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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裂变与现代超越

时间:2023-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龙马屯共78户,373人,壮族48户,238人;汉族10户,40人;其中水族20户,95人。副业的飞速发展使得龙马屯水族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其中肉类食品所占比例大幅攀升。干栏式房屋开始成为龙马屯房屋的主要式样。20世纪90年代后,龙马屯水族居住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
传统裂变与现代超越_以广西南丹六寨龙马水族为例_民族文化:发掘与弘扬

玉时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经进行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伟大的三十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的篇章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作为56个民族之一的水族,在此期间也取得了较大进步,这是与水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分不开的。

一、龙马屯简况

龙马屯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六寨镇龙马村所辖,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经107°1′至107°55′,北纬24° 42′至25°37′之间。龙马屯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平均海拔700~900米之间,山地占总面积的80%以上。龙马屯处于一个因河流冲积而形成的槽谷旁,整个村寨依山而建,农田则多在槽谷的洼地上。当地水族村民有割草垫猪牛栏积肥和在春插前采集野生绿肥压作基肥的习惯,所以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1]龙马水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字,称为“水书”。“水书”主要掌握在水书先生手中,据说20世纪50年代时,龙马的水族老人还有半数识水文,但龙马现在已没有掌握水文的水书先生,所以在龙马我们看不到水族使用水文的情况。水族是一个崇拜多神的民族,水族对道教和佛教的土地神、灶君、观音、财神等很崇拜。龙马屯共78户,373人,壮族48户,238人;汉族10户,40人;其中水族20户,95人。龙马水族人民世代固守单一的土地劳作,喜爱唱山歌,历史上,屯内经常会有“叮咚、叮咚”的铁锤声,“吱吱、吱吱”的车木声,“做饭烟熏火燎,粪坑臭气冲天,污水到处横流,蚊蝇恼人乱飞”,这是该屯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二、生活水平变迁引起的传统裂变与现代超越

1978年联合国修订了《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文件专辑,提出了测定生活水平的12类指标:1.出生率、死亡率及其他人口学特征;2.医疗卫生条件;3.食品消费;4.居住条件;5.教育和文化;6.劳动条件和就业率;7.居民的收入和支出;8.生活费用和消费价格;9.运输工具;10.休息的安排;11.社会保障;12.人的自由。[2]龙马屯作为水族的一个普通村寨,并非每项指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就今天看来,水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仍低于全国先进水平,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其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

(一)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

龙马屯20世纪50年代前没有医生,要是生病了很少有人去请医生看病。他们迷信鬼神,认为生病是恶鬼作怪,鬼师能够驱鬼,所以他们得病后常常是胡乱吃些草药,或者请鬼师来治病。碰到大病就只能等死。

20世纪80年代后,六寨镇有了卫生院,龙马村里也有了赤脚医生。一村一个赤脚医生,解决了大家日常的看病和免疫接种问题。赤脚医生都经过县乡卫生机构的培训。另外,村里还专门有一个接生员,接生员是到县里专门培训过的。水族农民潘文德的爱人1982年从芒场嫁过来后,就一直担任村卫生员,负责打预防针和帮人接生。直到2000年开始,县里统一规定不允许在村里接生以后才不帮人接生,现在只负责打预防针。由于龙马屯离六寨镇很近,因此村民看病常常是到六寨镇卫生院。如果碰到较重的病,会选择到县医院或者地区医院。

我们在龙马屯调查时,村里正在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交10元钱,同时地方补10元,国家给10元。生病时,门诊报销8元,住院补助40%,封顶5000元/每年,如果情况特困难还可再申请;生孩子补助200元,困难户可得到300元。2005年12月,村委会在村里开会,每家派一人来开会,宣传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合作医疗没什么用处,就以交不出钱为理由不办。可是后来,看到有人看病后真能得到报销,就来办理了。甚至有人是得了病去医院住院了,才匆匆来办的。

(二)食品消费不断科学化

水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满清中叶以前都还以糯米为主食,因其产量低,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此后推广粘稻的种植,粘米逐渐成为主食。”[3]20世纪50年代初,部分水族群众移居广西后,由于所居住地区多为山区,水稻产量低,粮食供应不足,人们生活十分困难。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水族生活非常贫困,除过年节能吃上少许肉类外,平时是很难吃上肉类的。油盐更为缺乏,如官田屯五户水族中,晚上能吃干饭只有一户,其余四户均是用野菜稀饭充饥。”[4]这一时期缺粮现象严重,主要的食物为玉米、木薯、山芋等,菜多为野菜,常见的有蕨菜、飞机菜、野葱、苦麻菜、芭蕉心、竹笋、木耳、野菌等。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水族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壁垒逐渐被商品经济的浪潮冲破。副业的飞速发展使得龙马屯水族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这一时期主食以大米为主,肉类有猪、牛、鸡、鹅、鸭、兔、狗等,菜类有青菜、白菜、韭菜、菠菜等,瓜类有南瓜、冬瓜、丝瓜、苦瓜,豆类有四季豆、扁豆、豇豆、绿豆、饭豆、豌豆、黄豆等。其中肉类食品所占比例大幅攀升。同时,方便面,饼干,糖果,糕点,冷饮,罐头等工业食品开始涌入水族地区,可乐类、水果类饮料、矿泉水、啤酒、瓶装白酒等饮料成为水族群众餐桌上的新宠,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一般家庭都用上了瓷碗、瓷碟、铝瓢、铝锅、玻璃杯等器具,部分家庭使用上了电冰箱、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等新式器具,有了较为齐全的饮食器具,人们按不同的用途使用不同的器具。由于液化气、电、煤炭、沼气等新能源的使用,“火塘”已经逐渐被废弃,部分家庭设有专门的厨房和餐厅。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三)居住条件逐渐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龙马屯水族居住的主要是草木结构的房屋。房屋墙壁用竹篾或芦苇编成。屋顶为木质结构,加盖稻草或茅草。厨房和卧室没有明显的划分。房屋内的设置十分简陋。一般就只有床、草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施行各种照顾和优惠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干栏式房屋开始成为龙马屯房屋的主要式样。

20世纪90年代后,龙马屯水族居住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首先,钢筋水泥结构的平房开始推广。其次,房屋内部设置的改观。部分房屋富有很强的时代气息,采用了商品房的布局结构,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布局合理,美观又实用。部分家庭采用了沼气、液化气作燃料,取暖改用电炉等器具。这些或多或少的改变见证了水族群众居住环境逐步提高的历程。再次,房屋建筑消费在龙马屯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攀升,人们建筑房屋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必然迫使建筑房屋的成本直线上升,房屋建筑的规模、装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屯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关系到人们的“面子”,居住环境改观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的思想。

(四)教育得到较快发展

从下面两个列表中我们可以理出改革开放前水族受教育情况的脉络。

龙马屯水族男子受教育状况表

续表

龙马屯水族女子受教育状况表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龙马水族学校教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学设备情况、师资队伍建设都有较大改观。1998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9%以上,初级中等教育阶段适龄少年入学率也在99%左右,小学辍学率在1%左右,初中辍学率在3%左右,巩固率和毕业率100%。

龙马小学2004年上半年各年级班数、人数表

(五)就业逐步宽泛化

龙马庄水族农户从事的职业经历了一个职业单一到就业面宽、就业地域狭小到就业地域宽广的变化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几乎所有的水族农户都是农民,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从事打制砖瓦、烧木炭、打铁、石匠等工种。大集体时期,龙马屯水族是清一色的农民。据笔者调查,到改革开放以后,水族农民的职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龙马屯水族就开始出现以赚钱为目的的临时工。同时,也有少量水族青年开始从事木材生意,还有个别人从事拖拉机出租,跑运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水族年轻中学毕业生为主的打工者大量出现,临时工、小商人、运输司机、建筑工人、个体工商户、小手工业者等职业在为数不多的人口中出现。也就是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水族农户告别了“农民身份”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得更多的人从事他们自己爱好、自己擅长的职业。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在广州、深圳、南宁等区内外的一些大中城市打工,或是进工厂,或是从事商品推销,或是从事酒店、餐馆的服务行业。许多中年人哀叹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了。他们非常羡慕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可以出去闯世界。虽然水族人民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家务农,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水族“农民身份”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水族农户的职业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六)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水族十分重视礼仪,改革开放前,水族订婚结婚大都是互赠糯米粑粑等物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在婚姻缔结的整个过程中,彩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男方为结婚需花费很多的财力、人力。彩礼的轻重,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有不同的要求。在村民pwd处我们了解到当时彩礼的数量相关数据。pwd是1982年结婚。他当时结婚完全按照当地习俗办的。下表中列出了他那个时期彩礼的大致标准:

结婚所需彩礼情况表

女方一般回送男方布鞋或袜子和其他东西,结婚后还要“谢媒人”。要送媒人十几个糯米粑粑,一点布,一双鞋,1~2公斤猪肉(蹄膀),几公斤酒。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为表示体面,所给彩礼就更多。

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人民生活状况一般都直接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之中,随着水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彩礼的要求也逐年不同,如今彩礼已经不再使用糯米粑粑等物品,大都是直接用礼金。少则三四千元,多的则高达万余元。

(七)运输工具逐步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龙马屯地处山区,各村屯之间不通公路,交通运输十分不便,这时期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便是马车。因而,马在水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贵州等地的水族群众每年在水族传统节日端节中举行赛马比赛,赛马比赛的胜利者往往获得别人的赞赏。龙马屯水族虽然没有保留传统的赛马活动,但是家家户户都养马。到目前为止,屯里还有几户人家常年养马。这时期,通讯方式同样极为不便,主要的通讯方式是通过邮政所发送的书信。尽管20世纪60—70年代时候,乡村开通了电话,但是电话在那时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只是一个新鲜的奢侈品,普通水族群众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安装电话,电话的使用者多为村里面的干部。

改革开放后,水族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新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走进水族百姓的日常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作为新式的交通工具进入水族群众生活。当地干部、家庭比较宽裕的家庭陆续购买自行车。和马车相比,自行车更方便、快捷,省掉了喂养牲畜的人力,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这是水族地区交通工具开始走向机械化的一个开端。

20世纪80年代,龙马屯就开始出现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车。拖拉机和农用车的传入对龙马屯传统的运输方式产生了冲击,当地群众再也不用赶马车或骑自行车拖物品,运输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节省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在水族交通工具革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逐渐增多,摩托车开始成为龙马屯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截至2004年,整个龙马屯水族共有大小车辆12辆,其中有农用车4辆,三轮车3辆,两轮摩托车5辆。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信息科技也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方便、及时的电话取代了书信成为人们和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目前,屯内80℅的水族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同时,移动电话也开始在龙马屯推广,很多和外界来往密切的水族群众因为业务联系需要,或是为方便和在外打工、求学的家人联系购买了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的推广弥补了固定电话的不足,使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外界大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涌入,带来了商机,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步入21世纪,屯里部分年轻人和水族学生学会了用因特网聊天,收集、传输信息,因特网成为一种新的媒介进入水族群众的生活,龙马屯通信手段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八)市场观念逐步增强

一直以来,由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存在,中国的农民很难和市场联系起来。但是,据调查发现,水族家庭已经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他们的市场观念已经极其强烈。历史上,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体制给予人们自给自足的“市场”观念,人们可以脱离于互相依赖而安于天命,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并不需要在生活生产中形成“买卖”关系。因而,“市场”和“市场”观念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人们也就没有强烈的买卖欲望。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极大改变。对龙马水族而言,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从“买”开始的。在家庭内部,除了自己生产的粮食外,人们的生活用的日常用品、生产用的工具、种子、农药以及出行工具、通信工具等,大到收割机、农用车,小到打火机等,无一不是从附近的市场上购买来的。水族群众只要不进入市场从事“买”的活动,那么他们的生产、生活将发生很大困难。在调查中,经常听得到的话就是“什么都要买”“什么都买得到”。从这里,可以发现水族人民已经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市场”和“买卖”活动在他们生活中无所不在,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要想获得某种消费或者生产资料,只有通过“买”来实现。也就是说,市场的存在,水族农户可以通过“买”来实现其对某种消费或者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水族社会中,农户之间对除了小规模的劳动互助外,其他任何劳动帮工几乎都要支付一定的经济回报,比如农忙季节的春耕秋收、修建房屋以及一些其他的临时性帮工。据当地人韦宗敏的说法,报酬一般来说都是一天20元,主人家还要管饭。水族农户市场观念地增强还体现在林业和种植业上。随着水族人市场观念地增强,水族人民开始有意识的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农、林业生产。在调查中,所有受访者都将柿子收入和辣椒收入算到自己的重要收入当中来。龙马屯良好的地理环境、充沛的雨水和适宜的阳光、气候,为柿子的种植和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同时,屯子内的水族人还有种植和加工食用柿子的传统与技术,这也为柿子的种植提供了技术和传统保障。据屯子内的人初步估计,整个屯子现有柿子种植面积已达到500亩左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种植面积。另外,屯子内还引进了葡萄、李子、桃子、板栗等水果品种。据《六寨镇2003年农业经济计划报表》显示,2003年,龙马屯造林1200亩,其中新种植板栗面积达240亩。此外,辣椒也是该屯重点发展的一种经济作物。本来,龙马屯人口多、土地少,但是几乎所有的水族农户都种植一定土地面积的辣椒。水族人喜吃辣味,他们生产的辣椒味美价廉,远销到桂林、柳州等地,成为生产辣椒酱的上好原料。据《六寨镇2003年农业经济计划报表》显示,2003年龙马屯辣椒种植面积就达到500亩。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家庭还养有一定数量的猪、鸭等,专门用于销售,但是数量有限。也就是说,在水族农户那里,专门用于生产出售的养殖和种植等活动已经成为生产生活活动一个重要内容。

水族农户市场意识地增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水族家庭功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类栖身以及活动的主要场所。通过家庭,人们与社会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秩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形态;在家庭内部,人们通过各种约定俗成和秩序结成人与人的各种关系。家庭对人的作用和影响是最重要、最持久的。经济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经济关系的改变和家庭成员职业的转换必然会导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构成新的秩序。在大集体时代,家庭成员是国家和集体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必须根据代表国家和集体的答对来安排,个人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家庭也就丧失了其独立的生产与生活功能,家庭仅仅只是家庭成员“栖身”的一个重要场所。这里,家庭成员和家庭双方的“物性”十足。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水族农户的经济意识逐步增强,职业也出现多元化趋势,水族家庭的家庭经济功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强化,进而以整体方式向生产供给型和消费型方向发展。同时,家庭经济功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地恢复和强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水族农户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地强化,推动水族农户职业的多元化发展。

三、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水族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迁。这不仅是水族人民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的结果,而且与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水族社会的巨大变迁,不仅有水族人民自身奋斗的原因,也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首先,应该指出,党和政府照顾、扶持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是保证水族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被从地方性的制约‘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过程”。[5]也就是说,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成长史上,时刻闪烁着国家权力部门的影子与无形或有形的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绵延性、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归性,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具体的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绝对国家主义时代,传统的国家制度仍被沿用,同样的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官僚—继嗣帝国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度也存留下来。”[6]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度,农业文明相当发达,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极其完备。完善的社会制度确保了社会权力能够延伸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发挥主导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传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首先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并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政策及党和政府作为一个实体的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并在水族社会的巨大社会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其次,可以发现,水族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水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广西水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水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发扬水族人民吃苦耐劳、敢闯敢做的民族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促使水族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族人民的吃、穿、住、用、行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及水族民族文化、教育等事业都取得很大进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宽松的社会背景下,水族人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较早地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广西境内生活水平较高的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同时,由于受到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水族社会也改变了那种思想落后守旧、意识封闭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市场意识、民族意识更加开放,从思想上为水族社会的文化变迁提供了观念支持。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注释】

[1]南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丹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2]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编:《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3页。

[3]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族社会历史调查》,1962年,第54页。

[4]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族社会历史调查》,1962年,第54页。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6]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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