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杨小柳
珠江流域文化圈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南中国海沿岸（包括港、澳、海南、闽南）等地域，是多元生态、文化和民族分布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珠江流域已经形成了具有密切的社会、经济关联，且富有内在文化传统的文化圈。本文将分析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形成和整合过程，重点描述多元一体格局下珠江流域丰富的族群和文化形态以及族群关系。
一、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历史渊源
讨论文化圈和文明，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江大河流域。大河上下，或草场，或山岳，或湖泽，或平原，各种景观构成复合生态系统，宜牧、宜猎、宜渔、宜农，成为文明的发源地和文明生长的中心区。人口和资源压力下的先民循着江汊河支，拓展着大河文明的腹地。河岸溪谷，是族群和文化因素交汇碰撞的天然通道，社会组织在冲突和整合中迈上更高级的阶梯，而河口三角洲则往往是远洋贸易的集散地。珠江也是这样一条大河。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与珠江三角洲水网构成。珠江出云贵，下两广，三江合流，直面南洋。以长度计，奔腾2000余公里，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以流域面积计，泽惠45万平方公里，涤荡两广和云贵，浩浩荡荡，年径流量仅次于长江，堪称巨川。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珠江流域文化圈的历史和特征越来越清晰。
珠江流域文化圈涵盖的范围除了包括本水系流域和发源地外，还包括相邻的韩江和沿南中国海诸江河的流域、发源地以及辐射地带。珠江流域属于亚热带石灰岩、红壤和水稻土地区，降水丰沛，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地理景观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差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流域范围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很繁荣，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繁盛状况更为显著。珠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为文明起源提供了良好基础，而且考古发现，这一流域已经出现了不同文化适应不同生态的端倪。珠江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渔猎－采集经济似乎延续较长一段时期，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这里可能是早期作物栽培中心之一，较早地开始向农业生产过渡。岭南新石器晚期遗址大体可以分为山冈（包括洞穴）、坡地（台地）、贝丘和沙丘（沙堤）几类，前两者农业经济特征比较鲜明，后两者渔猎采集特征突出，考古学文化面貌也显得落后些。各类遗址反映出居民因生态环境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适应方式和经济模式，从而为珠江流域的多元族群奠定了基础。
先秦以来，主要有百越、苗蛮、百濮、氐羌等族群活跃在“珠江流域”，同时，横断山区、湘桂走廊以及南岭通道历史上是北方族群南下的走廊，一些族群经此停留再南下中南半岛，族群间的迁徙、演化、融合、分化情况颇复杂。如瑶族按照语言可以划分为四个分支，分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瑶语支和苗语支、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和当地汉族方言，语言竟不相通。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族群以及华夏族不断交流演变，互相融合同化，加上历代汉族的南迁，构成今天“珠江流域”族群的基础。
“越”一名，见于《逸周书·伊尹朝献》，其云商汤时正东有“越沤”。先秦时期，珠江流域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分布着一个很大的南方族群百越。百越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使用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有夹砂或夹炭粗陶，有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住干栏式房屋。百越活动见于记载最多的时代是春秋至汉末之际，属于百越系统的句吴和于越曾建立过强大的王国，并一度曾成为霸主。战国后期活动频繁的“扬越”，曾广泛分布于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秦末汉初，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和广南南部地区；西瓯大致分布在今广西西南部、越南北部。从汉开始，这些地区的民族先后被冠以“乌浒”“俚僚”“俚”“僚”“俍”等族称。在乌浒人之后，出现俚僚、俍等族，到宋代，部分俚人接受汉化，部分或退入山区，在海南岛的称为“黎”，在广西的称为“僮”，1958年以后改为壮，以及后称的布依、侗、黎、毛南、水、仫佬族等。目前学术界一致公认，我国语言上属壮侗语族的民族都主要来源于古代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两大支系。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氐羌一些部落在黄河上游、中游地区的活动见诸史籍。早在3000—4000年前，云南生活着氐羌族先民。珠江流域上游属于氐羌族群的有：彝族，秦汉时称叟、昆明，唐宋称乌蛮，元以后称罗罗，分布在云南；白族，秦汉时称僰，唐宋称白蛮，居住在滇西；纳西族，魏晋时称摩沙夷，唐称磨些蛮，活动在滇西北金沙江流域。苗蛮，又称三苗、苗、蛮，苗蛮族系主要分布于古代百越族群之西，最早来源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三苗。先秦时期群蛮广泛分布于今天“珠江流域”区域的湖南、岭南北部等地，曾长期从属于楚。苗蛮中流行盘瓠传说。到秦汉时，他们在文献上被称为长沙武陵蛮。今天的苗、瑶、畲三族，都认为自己是盘瓠的后裔，学术界认为他们与汉时的武陵蛮或武溪蛮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百濮，是西南的古老族群，《逸周书》曾载南方各族及其贡献，提到百濮。百濮族系的考古文化较难识别。在澜沧江下游是濮、越交错杂居地区，澜沧江中游是濮系民族居住区，上游则是氐羌族系民族居住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在滇西南有闽濮、身果濮等族群，唐代后逐步扩大分布区。据考证，古代的濮，后来演变为今天的布朗族（史称蒲蛮，自称“布朗”）、德昂族（原称崩龙，自称“布龙”）及佤族（自称布饶），也就是南亚语系族属。
珠江流域族群的发展与汉族的南方扩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时已成为诸夏一员的楚国多次向南和西南扩张，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平百越，楚文化（战国时期已经是华夏文化一支了）长驱直入岭南。秦始皇征服岭南百越各族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汉灭南越国，在南越设立南海等9郡。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灭东越和闽越。至此，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东越、南越地区，均归属汉朝。以后历代，汉族不断南迁，在岭南，逐渐形成广府、客家、潮汕（福佬）等汉族民系。广府民系可以溯源至秦汉时南下的北方居民与南越、西瓯融合形成的土著汉人，再可追溯至晋唐时南下的北方居民与土著汉人和俚人的融合，至宋元时北方汉族再次大量南下岭南，经过一轮族群融合，终于奠定了广府民系的最终格局。宋代以后，随着汉族政治统治的扩大和深入，包括宋中央势力深入贵州腹地，经济重心移到南方，进入珠江流域的汉人大量增加，深刻改变了当地文化面貌，广府人、客家人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粤东北和粤北；福佬人移居雷州半岛、海南岛。在广西，军事移民和避乱入桂等因素是汉族迁入的主因。宋代以山东汉人为主，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随狄青入桂讨侬智高后留居戍守的士兵连同家属，他们世代繁衍，后裔仍称“山东祖籍”，保持自己特有的方言，分布在柳州、邕州一线和左右江沿岸。但避乱入桂仍是移民主要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静江（桂林）知府许中因上言，企图禁止并迁走已经寓寄桂林的移民而获罪，被降职一等，可以想见这些迁民数量相当可观，以致造成地方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南宋灭亡后，又有大量汉族南迁两广地区。在贵州，宋以后迁入者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省区居民。嘉靖《思南府志》：“府旧为苗夷所居，自佑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江西文化入贵，也势所必然。在云南，公元前279年，楚国大将庄硚率领大军，直扑滇地征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唐代割据政权南诏四处用兵，掳掠土地和大量汉人，这也是汉人一次大规模入滇，带来先进生产技术。明初，朱元璋命30万大军征讨元在云南势力，事后进行规模空前的屯田，约有200万来自江浙一带汉人到来，形成强大汉文化圈。清代云南矿业大兴，又招致数十万汉人到来，加强了汉文化传播。
上述珠江流域汉族前身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族作为文化载体，在入居地安家落户，他们所代表汉文化也随之移植到当地，并与土著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和整合。由于南迁的汉族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所以逐渐融合和同化当地的土著文化，成为珠江流域的文化主体，而各个少数民族族群，也在各自生存的空间内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多元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各族群文化既是区域合作的亮点，又是市场经济下需要保护的重要内容。珠江流域区域合作要发挥各族人民及其文化的主体地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保护生态和文化前提下开发利用资源和多元文化，使珠江流域区域多元文化得以长久保存并发挥出它的经济文化价值。
二、珠江流域的多元族群与文化
珠江流域民族众多，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少数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总体规模见表一）。民族并不是孤立和封闭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珠江流域各民族不断地发生着联系，不断地分化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其中，这些不同血缘的人们通过整合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如壮侗语各民族与古代的百越族群相比，除具有一些文化因子，如语言上的相似性外，在血缘、文化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他民族也是如此。
表一 珠江流域主要省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简表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告
语言接近的原则是现代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展民族分类的首要依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56个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分类，基本形成了一致看法。珠江流域的世居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五大语族，即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此外还有京族、仡佬族两个未定语族的民族。
（一）珠江流域的汉族
汉族作为珠江流域的主体民族，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民系、不同的人文地理区（亦称文化区），如大致可以分为岭南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港澳文化区等。各个文化区内又有不同的民系，如广府人、客家人、潮汕（福佬）人、穿青人、讲标人等等，他们具有各自明显的族群特征。以目前广东的汉族为例，大致可分为四大族群，即客家、潮汕、广府和新移民。广府汉人是最早形成的岭南居民体系。广府人的方言为粤语，即广州话，是岭南古老的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广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期。当时大量中原人（称“中县人”）迁入以番禺为郡治的南海郡，与越人杂处，在语言上很自然地产生了相互同化现象。语言的混合，生成了新的粤语方言——以壮侗语为主体并融会了中原汉语的语音、词汇，大约在东汉时期已形成了粤语方言。随着操粤语方言的人不断迁移，形成了今日广州方言区的分布格局。广府族群分布很广，但一般都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商品意识浓，并且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具有创新意识。
潮汕人主要分布在韩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是岭南第二大平原，在两晋以前，这里的居民是闽越人。自两晋移民高潮以后，中原及闽南的汉族才不断移入，从而形成了与闽南方言同属一系的潮州方言。潮汕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饮食习惯等文化特色。这里的人商品意识浓厚，以读书为荣，文化素质较高，亦不安土重迁。
客家先民是最后进入岭南的一部分中原移民。由于岭南的平原沃土早已为土著及早期移民所拥有，他们只好寻找无人居住的荒山僻壤落脚，形成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状况。客家人住山开垦，过着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家族生活。客家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中原封建望族，即使在迁移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望族的文化意识和封建宗法制度。由于具有较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不愿与当地的岭南人来往，宁愿过封闭、艰苦的生活。因而客家人具有中原汉文化的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等家风，以及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客家人的家族观念极浓厚，以读书上进为荣，因而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尽管广东的三大汉族民系无论是从族谱还是从方志都可以追溯到中原，但实际上即使是自认为是中原望族的客家人，也有部分是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结合的产物。不同民系内部也有支系，如四邑、湛江地区的广府人与其他地区的广府人迥然有别；潮汕地区海陆丰一带与汕头地区差别明显；分布地广的客家人与所谓“正宗客家”的梅县差异更大等等。
新移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迁移到广东的外省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带是新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城乡各地、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各个社会阶层都遍布着新移民，其中又以深圳、东莞、广州三地新移民密度最大。这些新移民的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广东省的户口，但实际上常住广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打工者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甚至集中居住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四川村”“湖南村”等等。
（二）珠江流域的少数民族
珠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主要可分为四大语族，即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此外还有京族、仡佬族两个未定语族的民族，各民族分布情况见表二。
1．壮侗语族民族（百越—壮侗族群）
壮侗语族包括三个语支的民族，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黎语支的黎族等。从历史源流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最大的一个族群——“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以后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有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称呼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
表二 珠江流域主要民族分布一览表
续表
注：此外，回族、满族、蒙古族等1949年以前就在珠江流域区域内常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民族广泛流动，区域内各地均有分布，暂不统计。
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爱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铜鼓是古代南方越人的文化因子，文化内涵丰富，在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广泛存在。铜鼓文化的流行，是历史上珠江流域文化交融和整合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开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后铸造和使用铜鼓。最早是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距今约2600年，而珠江流域云南江川李家山铜鼓时代稍后，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新中国成立前，珠江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铜鼓文化风俗，壮族、瑶族至今仍使用铜鼓。铜鼓类型复杂，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种，它们的大小、图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各具特色。但大类言之，可分为滇桂类型和粤桂类型两类。滇桂类铜鼓分布在南盘江、北盘江、红河水、柳江、漓江等流域，包括广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区。粤桂类铜鼓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包括黔江、浔江和广东西江地区，地理上相连成片。这种铜鼓文化分布格局，充分显示出珠江流域地区古代民族有着共同器艺文化渊源，且彼此交流、融合，以致铜鼓文化风格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这也是区域间交流和联系日渐加强的一个佐证。
20世纪下半叶后，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频繁，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日益渗入壮侗语族各个民族社会，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一些传统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习俗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传统势力的惯性作用，一些现代化的因子也逐渐融入了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体系中，民族村和民俗旅游等方式正成为某些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融的契合点，如西双版纳橄榄坝傣族风情园、云南罗平多依河布依族民族村、贵州省黎平肇庆侗寨、海南岛通什黎族民族园等。
2．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氐羌—藏彝族群）
珠江流域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有藏族（云南）、土家族（湖南、贵州）、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5个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缘、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三峡的丘陵山区。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各语族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秩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各个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方言土语有比较大的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相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上与古时期在西北地区的氐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西南地区民族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氐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群体。因此，古代氐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3）苗瑶语族民族
苗瑶语族包含苗族、瑶族、畲族三个民族。三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和畲族共同的活动区域。这一地带山水相连，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如“寨老制”“议榔”与“石牌”）、民间传统信仰（“盘瓠”）也多有类似。
苗、瑶、畲三个民族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社会特点，如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如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这三个民族既有共性，也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三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畲族由于长期分散在南迁汉族（客家）社群中，客家化程度比较深，包括语言的客家化，社会组织中“祠堂”制的普遍化，以及生活习俗的汉化，使之与瑶族、苗族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瑶族比苗族的文化开放性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也更加突出。
4．孟高棉语族民族（百濮—孟高棉族群）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德佤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德昂、布朗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因此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文献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一大族群，因族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濮”“闽濮”“躶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佤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的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三个民族最典型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珠江流域的京族和仡佬族使用的语言所属语族尚未确定。仡佬族属汉藏语系，语族未确定。京族究竟是属于汉藏语系还是南亚语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珠江流域族群多元互补的合作格局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珠江流域区域呈现出和谐共融、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既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历史基础，又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和谐共融的民族关系
从民族分布上看，珠江流域内族群呈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特点。“水性使人合”，许多族群通过珠江水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西南地区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导致了民族的立体分布，即在一个直线距离很近的区域范围内（通常是以坝区为中心），有的民族居住在山顶，有的居住在山腰，有的居住在山脚或坝区、河滨。例如在云南文山，“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篝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1]；在元江，傣族分布在低海拔地区，哈尼族、彝族多分布在山区，白族多分布在坝区和交通沿线；在贵州西部，“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族）住街头”。由于杂居分布，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区域性的且难以割裂的民族关系，即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从民族的亲缘关系来看，前文已述，除汉、回、蒙古、满、维吾尔等民族外，今阿昌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土家族、藏族等藏缅语民族与氐羌集团；布依族、仡佬族、壮族、侗族、水族和傣族等壮侗语民族与百越集团；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孟高棉语民族与百濮集团；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与盘瓠集团都有源流关系。在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的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到其中，因此，从血缘和文化上讲，各族群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如藏缅语族中的白族，从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他们是从氐羌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和其他的人们共同体发生了联系，吸纳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和文化。据《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条记载，唐初的白蛮，“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可见唐以前已经有很多汉人融入到了白蛮当中。经历了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之后，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工匠因为被俘而加入到了白族先民当中，相应地，白族文化中就有了很多汉文化的因子。近代很多白族村子供奉唐朝大将李宓和其他将军为本主，就充分说明了白族与汉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有渊源关系。明清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进入到了西南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坝区、城镇和白族相处，这样，在汉文化的吸引之下，滇东北、滇中的一些白族因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了汉族。在贵州，由于吴三桂平水西，有些彝族就从水西逃到了紫云苗族地区，改穿苗族的衣服，从而融合到了苗族当中[2]。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都有回族，回族进入到哪里，就接受当地的方言和一些风俗习惯。在汉族地区，回族的语言与汉族方言无异。在傣族地区，回族的服饰、建筑等和傣族没有什么两样。[3]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生计模式与经济生活的多元互补格局
珠江流域生态环境多种多样，海洋浩瀚，山峦纵横，河湖众多，既有高山大陵、高原、低洼的盆地、平原和起伏和缓的丘陵，又有长江水系等众多的大小河流和湖泊，还有广阔的海洋。自古以来，各民族或居于高山之上，或分布于河谷之中、山间盆地、坝区、平原之内，或居住在水滨，相应地呈立体状分布。根据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山地族群、坝区族群、水滨族群。而这些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受居住环境的影响，有游牧、游耕、农耕和渔业等经济类型。近代以后更是百业兴旺，各民族彼此之间呈现出多元互补、合作共赢的状态。例如从百越系统分化出来的水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回族以及受汉族影响很深的白族、土家族，多生活在山间坝子和低平的河谷盆地，他们长期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生产的稳定性强、规模大，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应较高。藏、彝、羌等民族虽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化因子，仍然从事畜牧业，但与所居环境相适应，他们的经济生活已和干旱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已经兼营农业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不再按南北向的季节游动放牧，而是垂直向上下游动放牧。苗瑶系统的苗族、瑶族长期以来从事流动性很大的狩猎，但随着狩猎所必需的较为广阔的流动空间的逐渐缩小和山地所能提供的生物数量减少，他们开始从事游耕经济。此外像藏缅语族中的拉祜族、景颇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以及孟高棉语族的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等居住在温带、亚热带山区、半山区，由于所居地山高坡陡、森林茂密，没有规模放牧以及在较小范围内休耕轮作的条件，但却有在一定区域内从一山迁往另一山的可能，再加上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就使得他们也长期从事游耕经济。由于耕作粗放，产量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此大部分游耕民族又兼及狩猎、采集或渔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之中。
各民族的经济生活还有特点不同的亚型。这样，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导致了各民族在经济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上各具特性而又并行不悖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关系。例如藏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量就特别大，历代商贾将滇茶和川茶贩运到藏区，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作物单一，游耕民族也离不开商品交换。他们多以自己的土特产品与农耕民族交换生活用品。例如苗瑶等族的食盐历来是通过交换取得。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将粮食供应山区；山区的哈尼、布朗、拉祜、基诺族则用自己所种的棉花、苏子、芝麻、茶叶、紫胶等土特产及手工品与傣族交换粮食。农忙季节，山区的少数民族就下山来，帮助傣族农民耕种和收割，同时换回大米以维持生活。[4]各民族在互通有无、交换各自产品的同时，也彼此影响。例如在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在德昂族和傣族的影响下学会了种水田，种水田的工具也是从外界输入的。在临沧地区，大约100多年前，一部分拉祜族进入西盟山区与佤族交错杂居，佤族的农业生产受到了拉祜族的影响，接受了其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拉祜族那里传入了犁头，荞、黄豆和草烟的籽种也相继传入。[5]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广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不少民族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到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外出务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同时，不同族群原有的生计模式中都吸收了现代化的因素，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的空间空前扩大。
（三）多元交融的文化
珠江流域族群文化丰富多彩。举凡生产、服饰、建筑、岁时节日、婚丧、民间信仰、工艺美术、戏曲舞蹈、游戏娱乐、宗族社团、宗教祭祀、语言文学等，都体现着族群多元交融的情况。从语言来看，各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兼通汉语，相邻的民族往往互相了解对方的语言。从宗教来看，西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中佛教又分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呈现出多元的宗教文化现象。作为展示民族文化及表现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审美等深层次民族文化的最佳形式的民族传统节日，在珠江流域地区也是内容丰富、数量极多。既有汉族的春节等节日，又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瑶族的盘王节等等。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现象也相当普遍，如铜鼓文化曾在珠江流域内普遍存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民族使用。再如德宏州的阿昌族，因长期同周围的傣族、汉族、傈僳族及境外的缅甸人打交道，很多人都会讲多个民族的口语，久而久之，阿昌语中便渗入了缅语和景颇、汉、傣、傈僳等族的语言成分[6]。又如傣族与布朗、佤等民族，虽然来源各异，但他们都有文身、黑齿等相同的习俗，并且有共同的歌舞、乐器、民族节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族群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如仡佬族关于洪水之后兄妹成婚、生九子的传说，也流传在苗、彝、汉等民族的传说中，这也充分反映了各族群之间的紧密联系。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7期］
【注释】
[1]王子华：《试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陈英：《黔西北民族关系史简论》，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3]郭净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4]高立士：《西双版纳山区民族历史上的传统生态保护》，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5]方慧：《历史上我国南亚语系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
[6]郭净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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