第4届、第8届、第14届)或推迟(第6届)，但从未中断。它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已把广大印度民众卷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印度已不可逆转。自第1届大选(1951年11月—1952年2月)开始，至第14届大选(2004年4月20日—5月13日)揭晓，可以看到印度议会民主制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印度这样一个人口、民族众多，语言、风俗各异，宗教、教派林立，文化多元不一，民众素质参差、不高的发展中大国，其议会民主制不仅使印度实现了民主政治并形成了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及政治制度存活的土壤，而且在确保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目标上是比较正确和富有成效的。它已在印度大众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运作基本正常，民主进程已走上了良性轨道。尽管这一制度还很不完善，特别是下层百姓还没有完全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基本人权和社会平等的保障，但它所激起的民众政治意识和参政热情却是不争的事实。印度第1届大选有1.7亿名成年选民参加投票，59个政党(全国性政党14个)，17000名候选人竞选3800个人民院和邦议会议席。至第14届大选，参加投票的选民猛增到6.7亿人，参加角逐的大小政党更多达700多个。因此，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人则把印度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橱窗”;通过实行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印度这个南亚地区人口最多、民族矛盾和教派斗争最为错综复杂的国家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虽然在大选中时常发生暴力冲突和舞弊现象，以及常常出现组阁危机，但独立以来，印度还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或出现军人政权的局面，而这种情况在其邻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这不能不说是印度政治模式的一大特点，这就是政权可以更迭，而政治框架却不动摇;与欧美国家两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有所不同，印度的议会制曾长期具有东方“威权主义”色彩，即一党主政、多党并存的特点。以“圣雄”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由于在英国殖民时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不俗表现以及两位领袖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国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独立后的执政党，并且从1951年印度第1届大选到1996年第11届大选，曾经以绝对优势主宰了印度政坛40多年(这期间反对党曾在1977—1979年和1989—1991年两次短暂执政)。虽然在第11届大选被印度人民党所取代，一度成为在野党，但到第14届大选后重又东山再起;印度历届大选表明，实行真正的大众民主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艰难的和曲折的。然而，下层民众所发出的呼声将会越来越强烈，竞争也将更激烈，因为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为经济权益、社会平等而斗争的要求已越来越影响到印度议会民主的发展走向;目前印度政坛的格局不再是国大党(英)一党主政，而是三足鼎立。代表世俗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和反映印度教教派主义利益的印度人民党，以及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左翼阵线联盟这三股力量将是角逐印度政坛的主要角色。这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两党制有所不同，它的阶级内涵更复杂、更广泛。这也是印度议会民主制的一大特色。可以预计，未来的印度政坛还会再起波澜，但是谁能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谁就能赢得选票。总体来看，印度面临的内外环境均有明显改善，有利于其实现崛起雄心。但由于自身的国情特点，它崛起的进度将受到一定制约，完成现代化进程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

首先，印度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严峻考验与挑战，深深扎根于国家政治生活，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但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它仍存在着政党纷争、政局动荡、政效低下等弊端。现政府是一个少数派的多党联合政府，在议会543个议席中只有217席，依靠左派政党的外部支持才能获得议会的简单多数。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原因，执政联盟的政策更多的是考虑政党和政客利益，经常采取忽略国家长远利益、只顾政党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另外，教派主义、种姓制度等也赋予了一些政党浓厚的宗教色彩或种姓色彩，不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正如西方人所言，“虽然民主制度是印度的优势之一，但它也是一个弱点”，“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证明民主是一项优势，但是印度的决策者没有帮忙”。

印度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某种阻碍作用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能解决印度的贫富不均问题，更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温饱。印度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虽然比独立前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极其有限，发展经济的好处主要为上层富有阶级所攫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均国民收入并不“平均”，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异常严重。

印度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印度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根本不可能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印度宪法第102条第1款中对议员候选人进行严格的限制，诸如规定:“尚未还清债务的破产者不能当选和充任议会。”据统计印度农村中60%的贫苦农民欠地主或高利贷者的债务。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把穷人排除在“议会民主”之外。英国一位社会学家福雷斯特说:“穷人进入立法机构犹如富人进入天堂。”参加议员竞选要消耗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实力根本不可能参加竞选，参加了也不可能取胜。据一位学者不精确的统计数字，1967年一位候选人平均竞选费用为20万卢比，1971年则高达48万卢比。另据统计，第7次印度大选的选举开支高达4.2亿卢比。这些情况表明，印度选举纯属富人选举，是金钱的交易。印度前总统V·V·吉里承认:“决定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候选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收入情况。”

资本财团通过资助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早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财团就大力资助过国大党。据估算，1962年大选中国大党花去8000万卢比，1976年花去1.5亿卢比。1971年仅英·甘地一人就花掉1亿卢比。这些资金均主要来源于大财团。如1967年塔塔集团捐赠120万卢比，比拉财团捐赠160万卢比。1962—1968年，私营公司共向47个政党捐赠2596万卢比。其中，国大党占76.1%，自由党占17.8%。财团的捐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党在选举中的成败，同时也通过这种资助影响政局，左右政府决策，反过来则收到经济上的实惠。财团由此可以得到工业许可证、税收折扣、秘密情报等多种利益。据揭露，资本家每捐赠100万卢比给执政党，便可换得价值1亿卢比的优惠。

印度议会民主制有不同于西方议会制度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即使从西方观点来观察，印度的议会民主制也是不充分的。这主要表现为:印度名义上实行普选制，但实际上却是半普选制，各次大选取胜的执政党和领袖均没有获得多数的选票，甚至有几次大选不过半数。例如在1980年第7次大选中，获胜的国大党只获得总选票的42.66%，而第9次大选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只占选民总数的55.58%。这样真正支持或投国大党票的选民不过只有1/4。如果加上竞选过程中的营私舞弊，那么拥护国大党的选民就更少了。除此之外，在人民院中又相应采取所谓的相对多数制，即各政党只要选民票数领先就可以在人民院占有优势的议席。第7次大选时，国大党虽然只获选票42.66%，但却得议席总数的65%，而原人民党虽然占有选票的32%，但却只得到议席的16%;印度穷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参政意识较淡漠。印度虽然有百年以上的宪政发展历史，但由于印度社会贫穷，经济落后，人民文化素质较低，直到今天，印度文盲仍占总人口的38%。据统计，占70%的农村选民只占有全国出售报纸的2%，广大农村很少有广播和电视，甚至许多地方连电灯也没有。有关选举的信息、竞选宣言和各种宣传在广大农村几乎无济于事，选民至多在靠近城镇的交通发达的一些地方才能知道竞选的消息。各政党为了在农村拉选票，只能用图像代表竞选纲领，如荷花、黄牛、纺车等，每个图像代表一个政党。不识字的选民只能按自己所喜欢的图像来选择投票对象。因此，选民投票的盲目性相当大。选民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一票就是其在政治上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基本上实行一党和一个家族的统治。独立以来，尼赫鲁执政17年，其女英·甘地执政16年，其外孙拉·甘地执政5年。这种传宗继位的做法，虽然有种种历史和社会原因，但它毕竟说明，印度议会民主制远远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表明封建专制的残余影响还颇深厚。正由于这种情况，国大党执政期间便常常为所欲为，不断实行非议会手段乃至暴力手段。印度政府经常在各邦实行“总统治理”，即总统宣布解散选举产生的议会，由中央直接控制该邦。从1950—1977年，由于政治动乱或其他原因，印度中央政府曾50次解散许多邦的议会。英·甘地执政时期，为对付反对党还曾在1975实施“紧急状态”，实行新闻检查，压制国内舆论，逮捕数万人入狱。对反对党尚且如此，对国内人民的武装反抗和少数民族的骚乱则更不惜动用警察和军队。从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13年中，警察开枪事件总次数就已超过英国统治的整个时期。此外，印度选举过程中的营私舞弊，选举闹剧，利用宗教、种姓和贱民勾心斗角，各政党无原则的分裂和组织竞选联盟以及无穷无尽的倒戈现象，均是印度议会政治的特色。

印度是一个宗教影响力甚强的国家，印度教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作为基本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规范，是导致印度现代化进程迟缓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把高种姓对低种姓特别是贱民(“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和压迫神圣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化、职业流动和经济发展。虽然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推行世俗化和反种姓主义政策，实行照顾低种姓的保留制度，但种姓等级观念依然牢固，各种相关陋习和种姓歧视还在许多地方盛行，今日种姓政治化的现象还使种姓制度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些均与印度民主政治的推进和社会凝聚力的强化背道而驰。在这个全民信教的国家，除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外，还有伊斯兰教(12%)、基督教(2.3%)、锡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各种宗教教徒。教派冲突历来是印度社会动乱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争斗在印巴对抗的背景下最为突出，1992年末的阿约迪亚寺庙争端和2002年初的古吉拉特邦冲突，导致两派教徒近千人在蔓延全国的暴力打斗中丧生。另外印度教与锡克教的矛盾也很严重，1984年10月，英·甘地被锡克族卫兵刺杀，就是由其对阿姆利则金庙两教冲突事件处理不当所引发，随后，无辜的锡克教平民竟有3000人被印度教暴徒所屠杀。在当今印度教民族主义复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宗教政治化的背景下，盘根错节的宗教争端自然成为印度社会不时爆发动荡和骚乱的催化剂。另外与宗教状况相类似，印度的民族结构也呈多元性。印度是南亚国家中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民族隔阂和分歧根深蒂固，独立后印度实行联邦制，以及1956年实行按语言划分来调整行政区域，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较大的地方民族的利益，但全国民族问题依然严峻，关于民族语言的争端尚未彻底解决，要求扩大民族区域自治的运动进一步发展。地方民族主义更激进的表现还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以脱离印度联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分离主义运动。其中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卡利斯坦”运动持续不断，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最大威胁。

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对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独立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语言之争。这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较为突出。乌尔都语是印度穆斯林所使用的主要语言，也是印度的第二大语种。据1981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印度讲乌尔都语的有3500万人。早在19世纪末期，印地语与乌尔都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之争就在北印度地区展开。讲印地语的人试图在印度的广大地区建立印地语的官方统治地位。印巴分治后，虽然乌尔都语在宪法的英文语种表中榜上有名，但只有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克什米尔邦才被定为官方语言。乌尔都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问题被再次提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有许多组织成立并发起运动，要求给予乌尔都语以官方语言地位，但这些要求在两邦均遭官方拒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乌尔都语才得以以政府条令的形式，在比哈尔邦的15个行政区和北方邦西部的一些行政区获得官方第二语言的地位，但不久北方邦的条令就被取消。1972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促进乌尔都语委员会”(古吉拉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5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讲乌尔都语的人口超过10%的乡村和城镇，建立乌尔都语小学;在印地语建立乌尔都语、印地语和英语三语制学校;在地方一级为官方使用乌尔都语提供便利。但政府未曾就此采取措施。直到1984年，中央政府才指定一个委员会，对古吉拉尔委员会的报告“作出评估并为联邦和邦政府的贯彻措施提出建议”。但北印诸邦至今未采取行动。

南印的安得拉邦尤其是卡纳塔克邦，由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较为缓和，对古吉拉尔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促进在小学阶段使用乌尔都语教学，并促进在更高阶段的学习中使用乌尔都语。

把乌尔都语作为地方第二官方语言的要求至今未果，特别是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的一些行政区，乌尔都语取得了辅助官方语言的地位，而在北方邦则仅被看成有“特殊用途”。

语言地位之争与宗教偏见有关。北印地区由于受印巴分治的影响较大，宗教情绪在语言之争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乌尔都语受到的压制也就更大。南印地区的两教矛盾相对缓和，乌尔都语受到的压制也相对少些。例如，在卡纳塔克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1979—1980年，接受以乌尔都语为教学语言的学生数分别为360.009人和438.353人。由于两邦穆斯林和讲乌尔都语的人口较少，这一数字在比例上远远高于北方邦。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教圣地之争。这是双方矛盾的另一个焦点。这一矛盾所引发的骚乱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毒化了印度的政治空气，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阿约迪亚巴布里清真寺之争，是宗教狂热的顶峰，引起大规模的教派仇杀。巴布里清真寺据说是在莫卧儿王朝创始人巴布尔的特许下，于16世纪兴建的。传说为了建清真寺，穆斯林按惯常的做法，将罗摩神庙拆毁，在其上面立寺。相传是罗摩大神诞生地的一块平地被保留在清真寺旁。19世纪中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就这一地点占用问题多次展开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斗争。1885年，印度教徒上诉地方法院，要求允许在争议地点建立罗摩神庙，被英国地区法官驳回。独立后，当地的一些印度教徒认为重建罗摩庙的时机已到，组织起50多人，趁夜色潜入清真寺，将印度教的偶像摆放在清真寺大堂中。1949年12月29日，针对穆斯林提出的移走印度教偶像，恢复清真寺原貌的要求，地方法院查封了这座建筑。1950年，穆斯林就此上诉，但此案一直被搁置。

1986年1月，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在国民志愿团和印度人民党的支持下，要求恢复争议地点的印度教圣地地位。这一组织在全印的其他地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如它声称马苏腊的清真寺是建立在克里希纳神的诞生地之上的，贝拿勒斯的一座清真寺是建立在毗湿奴神诞生地之上的。他们利用此类问题，煽动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希冀通过这种宗教要求来加强印度教徒的团结。在阿约迪亚骚动发起的同时，他们上诉法庭，声称印度教徒有权朝圣有争议的地点。而费扎巴德的地方法官竟然批准了印度教徒的请求。

为了抗议法庭的裁决，穆斯林于提起诉状，但没得到任何回应。之后，这一问题引起全国性争论。而印度教方面则在世界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头面人物的带领下，要求把整个清真寺地区归还印度教，并在这一地点重建罗摩神庙。但穆斯林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巴布里清真寺运动协调委员会”，发起运动，要求迅速答应穆斯林关于重新开放清真寺的请求。

庙寺之争这一热点问题成了印度人民党进行政治竞选的切入点，印度人民党领导人L·K·阿德瓦尼宣布于1990年9月25日举行“战车游行”。他们打出了“我们要在那里建庙，只在那里建庙”的煽动性口号。印度人民党、世界印度教大会、巴吉拉格党和国民志愿团在“战车游行”过程中制造了许多宗教骚乱，导致了人员伤亡。

1990年10月，比哈尔邦首席部长拉鲁·雅德夫采取断然措施，逮捕阿德瓦尼，终止了“战车游行”。印度人民党恼羞成怒，迅即取消了对V· P·辛格政府的支持，并在全印印度教高等种姓中，特别是在北印地区，煽动反穆斯林的宗教情绪。结果印度人民党得逞一时，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议会第二大政党，在北方邦则成为第一大党。其主要对手国大党在中央一级受到削弱，在北方邦则沦为第三号政党。

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执政后，组织全体阁员和立法院议员及来自北方邦的人民院议员去阿约迪亚。接着，北方邦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措施，千方百计地帮助印度教徒占领有争议的地区。如1991年11月，北方邦政府宣布征收有争议的靠近清真寺的2.77英亩的土地，为印度教徒建庙做准备。邦高等法院就此下令将有争议的土地转让并严禁在其上修建建筑物，印度高等法院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北方邦政府转而于1992年3月21日将靠近清真寺的邦属公园的42英亩土地交给世界印度教大会用以建庙。

在北方邦政府的纵容下，世界印度教大会于1992年4月在哈德瓦尔召开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宣布将在阿约迪亚重建罗摩神庙。8月份，志愿建庙人员无视法院禁令，在清真寺旁边为建立罗摩神庙进行奠基。穆斯林“巴布里清真寺行动委员会”则诉诸法律。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印度总理将印度教与穆斯林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到1992年11月6日，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之后，世界印度教大会中央书记阿绍克·辛加尔宣布，志愿建庙行动将在12月6日重新开始。印度政府曾就此向最高法院征询志愿建庙活动是否违反禁令。北方邦政府则针对此事向最高法院请求，要求允许“在有争议地区唱圣歌”，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但最高法院派专员到争议地区，监督并确保没有违禁的建设活动。印度中央政府也出动准军事部队到北方邦以防不测。在建庙人员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北方邦政府却下令所有的邦属治安部队不得进行干预，并阻挠中央治安部队执法。12月6日，在国民志愿团的支持下，印度人民党领导人阿德瓦尼等人率领约30万狂热的印度教徒冲入清真寺，将清真寺拆毁。穆斯林奋起反抗，引起激烈冲突，警察对骚乱实施镇压，造成200多人丧生。

毁寺事件在印度全国引起强烈反应。新德里、贝拿勒斯和孟买等城市的反应尤为强烈。新德里狂热的印度教徒反对拉奥政府关于在阿约迪亚同时修建罗摩神庙和清真寺的决定，与警察发生冲突。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徒也准备拆除当地的大清真寺，与当地穆斯林的冲突一触即发。因当地政府事前有所准备，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孟买的情况更为严重，愤怒的穆斯林冲上街头，放火烧毁印度教徒的店铺，向警察局发动袭击。印度教徒也展开反击，数十人死于非命。教派骚乱引起全市大罢工，政府出动军队实施宵禁。1993年1月6日，孟买教派冲突升级，纵火、仇杀持续不断，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逃离孟买。在这次持续一周以上的大骚乱中，共有500人余人丧生，其中被军警击毙的有200余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这次骚乱的最大受害者是穆斯林，军警执法过程中的倾向性遭到了许多人的谴责。骚乱造成的惨相类似于印巴分治时的情景。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教派冲突也高度关注，伊斯兰国家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强烈谴责印度教徒的行为，要求印度政府切实保证穆斯林的合法权益。

背景更为复杂的查谟—克什米尔伊斯兰分离主义问题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争的又一焦点。克什米尔是古代印度的一个文化中心，近代殖民地时期，这里成为封建土邦。印巴分治后，就该土邦的归属问题产生了纠纷，印巴双方为此大动干戈。克什米尔问题遂引起国际注目。在印度国内，克什米尔问题也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对印度政局的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邦。印属克什米尔山谷地区近95%的居民是穆斯林，主要语言是克什米尔语。1941年，查谟地区居民的61%是穆斯林，第一次印巴战争后，印占区居民的宗教构成发生变化，印度教徒占了居民的多数，达64%。到了20世纪90年代，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仅剩400万。

从历史上看，查谟和克什米尔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土邦。1846年，英国殖民者将其抢得的克什米尔以750万卢比的价格卖给查谟的印度教王公。这样，在穆斯林人口总数93%的克什米尔地区形成了印度教徒的统治。印巴分治后，该邦的去向变得引人注目。按真纳的“两个民族”理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因宗教的不同而被划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克什米尔地区因穆斯林居多数地位，应与巴基斯坦有更为亲近的关系。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坚决反对以宗教画线的“两个民族”理论，认为如果使查谟—克什米尔归属印度，可令“两个民族”理论不攻自破，为世俗主义政治作出实质性辩护。尼赫鲁说:“克什米尔是一个象征，它能展示我们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的形象。”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提倡世俗民族主义，把克什米尔变成民族整合的一个基地。

第一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印度立即将印占克什米尔的地位法律化。宪法第370条规定，印度中央政府对克什米尔所行使的权力只限于“土邦归并协定”的内容，中央政府只负责该邦的国防、外交和交通事务，邦内务和邦财政由邦政府管理。由于此时印度其他土邦已将邦的保留权力上交了联邦总统，克什米尔的地位因而显得特殊。当时该邦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同盟为后盾，以查谟的人民大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主张取消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要求完全并入印度。查谟地区的多数印度教徒也支持这一主张。而不少穆斯林则主张并入巴基斯坦。执政的赛义克·阿卜杜拉政府被中央政府解散，他本人被捕入狱。1954年印度总统宣布在克什米尔实施印度宪法，正式将印占区变成印度的一个邦，并在这里进行开发。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猜忌并没有完全消除。

1963年，风传斯里那加市的一个主要清真寺发生先知穆罕默德遗发被盗事件。虽然印度教徒与事件没有牵连，但仍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纠纷。甘地夫人执政期间，加强了对克什米尔政局的干预。国大党的势力深入克什米尔，赢得了1972年邦议会选举的胜利。1975年，甘地夫人将赛义克·阿卜杜拉释放并与其达成协议:赛义克·阿卜杜拉同意克什米尔并入印度，印度中央则继续保留宪法第370条。之后他被任命为邦首席部长。但好景不长，克什米尔政局很快又陷入混乱。1986年3月，该邦被迫实行邦长治理，6个月后又实行总统治理。到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克什米尔谷地的局势更加恶化。穆斯林的暴力活动显著增多。

穆斯林的主张大致有两类:一类具有宗教感情倾向，主张将克什米尔与同宗教的巴基斯坦合并;一类强调克什米尔语言、文化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主张独立。在克什米尔谷地，主张独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是这一地区最具号召力的武装组织。

V·P·辛格领导的国民阵线主政全国后，克什米尔局势失控。V·P·辛格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进行和谈，一方面于1990年1月派态度强硬的贾格穆罕任部长，严厉镇压武装反抗活动。在遇害的温和派宗教政治领导人米尔外兹·毛尔维·法鲁克的葬礼上，警察向群众开枪，造成57人死亡，引起众怒。1990年5月，贾格穆罕被解职。前印度情报局首脑G·C·萨克西纳接任邦长。在他任职期间，该邦的武装冲突继续扩大。在克什米尔生活的大多数印度教婆罗门种姓的人因战乱而迁移他乡。

P·V·拉纳辛哈·拉奥在中央执政后，宣布要在克什米尔恢复秩序、举行选举。然而矛盾已相当尖锐。除武装分子等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的温和派政治家主张按联合国的要求，就克什米尔的前途进行全民公决。

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的要求刺激了高举印度教旗帜的印度人民党。1992年，印度人民党领导人L·K·阿德瓦尼针锋相对地发动了从印度南部到克什米尔的“统一游行”，向分离主义势力示威。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则以牙还牙，暴力袭击游行队伍。为阻止印度人民党的升国旗仪式，分离主义分子还在斯里那加警方首脑的办公室安置炸弹，将一些高级警官炸成重伤。升旗仪式更是令人尴尬，周围的群众是清一色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对印度的宗教矛盾也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一些极端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对穆斯林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宣称印度教的生存及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为此，提出了“建立印度教特性的国家”的口号，认为只有靠全面复兴印度教文化才能实现民族振兴。他们甚至还对本国的穆斯林宣称，如果愿意居住在印度，那么必须要像印度教徒一样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工商业受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的影响，面临严峻挑战，而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特征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潮更加泛滥。

锡克教派主义的挑战。旁遮普地区是印度锡克教的发祥地，也是印度锡克人的家园。1947年印巴分治后，旁遮普也被一分为二，西旁遮普回归巴基斯坦，东旁遮普留在印度境内。1966年，在锡克教派政党——阿卡利党的一再要求下，印度中央政府同意建立了旁遮普邦。但是，旁遮普锡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在昌迪加尔归属(昌迪加尔是中央直辖区和旁遮普邦与哈里亚那邦的共同首府)、电力水力资源分配、邻邦锡克人居住地划入旁遮普邦等问题上，旁遮普邦与中央政府争端不断，逐渐走向教派狂热和骚乱。1978年10月，阿卡利党通过决议，要求把昌迪加尔和附近所有说旁遮普语的地区都划入旁遮普邦，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印度中央政府对锡克人的要求采取忽视、漠视甚至歧视的态度，致使锡克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锡克教内出现了一批以“圣人”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利用锡克教徒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进行鼓动。少数阿卡利党外的狂热分子于1980年6月在阿姆利则建立卡利斯坦政府，鼓吹建立锡克教国家，宣称要把全印锡克教徒组织起来和印度教徒斗争。阿卡利党持强硬立场的人强烈主张诉诸宗教，利用宗教感情发动锡克教徒参加运动，形成与国大党对抗的强大力量，迫使中央政府让步。从1981年到1984年，阿卡利党相继发动了“反对锡克人运动”，大规模不服从运动，阻碍交通行动等。锡克教武装分离分子利用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作为暴乱基地和策划中心，将大量武器私运到金庙。1984年6月，英迪拉·甘地政府采取“蓝星行动”，调动数万军队进入旁遮普，对阿姆利则金庙发动军事进攻。“蓝星行动”引起了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对，使暴力活动升级，英迪拉·甘地被复仇的锡克教卫兵刺杀。接着，全国各地发生了印度教徒血腥复仇的骚乱，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徒倒在了血泊之中。旁遮普锡克问题的产生及发展，给印度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害，在国际社会上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伊斯兰教派主义的挑战。以国大党为象征的印度世俗主义要受到以穆斯林联盟为象征的伊斯兰教派主义的挑战。独立后，虽然少数邦出现一些地方性穆斯林政治组织，但是没有再建立全国性的穆斯林政党，绝大多数穆斯林都积极支持代表世俗主义政治的国大党，拥护政府奉行的世俗主义方针。印度穆斯林基本上离开了原教旨主义和两个民族理论的斗争模式，积极参加选举，依靠世俗政体和世俗政党所采取的世俗政策，来保护自己作为印度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积极力量。

印度独立后，穆斯林总体上放弃了两个民族理论的斗争模式，拥护国大党为代表的世俗政治。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问题上，伊斯兰教派主义和分离主义仍有市场，其中以克什米尔问题最为典型。印巴分治后，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也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为二。在印控克什米尔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矛盾异常尖锐，致使克什米尔局势动荡，骚乱迭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主张独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为首的武装组织展开了穆斯林武装斗争，伊斯兰教派政党和印度人民党也不甘寂寞，再次祭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在阿德瓦尼领导下1992年发动了从南印度到克什米尔的“统一游行”，与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派分离主义势力对抗。这一示威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教派冲突连连发生。平息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派分离主义势力的反抗，使印度克什米尔真正融入印度联邦，是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长期任务。

印度教教派主义的挑战。在印度独立后，世俗政体得到确立，世俗政权运行良好，教派政治受到抑制。但是教派主义并未偃旗息鼓。独立前印度世俗主义主要受到伊斯兰教教派主义的挑战，独立后则主要受到印度教教派主义的挑战。印度教教派由于世俗化方针政策的贯彻，印度教教派政治得到了有效地抑制。印度独立前，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大肆散布穆斯林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以期为重整旗鼓创造条件。除了老牌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外，新的印度教教派政党和组织也纷纷出现。1951年成立的印度教教派政党人民同盟(后改名为印度人民同盟)，虽然以世俗政党的面貌出现，但以鼓吹印度教化为主要行动纲领，把教派主义裹藏在追求印度的精神文化特性的外衣下，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1964年成立的世界印度教大会，是印度教各派的国际性组织，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印度教社会;1966年成立的湿婆军，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颇具势力的印度教教派政党，以开展宗教民族主义强硬甚至极端活动而著称。1982年，世界印度教大会散发的一份传单写道:“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里只有印度穆斯林占人口少数，因而人们一直在努力使印度穆斯林人口增加，办法是说计划生育不适用于穆斯林，使穆斯林保持多妻制，以及使更多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他们梦想利用民主制度在印度建立穆斯林统治。”另一份传单写道:“人们到处在议论:印度教社会如果容忍这个反民族的阴谋，它还能持续多久?如果印度教不坚持印度教生活方式，还有谁能坚持?印度教徒在世界上还有栖身之地吗?”不难想象，这些无中生有的蛊惑人心的谣言将在印度教徒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反响。印度教教派主义的抬头预示着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教派主义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只为顺应本教派信仰、传统和价值观缘故而反对、憎恨和排斥其他宗教的行为。印度人民党是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实行教派政治。印度在其统治下发生了几次大的教派冲突，激化了宗教和民族矛盾。随着印度人民党在1980年的建立和崛起，印度民族主义日益成为印度政坛的主导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湿婆军、猴王团等组成的印度教“同盟家族”迅速发展和壮大。“同盟家族”大力倡导“印度教特性”，宣扬建立一个国家(印度教国家)、一个民族(印度教民族)和一种文化(印度教文化)，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实行“印度教化”，从而导致印度教派政治泛滥，教派冲突升级。为了争取选民，印度人民党利用阿约迪亚寺庙之争，于1990年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战车游行”，沿途煽动印度教徒的宗教情绪，诱发不少教派冲突。1992年，在北方邦印度人民党政府的纵容下，30多万印度教狂热分子冲入阿约迪亚，捣毁巴布里清真寺，引发印度各地大规模的教派流血冲突，也引起世界穆斯林国家的震惊和抗议。2002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再次恢复在阿约迪亚建立罗摩庙的运动，诱发了古吉拉特邦的大规模教派冲突，2千多人丧生，15万多人无家可归，大批建筑被毁。针对基督教的暴力活动也愈演愈烈，在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古吉拉特、拉贾斯坦邦也不断发生袭击基督教的事件，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也被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指责为基督教“外人”。印度教教派主义来势凶猛，成为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挑战。

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即社会集团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就印度来说，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种族分离主义。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了印度的分裂，但事实上印度现在已经基本上渡过了国家分裂的最危险时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仍将面临种族分离主义的严重挑战，这无疑会削弱国家的团结，但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印度独立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如建立世俗主义的国家政权、合并土邦、按种族—语言的原则划邦、对穆斯林实行安抚政策、允许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法律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军队和一支全国统一管理的、在中央和地方起到联结作用的文官队伍。印度历来有文官统治、军不干政的传统，军人和文官都不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军队和文官对国家的效忠，对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不同，长期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印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印度独立后实行的许多内外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大多数国民对“印度民族”的认同。特别是独立后形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印度保持统一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个阶级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更符合自己的利益。种族分离主义在印度仅仅是一个个的孤立现象，总是局限于个别地区而且不是少数种族中的主流力量，因此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一些种族和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上层分子一旦被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和得到政治权力之后，往往都放弃了分离主义的要求。大多数的地区政党虽然是地区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但它们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分裂国家，实际上许多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地区政党对国家的忠诚并不逊于全国性政党。

印度的社会结构虽然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但是其中又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载体就是印度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印度教不只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种姓制度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相互隔绝，然而种姓之间的冲突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尽管印度教社会内部宗派林立，但所有印度教徒在基本信仰方面又是一致的。尽管各种宗教和种族有着不同的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但是印度文化的长期熏陶使印度社会的主流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精神物质方面和生活习惯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基本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印度性”。正像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印度人，无论他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何地，但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印度人，同样也被别人看做是印度人。正是这种民族特征的基本一致性对印度的统一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印度社会内部可能是“一盘散沙”，缺乏社会凝聚力，但对外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

当今的印度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其社会的多元化、分裂性和传统性决定了这种转变将是一个充满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过程，国家与社会整合将是印度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