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哪些，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由于对概念的理解及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自然显现出多姿多彩、意见纷呈的格局。但是，总体看来，随意性很大，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使人总感觉缺乏依据，逻辑上有跳跃。这恐怕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本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通病。如果我们把文化精神界定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观念，由于思想与观念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问题，有必要分别阐述。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与凭依，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研究，应该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主导思想，二是核心价值。

1．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构架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学界分歧很大，有的说是儒，有的说是道，有的说是儒道互补，有的说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也有的说是多个因素的综合。这里除了“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其他说法应该说皆有所本。汉代中叶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思想，这在学理上说应无多大歧义，但此外，道家与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它与儒学相辉成趣，相互对立而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格局。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思想以儒道互补为主体构架。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史来看。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和墨家、道家三者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为大。秦代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曾使儒家遭受一次沉重打击。汉初以黄老为显学，至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也从子学变为官学。此后，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古代中国始终未曾动摇过。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实际上是道、儒结合的产物，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圣人。隋唐时期，肇始于两汉之际的佛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是高度哲学化的儒学，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尽管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理学的僵化，产生了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强烈震荡——所谓“启蒙思想”，但它实际上是一场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根本不同。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它在思想意识上的统治地位宣告终结。

上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成分十分庞杂，有儒、道、佛、墨、法、阴阳、农等等，但主要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其中以儒与道最为主要，构成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构架，当然这里说的儒学与道学也是吸收了其他众多思想流派思想因子的学说。

其次，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来看。大体说来，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离开了儒学，中国文化便无从谈起，其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国民精神、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道家、道教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医药、体育、人生观等诸多领域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儒、道两家思想内涵虽然各不相同，但双方也存在着颇多暗合、融通之处。一方面，两者是有区别的，总体上说，前者身在庙堂，后者心在江湖，两者无论在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些隐者（实即道士），对孔子的所作所为就很不以为然。“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4]另一方面，两者的确存在着不少相通之处，如在天道观、心性论、人生观方面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多融通之处。据史书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事后孔子与弟子谈对老子的看法：“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5]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并表现出他对老子的极度尊崇，即是典型案例。总之，两者相互区别，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景观。

儒道互补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构架，而且也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呈映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品格。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对立统一观念，古典美学中以善为美及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古代文学中“文以载道”及崇尚自然的文论流派，中华民族性格中刚柔相济的品格，以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智慧等等，都是儒道互补的具体体现。儒道互补，最典型的体现在传统士大夫的“达兼穷独”的人生价值取向。一般而言，“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崇尚的人生价值取向。儒家强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积极有为，有所作为，即《易经》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独善其身”，反映的是道家的人生观，人生不得志，放浪形骸，隐居江湖，散发弄扁舟。但事实上，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未尝不在总体上赞同“达兼穷独”的人生价值取向。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6]“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7]“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8]“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9]“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0]。孟子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得志时崇尚儒家人生，不得志时则又崇尚道家人生，以求得心理上整体的平衡。

2．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由于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构架，因此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观念，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有：

（1）以人为本

所谓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实际上都是指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学说。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自然为本和以神为本而言的。严格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总是以人为本的，但不同的文化关注的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与古希腊文化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希伯来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较侧重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文化则较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问题，充盈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传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对此，学界几乎没有异议。

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无论儒、道、佛，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生哲学，素有“儒治世，道养生，佛修心”之说。从总体上看，以儒道两家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只不过儒家较关注的是作为群体中的人，道家则更多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做些比较。中国文化中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底蕴，西方文化中同样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最早应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崛起，至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潮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到19—20世纪盛行的萨特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叔本华哲学等等，实际上标志着西方的人文主义已经走向了衰败。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在文化精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人本主义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西方人文主义（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中国文化重人，并非侧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五伦，强调个体对于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重视道德伦理、角色扮演，履行一定义务，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人际和谐和人生修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与专制主义与皇权主义也有一定关联，这是它的消极因素。

（2）崇德重义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然经济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等因素所决定，它主要呈现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人伦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能简单地把伦理道德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与本身，但是如果抽去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中国传统中所剩下的文化元素也就的确所剩无几了。

儒学从本质上说，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伦理型文化。首先，它是一种宗法伦理，以孝悌为本，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次，它又是一种政治伦理，即宗法伦理在政治上的延伸与拓展，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其三，它还是一种个体伦理。儒学十分重视道德主体自身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指出：“现今的流行观点认为，儒家是一种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学，这一见解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它未考虑到作为一种独立、自主和有内在导向过程的自我修养在儒家传统中的中心地位”^[12]。这种说法十分有见地。

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十分丰富，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道德规范体系，基本上可谓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学说，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道德德目。孔子以智、仁、勇为三达德，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董仲舒又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体德目基本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无论是道家还是佛教也大致没有不赞成与不认同这种人生道德理想的。

上述这些德目自成体系，毋庸讳言，其中包含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诸如“三纲”说、妇女的“三从四德”说等等就一直备受诟病，但是，其中更多的则表现为中华民族的群众智慧与传统美德，富有价值光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现实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价值，日益呈现出它的鲜活的生命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充盈着良好的道德氛围。如果我们能对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勇等德目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就完全可以使它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焕发出熠熠光华。

（3）贵和尚中

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对抗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这一重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和体现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特征，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中。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谓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天人合一之思想。”^[13]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和谐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尽管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反对天人对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主要侧重于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从《论语》中有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到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中，可得到明确印证。“持中贵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致中和”等等，无不是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谐精神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如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上的“并行不悖”、“天下一家”的情怀，为人方面的“中行”人格，艺术上的“物我通情相忘”的意境，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尾，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贵和尚中”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导方面，对消除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对现实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今我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中国文化缺乏如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进取与“敢为天下先”等精神品质，这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

（4）实践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则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尤其是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重视直觉顿悟和整体思维，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践理性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行动哲学，尤重道德功利主义。它与美国的实验主义精神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两者不能混同。

实践理性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影响至为深远，在实践中也带来了双重效应，但积极效应占主导地位。深得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行中的积极效应。据考证，实事求是，原意是一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东汉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时指出它意指“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无疑，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实学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它所奉行的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信条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精神与学风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回响，亡国灭种的危局呼唤着实学精神与经世学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对是传统实践理性精神的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