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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联盟时期堡寨向城市的转型

时间:2023-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三大部落的发展,则为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苏毗部落联盟在公元前的活动中心地域在襄曲河流域[25]。自此,苏毗部落联盟达到空前的强大。(三)雅隆吐蕃部落联盟雅隆吐蕃部落在一些史书中通常称为“雅隆部落”,也有称之为“吐蕃”。其时,雅隆吐蕃部落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兼并,逐渐将雅隆地区的各小邦征服,建立了以雅隆谷地为中心的西藏南部的最大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时期堡寨向城市的转型_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在西藏小邦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低下,因而小邦之间为了争夺人口、财富和土地,经常发生战争,一些小邦在战争中被打败或被征服,实力雄厚的小邦则经过不断的战争而扩大势力范围,形成部落联盟。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西藏历史从小邦时代进入到部落联盟时代,西藏高原范围内相继形成了象雄、苏毗、雅隆吐蕃等三大部落[19]。而三大部落的发展,则为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一)象雄部落联盟

象雄部落联盟是西藏地区出现得较早,统治地域较辽阔,势力较强大的一个部落联盟,其联盟的首领开始称王。在关于西藏“十二小邦”的记载中就有象雄邦,因而其后出现的象雄部落联盟很可能是之前的“象雄”小邦,经过不断兼并和征服周边其他小邦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并逐渐向奴隶制政权演变。

象雄部落联盟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至7世纪,存在了数百年。象雄部落联盟被中原王朝称为羊同国,据《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20]藏史《佛法铁注》载:“象雄与吐蕃,以后藏之卡日阿为界,藏西北大片地方皆为古象雄之辖区苏毗部落最初活动地域在襄曲河流域(青海玉树及川北一带),后逐渐向拉萨河流域发展。”[21]由于史料所限,象雄部落联盟势力范围的扩展过程已经很难考证。据史籍记载:象雄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里象雄据称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先、巴拉一带”[22],可能即今天的印、巴交界的克什米尔及其以西一带;中象雄据称是以“琼隆银城”为中心,是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可能在今冈底斯山附近一带,以古格、扎达盆地为其中心;外象雄的地理范围相当广阔,据称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和北嘉二十五族”,中心区域是所谓“穹保六峰山”,可能是今天藏北高原北部的广阔地区。象雄部落联盟后期,其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一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字——象雄文,二是成为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三是修筑了规模甚大的都城。

从2001年开始,四川大学与西藏文物局进行合作,对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一带进行了两次田野考古,基本确认位于古鲁甲寺东侧曲那河两岸的遗址群应是古代象雄的重要聚落区,其中琼隆卡尔孜的琼隆卡尔东和“曲那则蚌”两处遗址可能为史传琼隆银城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两地都发现了大型的防御性建筑、家庭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和墓葬群[23]。据考证,琼隆银城遗址“位于一座四面陡峭的山丘顶部,三面环水,遗址分布总面积达8.6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密集的居住遗迹、古碉楼、防卫墙、暗道、祭坛等,共有120多组建筑,是一个居住和防御功能较完备的大型聚落性建筑群;在遗址内发现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包括陶器残片、石磨盘、铁铠甲残片、铁蒺藜、铁镞、骨雕等,表明当时这一大型聚落居民众多、规模宏大”[24]。琼隆银堡与早期的小邦堡寨相比,一是规模较前扩大,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人口也众多;二是建有大型聚落建筑群;三是建有严密的、多样化的军事防御设施;四是有祭坛等宗教设施。其功能较小邦有很大的发展。

(二)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部落联盟的辖境也相当广阔,大致包括了唐古拉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即今青海玉树地区及藏北高原及川西北的一部分。苏毗部落联盟在公元前的活动中心地域在襄曲河流域(今青海玉树及川西北一带)[25]。随着联盟的扩展,其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心逐渐向几曲河(拉萨河)流域发展。6世纪初,苏毗王赤邦苏在拉萨以北的彭波建立了统治据点,并将居于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部落征服[26]。自此,苏毗部落联盟达到空前的强大。苏毗部落联盟的核心区域雅鲁藏布江北岸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农牧业较为发达,因而国力强盛。有史料称:“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兵马,半出其中。”[27]由于苏毗部落联盟农牧业较发达,且对外交通较为方便,因而商贸也繁荣,苏毗“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28]。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苏毗部落联盟的统治中心逐渐从堡寨向城市演变,苏毗王在“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29]。可见,到6世纪前期苏毗的统治中心已不再是规模较小,功能不全的堡寨,而是开始向城市演变,规模甚大,占地面积达“方五六里”,人口也“有万家”,男女达数万人,城市的政治、军事、经济功能都超过了堡寨。

(三)雅隆吐蕃部落联盟

雅隆吐蕃部落在一些史书中通常称为“雅隆部落”,也有称之为“吐蕃”。雅隆吐蕃部落的区域主要在雅隆地区(藏南谷地)。“据藏史记载,大约公元前3世纪左右,聂赤赞普统一雅砻六部,作为第一个‘王’出现在藏族历史上”[30]。其时,雅隆吐蕃部落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兼并,逐渐将雅隆地区的各小邦征服,建立了以雅隆谷地为中心的西藏南部的最大部落联盟。西藏谚语云:“地方莫早于雅隆,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宫殿莫早于雍布拉康。”[31]多数藏文史书都把雅隆王统作为早期西藏历史的“正统”和主线,把该部落联盟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降世看作西藏文明的开始。聂赤赞普以原来所在的“悉补野”部为核心,在雅隆地区诸多小邦的纷争中生存并强大起来,并用武力战胜了各小邦,建立了部落联盟,“聂赤赞普继任雅隆部落的最高首领后,先是筑建雍布拉康、雍中拉孜和青瓦达孜等用于军政统治中心的城堡,然后开始对苏毗、努部等外族部落展开了扩张土地和掠夺财富的战争并使这些部落的人成为其属民”[32]。而且此时的吐蕃部落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化,并在赞普的继位上,已实行子承父位的世袭制。由于生产力发展,雅隆部落的社会分工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畜牧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牧业的发展为部落联盟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聂赤赞普在山南泽当修建了雅隆部落的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王室、大臣及大量的军队和奴仆都居住在雍布拉康及周围,在雍布拉康四周逐渐兴起若干村落,作为联盟统治中心的雍布拉康,与周围的村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雍布拉康统治着村庄,村庄从属于雍布拉康,广大牧民和农民臣服并服务于赞普和王室。因而雍布拉康作为统治据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村庄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聚落群。随着雅隆吐蕃部落的进一步强大,以雍布拉康为中心逐渐形成早期的城市。

在雅隆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统治时期,雅隆部落联盟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手工业和农业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有史料记载此一时期雅隆人“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由耕种而得谷物即始于此时”[33]。《西藏王统记》也记载:“钻木为孔作轭犁,合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34]有研究者认为此一时期的“雅砻部落不仅有农业经济,更有发达的畜牧经济,其畜牧经济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员”[35]。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雅隆部落的强盛,而且也促进了奴隶制政权的建立,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继布德贡杰赞普之后,雅隆的政治中心转移到琼结地区,第九代赞普在琼结河边的山崖上建造了王陵青瓦达孜宫,在山下建造了新的聚落,该聚落成为匹播城的雏形,匹播城成为除雍布拉康外的另一个政权中枢[36]

历代雅隆赞普也都相继加大对匹播城的经营、建设,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青瓦六宫”王陵宫殿区,匹播城的人口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手工业已经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工匠已经成为独立的职业;商业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由此推动着匹播城逐渐向“城市”转变。匹播城与雍布拉康相比,其聚落形态更加完整,不仅政治、军事功能得到强化,而且也因手工业的发展,叠加了一定的经济功能,对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强大起了重要的作用。

6世纪末,在第30代赞普达布年塞执政时期,雅隆吐蕃部落在经济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据史料记载,匹播城的商业贸易中已经出现了升、斗、秤等量具,而量具的出现是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37],因而升、斗、秤等量具的出现充分说明雅隆吐蕃部落内部与外部的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频繁,也是商业从农牧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雅隆部落社会的第三次产业分工已经初步完成。此时,以匹播城为代表的一批西藏城市已经完成了孕育期,开始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西藏的部落联盟时期经历了几个世纪,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落联盟长期势均力敌,但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征战仍然持续不断。7世纪初,雅隆第32任赞普囊日论赞治理有方,国力强盛,其子松赞干布继位,进一步强化军队,平定内部叛乱,统一各部,并将都城迁至拉萨,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之后,又先后降服周围的苏毗、多弥、白兰、党项、羊同等部,势力日益强盛,最终完成了西藏的统一,西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雅隆吐蕃部落之所以能在三大部落角逐中取胜,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雅隆吐蕃部落具有更发达的农牧业。雅隆吐蕃部落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这里地形开阔平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沟渠纵横,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其地“牧区与农田相接,沟通湖泊,以凹地池塘蓄水,以山中暗泉导流出山,灌溉土地”[38]。“在以牧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中,由于部落和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并且经常流动迁徙,故其社会的稳定性较差,相应的其政权组织与统治方式也较为松弛。而在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由于部落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生产关系密切,故其社会的整体性和稳定性较强,因而更有利于政权组织系统和赞普权力的发展”[39]。雅砻吐蕃部落正是由于农业的兴起完成了生活方式由流动性较大的游牧生活向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的转变,实力加强,而吐蕃的都城拉萨的修筑对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和最终完成统一西藏的重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拉萨城市已经具备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宗教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等功能,故拉萨城市的建设标志着西藏城市完成了从堡寨向城市的转型。

纵观中外城市发展历史,人类早期的生存繁衍首先是依靠对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来进行的,城市兴起的必需条件之一就是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农业的发达,而雅隆吐蕃部落所在地区完全具备了发展城市的条件,换言之,雅隆河谷地区具有形成城市的基础条件。因此,与高寒的藏北地区相较而言,雅隆吐蕃部落的强大也是理所当然的,而随着吐蕃王朝统一西藏,西藏的文明和城市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何一民,赖小路

本文原载《天府新论》,2013年第1期

【注释】

[1]参见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5~109页;安志敏:《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4期;黄慰文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

[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9期,第1~8页。

[4]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5]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6]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8]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9]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0]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1][意]F·阿纳蒂:《世界岩画原始的语言》,《岩画》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13]石硕:《关于唐以前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第4期。

[14]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5]《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小邦表》,转引自石硕:《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1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9页。

[17][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

[1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9]杨铭:《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20]《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中华书局,1989年。

[21]《佛法铁注》,藏学研究中心网,http://search.tibet.cn:8080/was5/web/search。

[22]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

[23]熊文彬:《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

[24]李永宪:《阿里“琼隆银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

[25]杨正刚:《苏毗初探》(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26]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

[27]《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中华书局,1989年。

[28]《隋书》卷83《列传》第48《女国》,中华书局,1973年。

[29]《隋书》卷83《列传》第48《女国》,中华书局,1973年。

[30]于乃昌:《西藏审美文化》(修订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31]转引自段宝林:《雅隆文化中的民族交融》,《中国西藏》(中文版),1996年第1期。

[32]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西藏简明通史》(上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44页。

[33]《贤者喜宴》,转引自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4]《西藏王统记》,转引自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5]普次:《简析“天赤七王”时期雅隆部落的社会形态》,《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6]王尧、陈庆英:《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37]张云:《“吐蕃七贤臣”考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38]《拉达克王统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信息网。

[39]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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