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作了集中的论述。

（1）对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6]在这里，他提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即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范畴，实际上是一种狭义上的文化概念。

（2）把文化对革命的作用作了论述。他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②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文化力量”这个概念，充分肯定了文化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五四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一支文化的生力军，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③

（3）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既不同于国民党鼓吹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具体地说：

①“无产阶级领导”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标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它们反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很快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所能领导得了的。

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形式。这种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色，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结合，但这并不是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而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它反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主观地、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

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强调的是这种文化内容的科学性。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精华，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④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强调的是这种文化的民主性。这种文化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此是最民主的文化。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文化工作者要接近民众。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构建，很大程度上说是批判性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了主流，此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强调的民主精神，也为毛泽东所创造性地继承，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民主的，只是这种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的科学精神，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并被升华为一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忠实继承者与践行者。“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17]同时，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偏向也作出了批评，并指出，这种形式主义的偏向，在党外的发展，就是全盘西化，在党内的发展，就是教条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的错误倾向。

（4）提出了对中西文化所持的态度。这也是对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一个积极的回应与创造性的总结。五四以来，文化界围绕着中西文化谁优谁劣、中国文化何处去等问题展开了多次论争，大致有复古主义、全盘西化及调和折中三种倾向。毛泽东对此均作出了一定的批评。“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8]那种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他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同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加以批判性地继承与发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积极成分，“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9]这就成了后来他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雏形，对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