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区早期文明的起源

西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西藏早期文明的发展相一致。西藏早期文明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和早期金属时代。早在距今5万年至1万年间的旧石器时期，西藏境内就出现了早期人类活动踪迹，这些活动于西藏的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约1万年前，西藏进入新石器时代，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为早期聚落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藏开始进入早期金属时期，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农、牧业有较大发展，社会分工扩大，阶级发生分化，国家开始出现，居民聚居点增多和扩大，一种有别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聚落——堡寨出现，而堡寨的发展，则为西藏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一）旧石器时期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时期文化属于旧大陆（欧、亚、非三洲）以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东方文化传统，其中既有与华北黄河流域、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相同的因素，也存在与印巴次大陆北部、中亚以及东欧的旧石器中期、晚期的某些文化以及东南亚旧石器文化相关的因素。最早年代为距今2．4万年，其下限推断为距今1万年前后。据现有考古发现，可能为西藏地区旧石器采集点的主要有8处：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珠洛、多格则，日土县的扎布，班戈县的各听，吉隆县的哈东淌和却得淌等^[1]。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脉以及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中、西部广阔区域内，海拔高度4000～4830米，气候干冷。目前采集到的西藏旧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种类，多用石片打制而成^[2]。可见，此时期西藏的古人类已经懂得运用工具。这些地方采集的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围地区旧石器的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些石器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物，距今2．4万年到1万年之间。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区发现多个旧石器遗址这是比较罕见的。西藏旧石器遗存的发现，说明更新世的自然条件远比当今优越，适于远古人类的生存。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早在旧石器时期西藏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但是还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表明此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古人类已经进行农业生产，更不要说有剩余农产品了。由于这一时期西藏的古人类人数少，活动范围小，生产力落后，因而此一时期西藏地区不可能有城市聚落出现。

（二）新石器时期

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处，距今约1万到0．3万年^[3]。目前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类定居遗迹主要有昌都卡若文化遗址和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石质工具，由此证明了在远古时期藏东河谷地区和藏中拉萨河谷一带就有原始人类在此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经过长期的发展，农业已经成为当时西藏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

卡若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至今已有4500—5000年的历史。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在澜沧江与卡若水相会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1978年—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西藏境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田野发掘，这次西藏高原上进行的考古发掘为研究西藏地区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卡若遗址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经过了两次发掘，发掘的面积达1800平方米，为总面积的20%左右。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骨制工具，其中石制工具7968件，骨制工具366件，工具的种类有石锹、石铲、石斧、锨头、犁、矛头、箭、镰刀、劈刀、打制工具等，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磨制石器。出土的许多动物骨头和骨器造型别致，做工精细，有些骨针仅24毫米，针眼完好无损^[4]。从所发掘的实物来看，卡若村落古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农业，附带进行狩猎活动^[5]。此外，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这说明此地已经形成早期的聚落，但由于发掘的面积有限，还难以判断其聚落的范围。

曲贡文化遗址位于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其村正处于拉萨河谷，自然条件较好。1990—1992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曲贡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了三次发掘，均有重大发现。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3750年之间，略晚于卡诺文化。曲贡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石制工具，如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此外还出土了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存在，这表明曲贡人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过去多根据《卫藏通志》记载：认为2～3世纪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才开始出现农耕文化，主要栽培作物为青稞等，但据对曲贡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证实了西藏雪域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6]。

20世纪后期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的阿里、那曲地区，以及雅鲁藏布江上游，发现了多处新石器遗址。这些地区的先民以捕猎群居食草类动物为生，也使用陶器和骨质工具，活动范围较大。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人类活动就有了一定的划分：生活在西藏东部和中南部的早期人类，因自然条件较优越，故农业、牧业都有显著的发展，从而在河谷地带建立了若干有一定规模的农业聚落；而生活在西藏高原西北部的早期人类主要从事捕猎和畜牧业，逐水草而居是此时的生活状态。

城市聚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首先出现于一些大河流域：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凡有条件从事初步的农业畜牧业的地方，就会有村庄存在”^[7]。目前已知的中国早期城址，如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古城址、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古址、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后岗古城址等古城遗址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湖南城头山遗址、四川宝墩古城、鱼凫古城等则分布在长江流域，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是中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在新石器早期锄耕农业就出现了。西藏同样遵循了这个规律，生活在藏东南部的先民由于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最先形成了农业文明，出现早期的聚落。20世纪后期以来西藏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十余处。这些新石器遗址的出土文物表明，西藏高原先民已经学会了种植耐旱作物，制作陶器，饲养家畜，建造泥石房屋，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如卡若遗址就发现了房屋、道路、窑穴、灶台等遗迹十余处。其中，居住建筑形式非常引人注意，“在平面形式、结构构造、柱洞基础、墙身砌筑、地坪防潮、遗址选择等方面，都反映了卡若原始文化具有较高的营建水平。其中聚落规模之大，建筑遗构的完整，房屋种类的丰富，叠层关系的清晰，是我国内地自中原仰韶文化以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首次重要发现”^[8]。除此之外，还出土了猪、羚、狍、牛、马鹿、藏原羊、青羊、獐、鼠兔等动物骨骼，农作物品种还有粟米^[9]。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和拉萨河、年楚河沿岸，地势相对平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灌溉条件相对良好，适宜农业发展，所以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农耕文明。西藏所发现的数量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此一时期西藏地区的人类已经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生产活动为聚落的形成和早期城市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早期金属时期

公元前1000年至6世纪，西藏进入早期金属时期。此时期的文化主要代表为分布于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村落遗址、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10]。在拉萨附近的曲贡遗址出土有少量的青铜器，例如在曲贡文化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铜镞（长3．7厘米，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这枚铜镞是一件狩猎用具，形体端正扁平，呈叶形，短铤，左右对称，边锋微弧，刃缘锋利，表面带有铜锈。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另外，考古工作者在曲贡遗址约300余米外的一处石室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镜柄为空心圆柱状铁柄，柄端有一扁环，与柄体连接成一倒“T”字形，柄体中部有一凸起的箍，镜面与柄不成水平，约有10度的夹角；镜背纹饰经过除锈处理，比较清晰。纹饰分成两个部分：位于中央的勾连涡云纹和鸟纹，靠近镜面边缘由数组勾连涡云纹组成的环带。此镜的铸造分两步完成，先期铸铁柄，然后再将铜镜与铁柄合铸成型，此种铸造方法充分表明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铸造技术。对铜的利用是人类利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从世界历史来看，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相继开始利用金属，但各个地区的青铜时代开始时期是不一致的，希腊、埃及始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而西藏则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藏在进入青铜时代初期，所使用的青铜器具数量较少，生产和生活用具仍然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才逐步增加。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青铜器为主的金属工具取代石器工具，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由此推动了社会三大分工的出现，推动了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也推动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另外，此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西藏早期人类还在广袤的高原上留下了很多岩画，“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是，它不会像现代语言这样无法沟通。它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它能够为讲任何一种语言、使用任何一种文字的人们所阅读、所理解”^[11]。说明西藏文明此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西藏已经开始步入文明阶段，因而伴随文明的产生，城市也开始出现，但西藏城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时期城市的迅速兴起与发展有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