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旨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文化，同样，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文化就如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要研究文化，首先就有必要对文化的概念作一界定。然而，要对文化的概念作出界定，谈何容易！在文化学界中，恐怕再也沒有比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更难以捉摸的了，被称作“斯芬克斯之谜”。古今中外大量学者、专家，一直以来都力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但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无法定论的局面。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 Kluckhohn）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罗列了从1871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令人眼花缭乱。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数百种，有多少个文化学者，就有多少种文化定义。以至于我国文化学界的泰斗钱钟书先生讲过一句并非玩笑的玩笑话：“文化到底是什么？本来还淸楚呢，你一问倒糊涂了”。^[1]

要界定“文化”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对此下一断论，必须对之作小心的求证，而这些证据只能从辞源学的角度去找。

从西方辞源学上看，英语的“Culture”和德语的“Kultur”，它们都来自拉丁语的“Cultura”，原意为耕种和作物栽培。至古罗马时期，政论家西塞罗把人的修养、教养、精神产品等也纳入了文化的范畴。这样就使文化的概念开始宽泛。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用来指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的育化。可见西方的“文化”概念十分庞杂，展现出逐渐由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的特点。此外，在西方辞源学中，“文化”与“文明”两词经常被相互通用。如1871年，泰勒（Tylor）给文化定义说：“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之全体。”^[2]此后就在无形中构成了概念使用上“文化”与“文明”通用传统。西方的一些文化大家，如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罗素、亨廷顿等等，也都经常有意无意地把“文化”与“文明”两字相互通用。英语世界中把“文化”与“文明”混杂在一起交叉使用的现象，在“五四时期”传入了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著名的文化大家如陈独秀、胡适、梁启超、梁漱溟、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均几无例外地将文化与文明交替使用。如李大钊在1918年《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3]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4]这里所说的文明实际上就是文化。至今我国《辞海》还说：“文明，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与文化仍然相互通用。

从中国辞源学上看，“文”通“纹”，“物相杂曰文”。如《易经》中说：“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化”本义育化，如《庄子·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和“化”的并连使用始见于《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应是文化一词的较原始的含义。“天文”指自然现象，“人文”指社会现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以把握四时变化的规律；通过考察社会生活，以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在我国的词语学中，文化的始初含义是明确的，即“人文育化”的意谓。但是至少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出现“文化”这个语词，“文化”一词直到西汉时期才正式出现，如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还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说法。^[5]这里的“文化”指“文治”，是与武功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是说，统治国家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文治，二是武功。两者交替使用或并用，以维护统治秩序，即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从一开始就较偏重精神教化，这与西方的“文化”概念更多地展现了逐渐由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文化的概念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大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梁启超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6]广义上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均可称之为文化，即“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实质上与文明的概念是相通的，但两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在这里有必要对广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作一界限。不少学者往往把两者相等同，其实两者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从实质上来说，两者都涉及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应对环境挑战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相通的。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7]历史地看，广义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同时产生，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始终，而文明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三个时期，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而言的，它提供了判断一个社会进步状态的量标；从成分上看，不同的文化虽然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只存在适应与不适应的问题，难以简单地区分好坏优劣，但各民族的文化的确都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具有正面与负面两个效应，加上不同民族文化发展阶段也不一致，也的确存在着发展程度高下之别，而文明则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成果，相当于广义文化的积极要素；从范围看，文明包含的内容广泛，其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要比文化宽泛得多，它是超越国界的一种放大了的文化系统。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

关于广义文化的内在结构，学界存在着不少分歧。有的把它分为两层，即物质层、精神层；有的把它分为三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有的把它分为四层（物质层、制度层、行为层、观念层）。根据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三”的普遍法则，广义的文化一般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三个层面。美国文化人类学者L·A·怀特把文化看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又分为三个支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观念形态系统。^[9]这与上述三分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形式出现，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典章制度，一般以法规典籍的形式出现。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等，一般反映在著名的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意识形态及被习惯化了的习俗与行为方式。当然，这种界限也只是相对的，事实上，所谓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渗透、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正如殷海光所批评的那样：“如果文化是人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那么没有文化不是含有‘精神’成分的。依此，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截然划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俗见所谓‘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的说法，简直不知所指为何！”^[10]这种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世界上任何一种“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都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很难把它简单地区分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但是，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表现形态各不相同，作为约定俗成的看法已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为研究需要，对三者作一区分也有实际价值。

狭义的文化（小文化）专注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即观念形态的文化，相当于广义文化的核心内层。本书指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下称文化）。

为了深入地理解文化的内涵，有必要对它的具体特性进行分析。

从实质上说，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现象。文化是一个涵括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横向上说，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技、教育、美学、艺术等等诸多学科；纵向上说，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趋向、心理结构、审美情趣、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

从核心看，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内核是价值观念。价值是支配行为的要素，是人们行为与制度安排的思想基础。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要件。“价值观是精神文化的灵魂，人的文化活动由内向外推移，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11]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核心价值，这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包括仁、义、礼、智、信等，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则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它不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而且深深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倾向。

从作用上看，文化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因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综合体，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而两者往往还是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的，因此不能有意无意地把我们认为“精华”的东西看做是文化，把我们认为“糟粕”的东西排除在文化的范畴之外。因此，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与阻滞两个方面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