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如上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游牧经济，形成游牧文化，长城以南是农耕经济，以农耕文化为主。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农立国，从经济结构来看，以静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以男耕女织的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为主要特征。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在植物栽培、水利工程、金属冶炼、天文历算等等方面均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技术，以丝绸与陶瓷为代表的手工艺品达到了相当辉煌的程度。其中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古代科学技术，更是有口皆碑，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小农生产的局限，长期陷于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并不高，加上科举制度以及“重道轻器”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此外还由于中外文化交流较少，又不注重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致使中国古代生产力长期得不到长足的发展与质的飞跃。“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曾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石破天惊的作用，使近代西欧的复兴成了可能，预示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到来，但是在它的发祥地中国并未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如鲁迅先生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大量的火药被用来制作游戏的爆竹，而罗盘针主要被用作占验风水的“堪舆之术”。如果说中国古代科技与工艺一度比西方领先，但近代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却产生于欧洲，后来居上，也是势所难免。

为了维护自然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几乎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所谓“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商人居于四民之末，一直遭受排挤与打击。汉高祖既定天下，曾“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高、惠帝时对于“市井子孙，仍不许其仕宦为吏。”到了隋代统一，开科取士，还明令工商不得入士；唐初又禁止地主经商。由于长期实施这种策令，使中国的商品经济一直受到来自政治的抑制，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当然，几乎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完全取缔商品经济，中国历代都出现过作为商贸集散地的繁华的都市，明清之际还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品经济比较繁荣。这些就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奠定了经济基础，当时还出现了不少“艳情小说”，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与市民意识的觉醒。但是，与西欧11世纪以后城市的崛起最后酿成冲破中世纪黑暗一股强大的潮流不同，中国的这些城市由于一直依附于封建社会的母体，往往随着封建王朝的衰亡而衰落，成为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具僵尸。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商品经济不可能占主导地位并得到充分的发展，更无法因之步上资本主义的轨道。

中国传统社会中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主要经济基础。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儒、道学说很大意义是小农经济的思想反映。《道德经》（第八十章）中提出的“小国寡民”的理想蓝图：“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孟子倡导的“王道”社会的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7]这不正是一幅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图景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观念，诸如政治上的皇权观念与“崇德利用”的德治思想，经济“上崇本抑末”政策与“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化上“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思想，社会上“大一统”的“大同”愿景，无不与此有关。农耕经济与中华民族的务实、求实的传统也密切相关。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儒、道两家都赞同的“中庸之道”也与小农经济有关。^[8]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