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从清朝到民国，中央政府虽然未能对西藏直接管理和建设，但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故对于西藏城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元代以来，广大的西藏地区逐步成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民族也以其独特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广大内地与西藏地区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休戚相关。但由于西藏的特殊区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和措施与对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有较大区别。入清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对东北、西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长期以来不断强化这些地区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从而使这些地区的部分重要城市发展成为中国对内对外经济贸易的陆路枢纽，由此起到巩固边疆的作用。但是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特殊性，使清廷未能采取与其他边疆地区相同的直接推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措施，因而西藏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特殊的模式。

乾隆以后，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限制了宗教权力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这样使得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以更好地贯彻实施，也为西藏城市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设立驻藏大臣的同时，清政府还派兵入驻西藏城市，设置台站，派守驻兵，给西藏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保证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顺利进行，促进了城市商贸的发展。清末，由部分清朝官员推动的西藏新政改革也对西藏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西藏新政取得的实效较微，但却是西藏历史上一次全面、深刻的改革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象征着西藏城市开始早期现代化转型。

清王朝的建立对西藏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结束了分裂割据状态，统一了西藏地区，采取了适合西藏区情的管理体制，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王朝采取了承认西藏政治、文化特殊性的政策，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确认了宗教在西藏的地位，由此使西藏城市的发展具有宗教的特殊性。

二是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并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创新，建立了驻藏大臣制度，从而确保了中央王朝对西藏行使主权。

三是清政府在西藏进行新政改革，由此为西藏城市带来了早期现代化的因素。

但由于清政府对于西藏城市的直接投入严重不足，并严格限制内地人到西藏开发，因而西藏城市缺乏外力的有力推动。

中华民国建立后，西藏与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中央政府几经易位，内战连绵，党争不断，使得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同时英、俄等西方国家妄图染指西藏，将侵略势力深入扩展到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并大力扶植西藏地方上层势力，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千方百计阻挠、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修复，使得西藏政局动荡不安。这种动荡的政局使得西藏城市发展缺乏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民国政府积极修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先后册封达赖、班禅，派员入藏，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对藏事务，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城市发展的治藏法规与治藏政策，为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国民政府这一系列举措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中央政府的封号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表明了统一的政治立场。民国的建立，给封闭的西藏带来了“民族平等”的新观念；在短时间内暂时缓解了清末极度紧张的“藏汉”关系；促使了精神领袖达赖回归祖国，为宗教至上的西藏政局的稳定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前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城市推行的新政改革创造了一定条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重申西藏为中国领土。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蒙藏委员会，专职管理蒙藏地区行政事务，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管理。十三世达赖和噶厦政府也表示内向之意，主动派使入京与国民政府联系。面对西藏地方政府欲改善关系的积极态度，南京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宣慰，以求增进了解，消除隔阂，改善关系。其后西藏地方政府相继在南京、北平、康定三城市设立办事处，各办事处接受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办理西藏有关事宜。西藏与内地关系的重建，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城市发展的治藏法规与治藏政策，尤其是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藏族教育的法规、法令与政策，建立了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推行了一系列的兴学措施和奖励制度，促进了藏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近现代藏族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南京国民政府为发展西藏地方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扶助的措施，如：划拨专项教育经费、编译教材、奖励办学、优待民族学生与在边疆学校工作的教职员等。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在藏印边境印度的大吉岭和噶伦堡创办了两所中华小学，就近招收藏族子弟入学。这些学校虽然无法与内地完备的教育体系媲美，但是对于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西藏而言，却是现代化学校兴起的重要表现。虽然这一时期西藏教育的现代化还极不成熟，但与西藏自古以来单一化的教育形式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教育从神权的控制下走了出来；另一方面教育逐渐走向了大众化、平民化。尽管这种演变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却为西藏现代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总体上说来，清代、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的是因俗而治政策，虽然有利于西藏的管辖和稳定，但也对西藏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清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对内陆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满足军事驻防的需要，先后在东北、西北边疆地区修建了大量的以军政功能为主的城市，直接管理和驻军，如黑龙江流域的吉林、齐齐哈尔，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新疆北部的伊犁、乌鲁木齐等，由此推动了这些地区城市的发展。政治控制与军事驻防成为清以后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对于清代、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而言，加强和巩固内陆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最大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巩固国防，维系统治秩序的作用。清初，清廷相继在蒙古设立绥远城驻防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等。这些将军、都统衙署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政治的稳定带来商业贸易的兴盛，内地和蒙古以及俄罗斯商人的驼队汇集各商业口岸，由此推动了汉蒙贸易、中俄边境互市的发展和繁荣，增加了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

然而，在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一直未采取类似的政治、军事措施，清廷认为：“西藏乃极边之地，非内地可比，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23]由于失去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进，因而发展动力本来就不足的西藏城市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缓慢推进城市与区域的发展。

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难以采取直接措施来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与西藏特殊的区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西藏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的不同在于，西藏四面环山，道路崎岖难行，易守难攻，而人民又信奉藏传佛教，“善守宗戒，遂流于软弱，不敢思变”^[24]。另外，西藏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致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清朝中央政府虽然在西藏派驻藏大臣或者相关人员进行管理，但是权力相对有限，驻兵也不多，因而对城市的推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