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拉萨城市的重建与兴盛

拉萨从建立后到清代经历了两盛一衰。在吐蕃王朝前期，拉萨作为都城十分兴盛，成为西藏举世无双的城市。然而至吐蕃王朝分裂时期，拉萨失去了都城地位，城市也因都城地位的丧失和战争的破坏而逐渐衰落，甚至连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也因遭雷击火焚，逐渐沦为废墟，大、小昭寺等寺院也部分被烧毁，给拉萨城市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拉萨城市极度衰落。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各地方势力长期在拉萨一带进行争夺战争，使拉萨一带居民深受战争之苦，其生命财产和农牧业生产遭到很大危害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停滞，饥荒、瘟疫多发，人口大量流失，故而给拉萨的发展造成重创。由于西藏长期的政治割据，萨迦、帕竹、噶玛政权等历代割据王朝都未曾在拉萨建都，因而拉萨一直未能得到振兴。

藏传佛教后弘时期，随着格鲁派兴起，拉萨再次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城，由此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推动拉萨二次崛起，特别是格鲁派在掌握政权后将政治中心从后藏迁至拉萨，使拉萨在清代既是西藏的政治中心也是宗教中心，故而在西藏政治宗教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的作用下，拉萨城市得到重建与发展，从而揭开了拉萨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一）重建布达拉宫，使之成为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象征，成为拉萨标志性建筑

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其宫室千间，雄伟壮丽。但在分裂时期却因雷击和兵燹而遭到极大破坏，成为一片废墟。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即重建布达拉宫，此一时期首先建成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白宫建成后，五世达赖喇嘛将甘丹颇章政权迁至布达拉宫，自此以后白宫成为清代至民国历代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办事机构所在地。白宫主体建筑为东大殿——“措钦厦”，是历代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举行重大宗教、政治活动的场所，此外还有朝拜殿、习经修法殿、护法神殿和达赖卧室等建筑。布达拉宫白宫顶层称日光殿，为达赖喇嘛驻锡之所，既作为达赖喇嘛的私人空间的生活起居处、书房、经堂等，又作为半公共空间的公共议政、会客等场所，其室内装饰瑰丽、陈设豪华，各种金银珠宝饰物、佛像、法器琳琅满目，终年阳光普照，称为日光殿。白宫建筑运用藏族所喜爱的白色作为外墙的装饰色，在藏族看来，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温和的表现，善良的代表，因而白色总是与吉祥、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因而白宫建筑群体也使世人感觉安宁、清静、和平、美好。而白宫建筑在高原强烈的阳光下，与蔚蓝色的天空形成了色彩的对比，明朗和谐，达到最佳美感。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布达拉宫修建了以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为主的红宫建筑群。红宫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宗教场所和放置历代达赖喇嘛灵塔的纪念堂，由大殿、佛殿、灵塔殿等组成，其主体建筑为“司西平措”西大殿，是五世达赖灵塔殿的享殿。红宫建成后，布达拉宫的重建工程基本结束，直到民国年间修建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与红宫结成统一整体，布达拉宫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建筑群占地面积达13万平方米，主楼高115米，各类佛殿38个，大小房间2000余间。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叠，殿宇嵯峨，气势雄伟，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每当晴空万里，了无片云，金碧辉煌的金顶在阳光普照之下，“轰然高耸，灿烂夺目，不能不令人对这一个宗教圣地肃然起敬”^[6]。布达拉宫是拉萨的标志建筑，不仅是藏式建筑的优秀代表，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品，同时也是世界建筑精华之作。

（二）修建大昭寺等寺庙，确立拉萨圣城地位，增强拉萨的聚集力和辐射力

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后，在拉萨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除了修建和扩建布达拉宫外，还对主城区的街道和公共建筑进行了大规模建设，特别是对大昭寺、小昭寺等藏传佛教的主要寺庙进行维修或重建。

大昭寺位于拉萨主城区中心，始建于吐蕃王朝初期。在历史上大昭寺曾遭受过两次毁灭性的灾难，一次是7世纪后期由信奉原始宗教苯教的贵族大臣发起的第一次禁佛运动，大昭寺沦为屠宰场；另一次是9世纪中期由朗达玛发起的第二次禁佛运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被毁，埋于地下，大昭寺遭到封闭。后弘时期，大昭寺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因而大昭寺成为拉萨祈愿大法会“默朗钦莫”的场所，上万僧人云集于此，齐为众生幸福与社会安定而祈祷，同时还举行辩经、驱鬼、迎诸弥勒佛等活动。清代前期，在历代建筑的基础上加以修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庙极壮丽，周围起楼阁凡三层，殿宇瓦盖均系鎏金，光辉射目，内塑像万余计”^[7]。

大昭寺在清代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西藏举办重大佛事活动的中心，每年的传昭大法会都在这里举行，每天的朝拜者络绎不绝。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建立后，即将主要机构设于大昭寺内。因而有清一代西藏许多重大的政治、宗教活动，如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级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重要仪式“金瓶掣签”活动和历代达赖或班禅的受戒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因而大昭寺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具有极大的宗教吸引力，无论是西藏人还是蒙古人，只要身为藏传佛教的信奉者都会不远千里、万里前来朝拜，内地人来到拉萨后也会到大昭寺朝拜，由此围绕大昭寺形成了朝拜者和转经者的道路网络系统。

小昭寺“在大昭迄北里许”，与大昭寺同期修建，由大唐文成公主督饬藏汉族工匠建造，仿汉唐格式，崇楼峻阁，金碧辉煌，极为精美壮观。但其后也经历了与大昭寺同样的命运，先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弘时期，小昭寺才重新得到修建。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后，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持政策，故而小昭寺与大昭寺等寺庙又重新兴盛起来，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扩建。史载：“小昭在大昭北半里许，地名喇木契，坐西向东，背布达拉，楼高三层，上有金殿一座，唐公主建。公主悲思中国，故东向。内供墨珠多尔济佛，或云内有塑像，乃唐公主肉身，座上书默寂能仁四字。鸟革翚飞，范金作瓦，殿上金瓦光辉夺目。莲花地涌，罘铁为帘。门前挂铁网以为帘。”“乾隆二十五年，御赐额曰‘耆阇真境’。^[8]”

此外，拉萨的哲蚌寺和色拉寺在清代也都得到扩建和发展。

哲蚌寺为黄教六大寺庙之一，位于拉萨市西郊根培乌孜山南坡，系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之弟子降央曲吉·扎西班丹于1416年创建，此寺为历代达赖喇嘛的母寺。寺中的甘丹颇章（宫）为达赖二世根敦嘉措主持修建，第二、三、四、五世达赖均在此坐床，明末，五世达赖在此掌领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甘丹颇章遂一度成为西藏地区政治权力中心，后来五世达赖迁往布达拉宫处理政务。哲蚌寺在清代得到极大的发展，寺内有7个扎仓（僧院），先后修建了大量建筑，寺内主要经殿有甘丹颇章（宫）、错钦大殿、密宗院、洛赛林院、郭芒院、德阳院，全寺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各类建筑沿山势逐层而建，鳞次栉比，铺满山坡，耀金映垩，雄奇壮观，宛如一座美丽的山城。

色拉寺位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北面3公里的色拉乌孜山脚，该寺建于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与甘丹寺、哲蚌寺合称“拉萨三大寺”。早期建筑以麦扎仓、阿巴扎仓为中心，清以后，经不断增修扩建，占地面积达11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措钦大殿，麦扎仓、吉扎仓、阿巴扎仓等三个僧院以及29个康村等，原定僧侣为5500人，人数多时实际达到9000人。

除了以上这些寺庙外，在大昭寺周围还新建有贡德林、泽门林、丹杰林、泽觉林等寺院，兴建了若干寺庙的扎仓、康村，因而整个拉萨城市无处不见寺庙，无处不见僧人，僧人的数量远超过城市居民的数量。嘉庆《大清一统志》和《西藏志》中记载拉萨及其附近地区的寺庙就多达22座，另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寺庙无法查证。位于拉萨城区的寺庙大都分布在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周围。如“垂仲殿，在大昭东半里许，寺名噶吗霞。内塑神像狰狞恶煞。内居护法，乃喇嘛装束，仍娶妻生子”。“木鹿寺，在大昭北，小昭东。楼高四层，亦颇壮丽、广阔，乃系西番僧人习经之所。寺西有经园，造各种经文，颁行各处。菊岗寺接连经园，各种蒙古僧人学经之所。楼高三层。”“招拉笔洞山寺，在布达拉西南山脚，亦系平地涌起石山，山顶建寺，形如磨盘，汉人呼为磨盘山。登其上甚显，山之南崖下即藏江。寺内喇嘛皆业医道。”^[9]此外，还有为数较多的寺庙位于拉萨市郊地区。

（三）修建贵族府邸、市场以及民居等各类建筑，推动拉萨城市的发展

拉萨在清代成为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后，大量的僧俗官员和各地贵族聚集到拉萨，由此开始大兴土木，大量修建僧俗官员与贵族的府邸、市场以及平民居住房等。

拉萨的贵族府邸主要集中分布在大昭寺周围，主要有历代达赖家族的府邸、吐蕃时期著名大臣后裔形成的第本贵族府邸（如拉让宁巴和帕拉等家族的府邸）、历任噶伦的府邸，此外还有一般中小贵族的府邸。

乾隆年间，“讨平廓尔喀之后，对于藏政，力加整顿，确定官制，划分权责，西藏政府于是益具规模”^[10]。噶厦政府成立，拉萨的老城区又修了若干政府衙门——“勒空”（指局或办事机构），如雪巴勒空、朗孜夏勒空、德细勒空、尼仓勒空等。

由于拉萨成为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吸引了大批西藏的商人和中国内地以及国外的商人到拉萨来经商，他们聚集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八廓街还建有围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藏族人称为“圣路”，后因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商人，而且还有众多信佛者迁居到大昭寺周围生活，故八廓街出现了大量商业店铺、手工作坊、旅馆、民宅、僧人宿舍、宗教学校、小寺庙等建筑，八廓街成为拉萨的商业中心，并形成了以大昭寺为中心的道路网络。

18世纪40年代，清朝驻藏大臣为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西的一片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地区修建了一座鸟尧颇章，又称凉亭宫，供其盛夏在此消暑。其后七世达赖喇嘛在鸟尧颇章东侧修建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三层宫殿——格桑颇章，亦被称为贤杰宫，内设佛堂、卧室、阅览室及护法神殿等。其后这里被称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贝花园，此后罗布林卡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每当夏日来临，达赖喇嘛便从布达拉宫转移到罗布林卡办公。罗布林卡迭经扩建，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以格桑颇章、金色颇章、达登明久颇章为建筑主体，有房374间，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型园林。由此形成以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为双中心的拉萨城市空间格局。

（四）驻藏大臣衙署和扎什兵城的建设，推动了拉萨城市的发展

驻藏大臣衙门最先设置在拉萨城中心的大昭寺北面大街上的通司岗，前临八廓街，背靠冲赛康。《西藏图考》中记载，驻藏大臣衙署在“宠斯冈”，“在西藏堡内大街，昔为达赖喇嘛游玩之所，今为驻防衙署”。“从前驻藏大臣所居，闻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11]。后因“朱尔墨特那木扎尔之难，驻藏大臣傅公、拉公死焉，署亦毁于火”^[12]。驻藏大臣衙署搬迁到大昭寺以北小昭寺西南角的甘丹康萨衙门办公，“将从前驻藏大臣居住之通司岗为傅清、拉布敦祠堂，其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叛产应追入官，为驻藏大臣等办事公所业官兵居住”^[13]。“驻藏大臣等所住之房，系从前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所盖，原有园亭，业闻多栽树木，引水入内。后因入官，作为该大臣衙门，历任驻藏大臣俱略为修葺。”^[14]特别是庆麟和雅满泰任驻藏大臣期间大肆修建住宅房屋^[15]。后来，驻藏大臣衙署移至扎什城。

扎什城原为兵营，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其时，清廷将出兵西藏的大部分军队撤回，仅在拉萨留有兵士500名，“特命于色拉、召（大昭寺）之间扎溪地方另建城垣”^[16]。同年八月扎什城竣工，“移兵驻之”。扎什兵城位于拉萨北郊，界于大昭寺和色拉寺之间，其城规模甚大，“按官兵之数，建城方圆二百丈，南东西二门，城基宽一丈、高一丈二尺，垛墙二尺，共一丈六尺，均以石砌，城上宽五尺，二门，每门阶梯一。总兵官住房，计大门在内十五间；游击、守备各一员，每人计住房大门在内七间；千总、把总十员，每人住房二间；办理粮铜同知住房计大门在内七间，米仓六间，其下守仓兵丁住房七间；兵五百，每二人合住一间；二座城门上，每门一间，二门守兵住房六间，北城上火药炮弹等物库二间在内，共建房二百四十一间，扣除喇齐地方原有旧房二十一间，共增盖房二百二十间”^[17]。时任噶伦的策仁旺杰称：“大皇帝的将军们所居住的楼房和容纳全部兵丁的那种赛似蜂窝的营房都很快建好了。营房四周，筑有墙垣，四方各开一门，墙垣上有射箭放枪的小孔。”^[18]扎什原本为拉萨郊区，荒凉偏僻，但由于扎什城的修筑和其后驻藏大臣移驻于此，故而围绕扎什城开始出现商业点和民居，人口渐增，使拉萨城市建成区进一步扩大。

拉萨在清代重新确立了政治宗教中心地位后，得到超常发展，通过政治和宗教力量，聚集了大量人口、财富、资源，由此成为西藏规模最大的城市。清代，拉萨城沿吐蕃都城之制，有峻宇高墙，无城垣环绕，东西七八里，南北三四里^[19]，东至敏珠桥，南至惹木钦，西邻布达拉宫，北达雄卡林卡。全城形成以布达拉宫为重心，大昭寺为中心点的椭圆形城市格局。拉萨城由四素、四岗、四部和四林组成。四素即八廓街的四条通道；四岗即莎坡岗、恰才岗、铁蚌岗和吉朋岗；四部为稳堆部、索热部、明珠部和露部；四林为功德林、策墨林、答波林和丹杰林^[20]。市街则商贾辐辏，廛铺散列其间，如星罗棋布^[21]。拉萨东区为康巴商人居住区，称“巴纳克昭德”。城区西南角，为驻藏大臣衙门^[22]。城区东北角多为屠夫住宅。制革匠、背尸者和乞丐等则聚居拉萨河畔和城郊。由于城市的发展，拉萨城市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卫地诸城，首曰喇萨……今达赖喇嘛居此，有五千余户。”^[23]若以每户3～5人计算，拉萨城市的普通居民当在1．5万至2．5万之间，其时拉萨的僧众甚多，远超俗人，其比例为西藏之最，与普通居民相比，为其2～3倍，故嘉庆年间拉萨的城市人口当在5万左右。宣统年间，拉萨城市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西藏新志》载：拉萨“商贸辐辏，街市繁盛，人口五万余”^[24]，因而加上僧人，其人口当在8万左右。拉萨流动人口甚多，特别是一遇盛大宗教活动，人口更是剧增，全城人口达10万以上。

清代拉萨城市商贸也较为发达。拉萨商业主要以本地区所产羊毛、氆氇、藏香、药材等土特产，交换从内地输入的茶叶、棉布为大宗。内地商人和邻国商人在拉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也很活跃。拉萨市区内外交易的商业市场集中在大昭寺八廓街，那里有国内外商人从事商业活动，被人们视作西藏的一个国际市场。《西藏新志》载：拉萨“市廛杂列其间。商贸辐辏，街市繁盛”^[25]。意大利旅游者在18世纪初写道：“拉萨人口稠密，不但有当地的居民，而且有大量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比如鞑靼、中原内地、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克什米尔、印度斯坦和尼泊尔等地。他们全都以行商而闻名，在这里也都赚了大笔的钱财。这里的房屋一般都很宽敞，高大，用石头建造，一共有三层楼。”^[26]“市中心是一个大广场，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从下午3点直到日落，人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要想穿行而过也很困难。”^[27]拉萨市区内有饭店、戏台、商店等设施，有的商店规模很大，商品品种多样，“来到吉科定（又称觉康或拉萨觉沃康，即汉人所称的大昭寺）南边的街上，我们发现街道两旁有几层楼的尼泊尔商店，也有汉人商店，丝绸、瓷器和各种砖茶都摆出来卖”^[28]。通过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到拉萨城市商业贸易十分繁荣，与内地中心城市相差无几。而商贸的发展则成为拉萨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清代，拉萨的农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拉萨谷地的气候冬季不太冷，夏季不太热，日照充足，具有良好的从事农业开发的自然条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将军延信进军西藏的清朝官员吴廷伟在《定藏纪程》中记载说，拉萨一带“农具与中国无二，有水田，天气甚暖，经冬不寒”^[29]。吴廷伟的这一记载虽然十分简略，但它指出了拉萨河谷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反映了拉萨河谷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而拉萨农业在清代的发展也为拉萨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拉萨作为西藏地区的首府城市，经过近300年的发展，城市规模得到了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商贸繁荣，农业的兴盛，故而成为“西藏最宝贵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