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作出的另一种文化回应，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开明人士倡导的一个具有自觉理论形态的近代化理论模式。它最早导源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来成了洋务运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在清末新政中又一次得到展现。从文化传播变迁视角看，它属于一种文化濡化现象。尽管它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均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总比国粹主义这种文化排拒现象要开放得多、开明得多、进步得多，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发生过积极影响。

1．师夷长技

“中体西用”论，其思想渊源最早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号称“林青天”，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大江南北数十州，亿万户之众，…莫不知其为好官”。尽管他是务实的经世派官员，但由于长期闭关自守的缘故，鸦片战争以前，他对西方的了解同样一团漆黑。他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四日（1839年3月19日）谕令缴烟照会中称：“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泛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但是，在鸦片战争中，他亲眼目睹“英国以其船尖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1840年他上奏道光皇帝，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夷”的建议。为此，他广泛搜集西方政情，编著《四洲志》一书，强调中国“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尖。”因此成为“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林则徐一样，是坚决的禁烟派和主战派。1864年6月，林则徐在被发配伊犁途中，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与魏源一晤，魏源记述当时的情境：“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31]。林则徐把《四洲志》初稿全部交给魏源，嘱他编《海国图志》，以打开国人的眼界，挽救民族危亡。魏源继承林则徐的未竟事业，呕心沥血编成50卷本的《海国图志》，始为57万字，1847年重刊，扩至60卷，1849年第三版编成百卷本，88万字。书中较全面介绍了世界政治、历史、地理、科技发展情况，系统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在他看来，“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他还注意到发展近代工商业以作为富国强兵的途径，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体现了一代卓越的思想家睿智的眼光。

鸦片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固然是一个国耻纪念，但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民族觉醒，它惊醒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还局限在学习西方“尖船利炮”这些军事技术这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对西方的认识还十分肤浅，反映了时代的历史局限。但是，它毕竟突破了“夏夷之大防”这个狭隘陈腐的观念，振聋发聩，勇开风气之先，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强烈的震荡，无论对后来的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都发生了相当积极深远的影响。

2．“中体西用”

19世纪60—90年代，“中体西用”论几乎成了朝野的共识，因而酿成了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时代影响的社会思潮，并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较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中国与西方相比，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说的思想胚胎。后历经曾国藩、奕、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提倡，风行一时。至张之洞于1898年出版的《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说，倡言“中学为内容，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的论调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钦可，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当时中国，对“中体西用”论，“举国以为是”，可见盛况空前。

洋务派所谓“中学”，即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以及赖以维护这种制度的伦理纲常。所谓“西学”，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商务、万国公法等等。在洋务派看来，中学与西学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是本，西学是末；中学居先，西学居后；中学存于内，西学形于外。“中体西用”论的哲学基础已不是顽固派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僵化的教条，而是早期改良派提倡的“变器不变道”的信条。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32]郑观应明确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33]对此，洋务派是赞同的。其目的自然在于维护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的统治。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作为一种近代化学说，“中体西用”说当然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缺陷。从理论上说，体与用是不能割裂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体与用作依托。资本主义的运行速度和开放程度，也绝不是封建衙门的官僚体制和昏庸腐朽的官僚作风所能适应的。对此，严复曾尖锐地批评过“中体西用”说把体用割裂的问题，如牛有牛的体和用，马也有马的体和用，“中体西用”无异于“牛体马用”那么荒谬。康有为也把这种学说斥之为“饰粪墙，雕朽木”。“中体西用”说其内在的逻辑矛盾是存在的，因而成了一种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学说。从实践上来说，以“中体西用”说为理论指导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也并不成功，一场甲午战争就宣告了它的破产。

为了考察“中体西用”模式的实践效应，我们不妨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作一比较。事实上，两者无论在时代背景、指导思想与实践结果等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留给后世的借鉴也颇有裨益。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与中国都属于封建社会，两者的国情基本相似，同时又面临着共同的民族命运——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危险。为摆脱这种被殖民化的历史命运，自19世纪60—90年代，中国与日本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了近代化的努力与实践：中国开展洋务运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表面上看，日本开展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和魂洋才”，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没多大区别，但实质内容迥异。日本以天皇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决心“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政治上，广兴西方民主政治，“万事决于公道”，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充分运用国家法律手段，颁布鼓励工商业的法令以保护洋务企业和资助弱小的民族工商业，进行积极的国家干预，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教育上，大力培育人才，一直把教育放在中心地位，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开办实业教育，陆续创办了一批培养近代企业管理人才的工业、农业、银行等专门学校，形成了中等技术教育体制。此外，1898年，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之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政治上，并未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经济上，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开办了一些洋务企业，本身管理腐败，并对民族工商业处处加以限制；教育上，对教育制度未加根本改造，声光电化与子云诗曰相交结，光怪陆离。在中日两国同时开展的近代化赛跑过程中，中国明显落后于日本。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或半封建国家，呈现出一幅中世纪的古怪的漫画，那么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已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并比俄国先进得多，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而当时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却步履蹒跚，欲进还退，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对此，费正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34]甲午战争成了检验中日两国近代化绩效的一个标尺，同时它也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近代化进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与挫折，苦难的中华民族又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腾飞机遇。

洋务运动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重的思索。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经济发展，必须要与制度的改革与文化观念的更新相配套，否则，整个近代化或现代化事业势必要遭受历史性挫折。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中体西用”说及其指导下的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史地看，“中体西用”说，从思想观念上继承了林则徐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加以发扬光大，其“变器不变道”的观念，虽然存在着种种局限，但毕竟突破了顽固派“天不变，道也不变”的陈腐观点，在理论上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比顽固派进步得多。它在当时酿成了一种极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传统的惰性力量大得可怕，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就实情而言，“中体西用”说是当时统治者唯一可能接受的比较具有进步意义上的一种近代化方案，舍此别无其他选择，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从实践上看，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惊醒了当时中国小生产的氛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设学堂、派留学、译西书、引进西学，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活力，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洋务运动中的军事近代化的建设努力，也有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总之，“中体西用”说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此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实践，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航程，中国文化现代化也从此起航。

3．清末“新政”

戊戌维新被守旧的顽固势力淹入血泊之后，清王朝顽固派的本性暴露无遗。八国联军侵华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下，各阶层对清王朝已经彻底绝望，一批志士仁人毅然由改良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舆论与情势日趋汹涌澎湃，清王朝的统治已处于垂死阶段。统治者已经痛彻地感到不能继续照旧统治下去了，试图改换面孔，作最后的自我抢救，以期苟延残喘。于是就有了清末“新政”之一幕。

“新政”始于1901年。为推行“变法”，清王朝还专门设立了办理“新政”的机构——督办政务处。

1901年—1905年的“新政”，主要继续洋务运动的事业。在这个时期，推出措施30余项，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外交上，将总理各国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统管对外事务；政治上，停止捐纳买官，裁汰冗员，整顿吏治，试图改变捐官卖爵、吏治腐败的局面；经济上，采取了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1903年，设立商部，颁布《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劝办商会章程》，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举办工商业；军事上，下令裁汰旧军，编练新军，1903年，设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处，各省设练兵公所，在军队建制、招兵方法、训练形式以及器械装备方面，采用了西方的做法，改变了封建的陈旧章法；文化教育方面，兴学堂，派留学，废科举。1901年，各省设大中小学堂，改革学制。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与此同时，通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并鼓励自费留学。所有这一切，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洋务运动走得更远。

1906—1911年的“新政”，主要搞预备立宪。前一时期的“新政”并未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当时国内立宪派要求立宪的声音由弱而强，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上政务处书》中，奏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政体之国”。1905年7月，袁世凯、张之洞等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派遣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9月24日，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因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而未成行。12月11日，又派载泽等五大臣分成两班人马，一路赴英、法、日、比诸国，一路赴美、德、意、奥诸国，进行考察，1906年7、8月间先后回国。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力陈立宪有三大好处：（1）皇位永固。（2）外患渐轻。（3）内乱可弭。慈禧遂于8月27、28日召集王公大臣商议立宪问题，结果赞成者占上风。9月1日，清政府颁行“仿行宪政”上谕。这又一度燃起了立宪派的希望，他们纷纷开展活动，建立团体，大造舆论，搞了多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但清政府对此毫无诚意，只是想以此装饰门面，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把实行宪政的期限推至九年以后，后又改为五年。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宣布继续“筹备立宪”，颁布了《宪法大纲》，并设立中央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国内外立宪派又进行请愿活动。但是，1911年5月，清政府却推出了一个以满洲王公贵族为核心的“皇族内阁”，撕下了搞假立宪政治的假面具，全国與论大哗，立宪派也宣称“希望绝也”。此后，革命就替代改良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潮。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进入垂死阶段的一次自我抢救活动，主观上是想缓和矛盾，稳固大清江山，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客观上也符合当时中国近代化的趋势，在历史上无论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都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清王朝的“新政”是被迫的，迫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清政府除了祭起改良的旗号，实则别无他途可走。他们只是“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35]由于缺乏内在动力，更缺乏现代意识，对改革内容丝毫没有兴趣，对“宪政”更是三心二意。人们对之几乎已经彻底绝望，社会对之除了冷漠便是揭露。陈天华揭露说，清王朝的宪政不过是“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36]因此，清末“新政”不但没有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它的灭亡进程。民族资产阶级、留学生、新军等这些随“新政”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力量，纷纷走向清廷的对立面，成了清王朝的异己力量和掘墓人。

从文化维度看，清末“新政”并未跳出“中体西用”的模式。这从1月29日经慈禧授意逃亡在西安的光绪皇帝发布“变法”上谕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上谕中声言“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有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纲常不能变，具体法令可以改弦易辙，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其文化守旧主义的色彩仍相当浓厚。但从内容上看，它比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内容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拓展，影响也更为深刻。但由于当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处于权威危机的统治者是难以推进这么大力度的社会改革事业的，正如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突然施以猛药，结果只能加剧它的病情，促其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