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提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六个特性，“当他在某一阶段的思想合于这一组性质中的四种时，我就将它放进‘自由主义’栏里。这一组的性质是：一、抨孔；二、提倡科学；三、追求民主；四、好尚自由；五、倾向进步；六、用白话文。”[114]以此量标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也少有彻头彻尾始终一贯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说法虽然不免笼统宽泛，但的确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也体现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趋向。
自由主义主要是相对于保守主义而言的。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和要求西化为主要特征的。他们对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绊脚石，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化的道路，大力引进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舍等方面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总起来看，不外乎全盘西化与西化两个派别，其实两者只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区别。
全盘西化的倾向，最早应追溯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及鲁迅、钱玄同、吴虞等等都有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与全盘西化的倾向，把攻击矛头直指官学化的儒学。陈独秀认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15]他认为东西文明各别为二，水火不容，非此即彼。因此，陈独秀提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16]这庶几反映了当时《新青年》同仁们的对中西文化的共同看法与态度。胡适赞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施存统提出“废孝”，钱玄同提出废汉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共同的价值趋向十分明显。毛泽东后来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中指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犯有“形式主义”的偏向，“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是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地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117]这种“形式主义”的偏向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它在当时起的反封建的启蒙作用占着主导地位。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香港作的讲演《无声的中国》中专门解释过这种极端的现象：“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从鲁迅这种说法就可以体会那个时代这些新派（西方文化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独特心态。
虽然全盘西化的倾向在五四时期就已存在，但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这个概念则首推胡适。1929年，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词，可译为“全盘西化”，还有一词“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充分的现代化”，两者为同一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冲突问题曾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中，三是充分西化。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中”的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118]但胡适不是一个彻底的全盘西化论者。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写了一篇英文书评，指出胡适那篇文章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这两个意义不同的字，并指出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后来在30年代前期的那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中，胡适就接受了潘光旦的建议，用“充分世界化”代替了“全盘西化”的口号，理由是：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
在20世纪30年代，对“全盘西化”作系统的理论阐述的应推留美博士、时为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讲演，尤其是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讲演，提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讲演稿发表于1934年1月广州的《民国日报》上，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引起了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反感，他们联合在1935年1月10日《文化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由此引发了一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中西文化论战。陈序经作为全盘西化论的急先锋，与来自各方面的观点展开交锋，《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1936年7月）、第二期（1936年8月）和第三、四期合刊（1936年12月）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观》上、中、下篇。他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集中批判了所谓形形色色的“复古派”和“折中派”，他甚至不把胡适引为同道，说“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119]他指出：“折中派和复古派既不能导我们以可通的途径，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120]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又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敖、柏杨成了全盘西化派的旗手。
号称“四面威风、八面树敌”的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发表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国思想界趋向的一个答案》、《文化太保谈梅毒》、《敬答吴心柳先生》、《由一丝不挂说起》、《修改〈医师法〉》、《论“处女膜”整形》等一系列文章，结论是：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文化，快快按部就班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李敖当时的中西文化观并未超出胡适的“充分现代化”的范畴，但却以独特的文字、犀利的笔触，引起了一场文化风波，影响深远。
柏杨先生则提出“酱缸文化”论，与李敖的“全盘西化论”在精神实质上互相策应。他写了不少杂文，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抨击时弊，这些观点后来集中反映在柏杨于1981年8月16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作的《中国人与酱缸》的讲演，对其“酱缸文化”论作了完整的阐述。其著作《丑陋的中国人》在80年代的中国内地更是风行一时。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个酱缸，“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能再思考。”[12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作了尖锐的批判。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柏杨则显现出异常的热情，提出要彻底地崇洋，但不媚外。他甚至对鸦片战争也有着与人们不同的观照：“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的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的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122]
在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化热中，在学术界公开鼓吹“全盘西化论”的几乎没有，但也有例外，如方励之。方励之的全盘西化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把矛头直接针对“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就必然遭到批判。
“全盘西化论”的立论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一点，尽管全盘西化论者相互之间也有分歧，但总体看来，大同小异，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论点：
第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胡适提出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百事不如人”的论断。1928年9月30日，他在《生活周刊》第三卷第46期发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文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123]1930年11月，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更是变本加厉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24]在这一点上，陈序经与胡适的观点如同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十分赞同胡适“百事不如人”的说法，只是怀疑胡适是否真正如此认为而已。他断言：“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125]。无论从文化发展与文化成分上看终是如此。“从东西文化发展上看去，不但这两三百年来，我们样样的进步，没有人家这么快”，“再把文化的成分来分析而比较，则我们所得的结论也是一样。”[126]从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来说，我们“还是未完全开化的生活”，若从农、工、商业来看，“我们比诸西洋人，更有天渊之别”，“若把政治教育以及他方面的情况来和西洋比较，我们实在说不出来。”在这里，胡适与陈序经说的文化，是指人类应付环境的生活样法，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因此，要救中国，就只有向西方学习，而且要全面地学，死心塌地学，亦步亦趋地学，惟妙惟肖地学。
诚然，文明或文化发展的确具有程度高低之分。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展存在着时代性落差，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127]中国要发展，必须向西方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就“百事不如人”。姑且不去纠缠“全盘西化”中的全盘是否是百分之百的概念，中国文化如果真的如此不堪，中华民族能够维系生存发展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本身，已足以彰显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顽强的生命力。事实上，中国文化作为自成一系的文化系统，的确存在着很多优秀的成分和智慧的结晶，它的很多思想因子比较符合后现代社会的需要，目前正面临着重新复兴的自然机运，这是很多有识之士承认的事实。胡适先生利用传统反传统本身也证明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即使是西化派与全盘西化派集中攻击的主要对象——儒学，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它的现代价值也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全盘西化论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误区在于：以文化的时代性来代替、掩盖甚至否认文化的民族性。陈序经明确说：“文化本身上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种类的不同。”[128]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西化即现代化。在胡适看来，西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全盘西化”同“充分世界化”、“充分现代化”的概念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是为了避免文字上的无谓的争议，所以在3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中，才主张以“充分世界化”一词代替“全盘西化”的口号。一些人士却因此否定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似有以词害义之嫌。对此胡适说得很明白：“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129]将西化与现代化画等号，同样是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主要论据。他说：“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130]“事实上，中国固已逐渐地趋于全盘西化的路上，就是事实上的世界，也逐渐地趋于西洋文化的路上。换言之，所谓西洋文化，可以叫做现代文化，或是世界的文化。”[131]历史地看，在西方文化主导并向世界肆意扩张的过程中，人们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当时对社会历史发展也不无积极作用。我们不要苛求历史，苛求历史上的人物，对历史人物的思想的述评必须具有历史主义的眼光。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论点的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世界总是丰富多彩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多元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动力。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不同，现代化的道路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模式，要世界各国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曾经甚嚣尘上的“欧洲中心论”早就破产了。也正是依据这样一个基点，邓小平主张，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他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此外，“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文化移植的整体性。胡适说：“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132]因此，他集中批评了所谓的“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的说法，“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既然，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西方文化的发展程度比东方文化高，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中国要发展，就非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133]陈序经则进一步对文化移植的整体性作了详尽的论证。他认为，文化的发展具有“文化、心理、生物的基础外，还有文化的地理基础”，“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形成某一社会的文化，我们可以叫做文化圈围。”[134]因此，每一个文化自成系统，难以生生剥离。“事实上每一层和每一种文化的各方面，都是互有关系的，互相连带的。我们若是采纳人家的一方面，那么从这方面就会影响到他方面，结果是牵动了整个文化。”[135]对此，20世纪60年代的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看看病》一文中，针对“十教授”的“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以及张君劢的“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的调和论的主张，李敖毫不客气地指斥道：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
无疑，从理论上说，文化（广义的文化，或文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各个子系统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功能。文化的移植也的确具有连带性的整体特性。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传播中的彻底同化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民族要发展，都要从自己的特殊国情出发，对外来文化都会进行有选择性的汲取，不可能全盘照抄、照单全收，即实行“选择性的现代化”，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外来文化的传播发展离开了本国的国情与文化背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这种“选择性的现代化”，胡适起初也是赞成的，他说：“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136]胡适之所以放弃“选择性的现代化”，并非出于学理上的原因，主要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他是想以“全盘西化”或“充分现代化”的激进口号，打掉文化保守主义的可怕惰性与暮气。“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对此，他在1935年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曾这样剖露自己的心迹：“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137]对于“选择性的现代化”，在学理上连全盘西化论者恐怕也难以否定。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主张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保留中国文化的积极因素这个问题上，而在于中国的未来文化到底以西方文化为主还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主的分歧上，即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谁附丽谁的问题上。学理是学理，策略是策略，全盘西化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似有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历史地看，“全盘西化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评价历史上的人物与思潮，都应具有历史主义的眼光，不能以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历史，而应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理性分析，否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从学理上看，全盘西化论的确存在着诸多误区，其立论依据大多立不住脚，这些都毋庸讳言，但是，不完全正确的学说在人类历史上也往往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全盘西化论”也是如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起过进步作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激烈的反传统与全盘西化的倾向，虽然具有形式主义的偏向，其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价值还是主要的，它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等理念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也不可抹杀。在30年代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论战过程中，虽然两者都有偏颇，但以胡适、陈序经为首的全盘西化派占了明显优势，猛烈地荡涤着文化保守主义守旧氛围。不管“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文化主张是否得到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有意无意地授意或默许，它在客观上与国民党所倡导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互呼应，全盘西化论的确触动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根基。在60年代台湾的那场文化大论战中，以李敖、柏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倡导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虽无多大创见，基本上承袭了胡适与陈序经的论调，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无疑有着巨大的冲击作用。
但是，从现实来看，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全盘西化论由于其在理论上破绽百出，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138]在实践上更是弊多利少。首先，全盘西化不可能。文化主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深深地积淀在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体现为人们习惯化了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它并不像我们的表层衣装，随时可以丢弃。对于文化传统，人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能不能拋弃、抛弃得了和抛弃不了的问题，这是不得不面对现实问题，而现实是无法超越的。要想彻底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正如一个人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诞。对此，连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也指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不明了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特征的吸收也不是说要吸收就能吸收的。任何人不可能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新娘子似的迎进来。文化的变迁无论怎样是有连续性的。”[139]其次，全盘西化不科学。正如上文所述，全盘西化论三个主要的论据都立不住脚，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脱离国情，难有科学性可言，而一个缺乏科学性的学说是缺乏生命力的，更遑论对现实的指导价值。其三，全盘西化不足取。由于全盘西化不可能，也不科学，所以不足取。从实践效应看，全盘西化论不但不足取，而且它还相当有害。一方面以一个缺乏科学论据的所谓理论去误导人们的思想趋势，恰似盲人骑象夜临深渊，自然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直接关涉它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血脉、精神家园。因此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千万不能抱一种全盘抛弃的态度，正如一个人坐在树上锯树杈，千万不要锯自己坐着的那一根，否则非摔死不可。全盘西化论泛滥，必然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严重影响到民族的自信心与自信力，而一个丧失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国家与民族，何谈繁荣富强，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
至于“西化”的观点，其实质是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从根本上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如上所述，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一样，必然是多元的，多元文明与文化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明与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西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模式。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与国情不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具有多种模式，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现代化模式。
【注释】
[1]何兆武、陈启能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2]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3]《〈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9页。
[4]《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2页。
[6]《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8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9]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1卷24期，第3页。
[10]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9页。
[1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6页。
[1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9页。
[1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
[14]欧阳哲生：《胡适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15]楼巍华：《容忍的自由》，《书屋》2001年第9期，第32页。
[1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2、845页。
[17]周质平：《胡适对民主的阐释》，见《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1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4页。
[19]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20]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82页。
[21]欧阳哲生：《胡适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22]参见胡适：《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5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日记全编》4册，第436—438页。
[2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24]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25]转引自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
[26]《胡适致陈独秀》，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120页。
[27]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5页。
[28]张忠栋：《胡适·雷震·殷海光》，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0年版，第12页。
[29]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30]欧阳哲生：《胡适文集》（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5页。
[31]周楠：《胡适校长为我出证明》，见《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8页。
[32]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3]［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34]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
[35]转引自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0页。
[36]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37]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38]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0页。
[39]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0—204页。
[40]欧阳哲生：《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4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532、569页。
[4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页。
[43]［美］贾祖麟：《胡适之评传》，张振玉译，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出版说明第3页。
[44]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4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46]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3页。
[47]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30页。
[48]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49]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8页。
[50]《〈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296页。
[51]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5期。
[52]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东方出版中心1999版，第64页。
[53]《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54]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选自：王维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版，第193页。
[55]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78页。
[56]《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289页。
[57]《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294、291页。
[58]《评英国大选》，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297—298、299页。
[59]《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60]《致蒋介石》，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61]《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4页
[62]《黄祸》，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3页。
[63]《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64]《陈独秀案》，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65]《盛世危言》，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页。
[66]雷颐：《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67]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68]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3页。
[69]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83页。
[70]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96、478页。
[7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96、478页。
[72]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页。
[73]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2、432、71页。
[74]殷夏君璐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0页。
[75]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36页。
[76]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36页。
[77]殷夏君璐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0页。
[78]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36页。
[79]殷夏君璐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3页。
[80]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52、353、359页。
[81]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52、353、359页。
[82]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52、353、359页。
[83]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52、353、359页。
[84]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2—363、360页。
[85]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6]殷夏君璐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5页。
[87]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88]张斌峰：《殷海光文集·书信与随笔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89]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53—654页。
[90]张斌峰：《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91]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92]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93]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1页。
[9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3—444页。
[9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3—444页。
[9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3—444、450页。
[9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3—444、450页。
[98]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6—57页。
[99]［英］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100]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1、533页。
[101]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9页。
[10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1、533页。
[103]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版，第673、59—60页。
[104]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版，第673、59—60页。
[10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2、670、572、56页。
[10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2、670、572、56页。
[10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2、670、572、56页。
[108]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2、670、572、56页。
[10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5、406、429页。
[110]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5、406、429页。
[11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5、406、429页。
[11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3、257页。
[113]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3页。
[11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3、257页。
[115]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9页。
[116]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0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118]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见《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119]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120]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121]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122]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23]《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24]《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
[125]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26]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128]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29]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见《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130]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266页。
[131]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266页。
[132]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3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
[134]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296页。
[135]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296页。
[136]胡适：《文化的冲突》，见《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37]《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452页。
[1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13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