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传承的特别载体

李北东　连玉銮

人们往往把藏族和羌族的碉式建筑称为碉房或碉楼，这些碉式建筑中绝大部分用于居住，少量是起防御、传递信息和避邪等作用的“高碉”，它们都是《后汉书》所说“邛笼”的派生。传统碉式建筑技术主要是石砌和土夯，但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之后，已变成聚合井干式、干栏式建筑体例和夯筑技术凝成的一种复合体，当然，它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邛笼”建筑的基本造型和特征。今天，镶嵌在四川西部（以下简称“川西”）这块由高峻雪峰、深邃峡谷、浩荡江河、宁静湖泊、广阔草原和茫茫林海等有机构成的绮丽而广袤大地上的碉房，获得了建筑“活化石”和“康巴名片”的美誉，其中不乏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交汇的历史遗存和民族建筑技艺相互借鉴而铸就的厚重文化积淀，是藏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独特的华夏文明传承载体。

一

藏羌碉房反映了藏羌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与此相关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碉房民居的成型受制于地理环境、建筑材料与技术、民俗风情与生活习惯等因素，以其相对稳定性表现着某些亘古不变的传统，有建筑学、文化人类学上的价值和化石般的认知意义。

藏羌碉房有非常深刻的华夏人文历史渊源。据考证，族源上川西是华夏民族的重要衍生地之一。分布在这里的藏族多来源于从汉到唐川西北高原上的越嶲羌、白马羌、广汉羌、武都羌和旄牛羌等羌族部落，属黄帝之后的古蜀人也是古羌人翻越龙门山脉的传承。岷山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全国唯一一块羌族聚居区，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聚居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及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禹生于西羌”，^[1]茂县县城“凤仪镇”即源于歌颂大禹“凤凰来仪”的古语，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这一切也告诉人们，藏羌碉房这种聚落民居实质上属于华夏民族的共有文化遗存。

藏羌碉房有民族融合与地带过渡性的鲜明特征。历史上把四川大部分藏族地区称为康区，“康”是藏语“喀木”（即“边地”）的音译，今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昌都一线是传统康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康区在中国地形上属于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过渡地带，是汉藏文化接触交融和内地与西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道，是甘、青、川、滇众多民族南下北上迁徙的必经之地，特殊的区位构成了四川藏区在经济、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特点。这里有过历史上数度繁荣的“茶马互市”和被誉为第四条丝绸之路的“麝香——丝茶之路”，康巴人养成了刚悍、粗犷、豪迈、勤劳的性格，碉房建筑有“康巴名片”的美誉，而阿坝州的藏羌碉房民居，民族融合的烙印和地带过渡性特征更为显明，华夏文明传承的价值含量很高。

藏羌碉房民居是华夏民族建筑文化中特色鲜明的一个基本类型。碉房民居难以和宫殿、寺庙相提并论，但它们在民族建筑中却有着宫殿和寺庙无法替代的地位。藏羌民居各有自己的建筑文化特色，但从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以及文明传承的基本方式等方面考察，岷江中上游地区的藏羌碉房民居基本可以归为同类，从建筑的式样、结构、质材、施工技艺等方面看，越是藏羌汉等多民族杂居或相互临近区域，这种特色越明显。在这里碉房建筑作为空心雕塑，早已成为藏羌民族博采众家之长、用智慧和汗水精心雕琢的文化名片，因为初来这块土地的人们，几乎都是通过碉房民居建立起对该地区文化的第一感知印象；作为凝固的音乐，碉房建筑是一首千百年来流淌在高山河谷间最具“民族走廊”特色的华夏文明传承之歌，因为碉房的建筑理念、技艺及价值取向，都表明它是华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音符。

二

藏羌碉房与中国所有建筑一样，凝聚了华夏民族最高的文化创造。民居碉房是藏羌民族最大众化的一种建筑，它的内涵体现着整个华夏民居的共同理念。

1．天人合一：藏羌碉房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思维与情感上一直保留着“天人合一”这源于远古的文化理念，天人相类、人与自然“原始的友善”（《尚书》中称为“神人以和”）从最遥远的时空一直走进现代文明，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中华民族总是难以割断人与自然这“共同体的脐带”。^[2]“天人合一”也是中华建筑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就说“中国建筑也表现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同样，藏羌民族在建筑中也表现着这种与自然“原始友善”的文化态度和行为，从无奴役自然的倾向。碉房是藏羌民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样式，现存的一切丰富多彩的生产类、宗教类等建筑样式，绝大多数都属碉房类型。因此，当中国民居的民族特色正在广大汉族聚居区消失的时候，与自然协调的水墨画似的藏羌民居却保持着它独有的华夏建筑风韵。碉房不仅丰富了中国民居建筑的整体风貌，而且用它特有的表现形式向世人解读“天人合一”这一植入到民族灵魂中的深刻内涵，它把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传统理论对藏羌建筑的诸多影响都传承得非常完美和久远，如理县桃坪羌寨（据史书记载距今2000多年历史）布局就为八卦形状，寨外还相应设有八个寨门。碉房的大宗建材主要为石材、黏土和木材三大类，^[3]但有条件的村寨整幢建筑物除少量泥或石墙围护体外，都将建筑物建造成一种特色鲜明的木楞子（当地的人们均妙称之为“崩康”）结构建筑。这种外观呈波形曲线、木壁厚实的建筑物保暖性能好，造型特别，具有清新、厚重之美感。中国古代人们大多受《易经》影响，建筑上喜用木构、奢华于木构，因为“木”象征春天、绿色和生命。土木为材是中华建筑用材之历史主流和最大特色，西安仰韶、半坡及浙江河姆渡等“夏墟”建筑遗构，尔后一脉相承的秦之阿房宫、唐之大明宫、明清紫禁城及各种园林中的亭台楼阁榭等典型的华夏建筑，无一不是土木的“世界”。土木是农业文明在建筑文化上的反应，它决定了中华古代建筑技术和结构的发展方向，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群体形象。碉房偏爱甚至奢华于木的理念与整个中华民族土木为材的人文心理是一致的，它用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较好地反映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利用。

2．道法自然：藏羌碉房的形制特色。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和建筑方式上一直保留着“道法自然”这源于远古的技术手段，藏羌碉房就地取材并直接使用的总体特征则是对这一技术手段的简明诠释。内地传统建筑材料一般是经过二次乃至多次深加工的专用成品，常说的“秦砖汉瓦”就包含着建筑材料加工的时代特色和技术含量。而藏羌碉房所取材料基本不进行二次加工，即使是土坯，也只不过是经过简单成形便于施工砌筑而已。除覆盖屋面和抹墙用的泥土需筛出杂物及小石子外，墙体砌筑的所有石块和夯筑泥土都是边采边用。正是这一天然性质使泥土和石料在碉房建筑过程中都可反复使用且坚固耐磨，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施工中的质量事故或人为的破坏，其使用寿命是相当长久的。与整个华夏民族一样，藏羌人在民居建设方面将建筑看作是自然、宇宙的有机部分，将自然、宇宙看作一所“大房子”，把自然宇宙与建筑宇宙在文化观念上融合一体。碉房作为人与环境相处的人文空间，用其质朴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房顶上飘动的五色布条为凝重坚固的“古城堡”增加了跃动的生机。藏羌建筑取材完全仰仗自然赐予，多种大宗基本建筑取材在同一地区、同一村寨可能并存，也可能混用。一幢泥、木、石三者兼而有之的混合结构建筑，一般地基基础和底层都为石砌墙体，二层以上为夯筑土墙体，顶层专置一间或两间木楞子（崩康）。阿坝州的理县、茂汶、黑水等就属于典型的三大类材料并存结构或混合结构民居建筑集聚区；九寨沟一带木材丰富，一般以通风、宽敞、防震性能好的串木结构木板房为主，房内用木板隔间，大部分屋顶起脊呈人字形，顶盖以较厚的石板压木板而不用钉，房前小院以土墙为栏。

3．物我一体：藏羌碉房的基本格调。碉房建筑始终保持与当地地貌及整个自然环境的协调一致，凸显“任其自然”的民族性格和“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意境追求。^[4]首先，碉房的装饰色彩源于天然素材。藏羌地区湛蓝的天空和湖泊，晶莹剔透的雪山，莽苍的森林，夏日的草原，秋天的麦浪，明媚的月亮和灿烂的阳光等，绝少含蓄与朦胧，因而藏羌建筑的大面积装饰色彩也非常鲜艳，对比强烈，个性十足；但由于材料都取自当地本色的红土、白土，因而与环境自然相比，仍然显得中庸平和、朴素协调。其次，碉房选址取势源于建筑物的气质功能。一些大型建筑群如寺院及城堡都喜建于山顶之上，以表现挺拔而雄奇的气势。民居碉房则多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底层不开窗，其余各层开小窗，门窗都为顺风方向；卫生间一般为附着于主体建筑二楼墙体外的高厕，以防止冬季结冰而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同时保证室内卫生；屋顶兼晒台和阳台并建挡风屋或挡风墙，下面各层做天井、天窗，采用各种遮挡与开敞相结合的办法以取得室内平静、透光、通气、暖和的环境空间，毫无矫饰之嫌。第三，环境美化源于民族潜在的生态意识。碉房建筑群落无论处在高山还是低谷，都较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绿化，一些寺庙、村寨附近的森林和动物常常附以宗教内涵被视为神物，不仅使大量的高原珍稀植被和栖息于林带、草地的动物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使人的环境和神的环境和谐衔接，以此达到“物我一体”“美善同乐”的生活境界。同时，无情的自然灾害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也要求藏羌建筑充分考虑如何去适应并与之协调，把从经验积累中获得对环境的理解及所形成的审美理念融入建筑，从而不断完善民族建筑体系和改进建筑艺术形式。

三

藏羌地区地质地理环境复杂，生产方式独特，民居建筑形式也丰富多彩。一些碉房建筑结构部分运用梁架、斗栱和人字大叉梁等技术。

碉房民居在平面布局上没有刻意的固定模式，主要依据是经济状况、人口多少及房屋层高，常有正方形、长方形、“凹凸”字形和“日”字形等。在单体建筑的空间布局上，平顶和厂口楼成为极为有效的空间调节方式，《唐书·吐蕃传》中所记的“屋皆平顶”就是指碉房民居这最显著的特征。此外，屋顶四周还要加砌女儿墙和一些附属设施，使建筑物避免呆滞而富有变化和生机。村寨的群落建筑大都傍山而建，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层次感十分强烈。藏羌地区部分民居还借鉴了内地的三合院、四合院布局（传统的土司官寨和上层喇嘛居所差不多均为四合院），如今室内也改设内地宽大楼梯并配以扶手。农家的住宅多为一家一院，为能有效地御寒冷和防风沙，碉房门小窗少，建造时尽可能选择南向。当然，门向南开是否还遵循了内地建筑的某些潜规则未有确切记载（按《周易》八卦方位及象征，南向为最佳方位，北向是最应回避的），但院墙门后设隔墙避风沙和保证室内私密，则完全相当于汉民居的影壁（照壁）。内地建筑艺术在多样性的藏羌碉房建筑结构中常常受到青睐，如康定、丹巴、稻城、九龙、雅江等县的石木结构，道孚、炉霍等地的“崩康”（井干式），新龙的混合结构，德格、白玉等地的吊脚楼（干栏式）。康定、道孚、九龙及炉霍等地的民居中，除了采用传统平顶外，为防雨季渗漏还在平顶上增加内地人字形坡，其覆盖物有小青瓦、石板或木瓦板，一些城镇民居的窗扇也用精工雕造的各种内地花格安装于藏式窗框之中。

碉房的总体结构并不复杂，构件也简约朴素，但斗栱的使用与内地建筑相比却显得更加普遍和宽容。斗栱是中国建筑所特有的重要支承构件和一项突出的技术与艺术成就，也是华夏民族的杰出创造和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它的高“知名度”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在物理学上，斗栱是梁架的有机构成，对屋顶重载具有一定的承托分力作用，加强柱子与梁、枋、檩的结合，使木构接榫处不因过重的压力而受到损害；同时，由于外檐斗栱逐层挑出，使沉重的屋面出檐深远，减少了室内立柱的密度，解决了空间狭小的问题。在伦理学上，斗栱是中国封建等级观念在建筑文化中的象征。斗栱运用技艺高超、匠心独具，久而久之便被统治者、权贵们化为“私有物”，变成等级、地位、身份的一种建筑文化符号，到后来只有宫殿、寺庙及其他一些高级建筑才允许安装斗栱，并以斗栱层数的多少来表示建筑的伦理品位和王权至尊这一强烈的文化主题。在审美功能上，斗栱结构错综多姿，技术与艺术结合独具风韵。特别是深远的屋檐使外檐斗栱隐显于屋顶阴影之中，构成了独特的审美氛围。^[5]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杨鸿勋在《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一书中指出：“就建筑学来讲，经过造型和色彩上美化加工的斗栱，很富于装饰性。在封建时代，它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象征。”值得注意的是，斗栱的所有功能在碉房建筑中体现得并不逊色，特别在民居建筑方面的运用和拓展是内地无法比拟的。总体上看，碉房建筑平面以方形为主，在建筑构造上梁和柱不直接相连，柱头上平搁短斗，短斗上搁长斗，长斗上搁大梁。梁上铺设檩条，檩条上再铺木棍，然后捶筑阿嘎土做成楼面或屋面。^[6]大型宅院的大门都是由门框、门楣、斗栱组成，门楣上印烫金符咒并连着用蓝、红、绿三色彩绘的斗栱，上方形成凸字形状，中间留有约一尺见方的空间镶以玻璃作为佛龛供奉主人喜欢的佛像或圣物，这与内地古建筑的相同部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碉房装饰除空间布局、结构和特殊构件方面表现对美的追求外，在室内和屋顶也下了不少功夫。最常见的是以糌粑粉在客厅的内壁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房门和梁柱都绘满精致典型的藏式壁画，窗户上雕刻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大门上镶嵌醒目的两个狮头大铜环；多数藏柜表面都绘有八祥徽、仙鹤、鸟兽、花卉等，色彩十分艳丽；房顶上一般都插挂着蓝、白、红、黄、绿五色布条的树枝，这种在藏语中称为“塔觉”的装饰品虽与建筑不直接相关，但作为民俗又是碉房建筑不可缺少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装饰。

碉房建筑大多造诣很深，造型符合审美标准，能传达出古老民族历史文化的悠远回声并推动着建筑历史的嬗变，这种既多源又多元的艺术载体多姿多彩、美轮美奂，已成为川西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和华夏文明最具特色的传承载体。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10期］

【注释】

[1]俄洛·扎嘎：《蜀西岷山——寻访华夏之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2]王振复：《大地上的“宇宙”——中国建筑文化理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3]杨嘉铭、赵心愚、杨环：《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4]潘谷西：《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5]王振复、杨敏芝：《人居文化——中国建筑个体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41页。

[6]曾国庆：《藏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