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语境下世界遗产本真性价值解读及展现

郎玉屏

世界遗产由于其秉承的深沉历史内涵、固有的文化精神、灿烂的民族智慧和自然风景的壮观、奇特及多彩，也由于其“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吸引着无数的旅游者前往参观游览。然而对遗产地文化和价值的深层次解读及专业展现，并经由旅游发展的途径让旅游者了解，进而产生高度认知和保护意识，不但是世界遗产理念普及的一个有效方法，也是遗产旅游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一、世界遗产本真性及其派生性价值分析

(一)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本真性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巴黎会议上(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一项国际公约。《公约》规定，凡是列入《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都要具备以下要素和特质:其一，文化遗产应该在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二，文化遗产应该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环境风景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三，文化遗产应该在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及考古地址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价值均是从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以及审美角度出发来界定与审核。同样，自然遗产也是从三个角度来界定的:其一，自然遗产应该在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二，自然遗产应该在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或是明确划为遭到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其三，自然遗产应该在自然景观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然遗产的价值是从审美、科学、保护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与审核的。^[1]

世界遗产的立意宗旨和原本主张是因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受到破坏和威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些历史建筑年久自然腐变，加上各国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人类不良行为等都有可能对遗产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现象。因此，认为有必要制定国际公约，对那些具有人类突出的、罕见的、普遍价值的自然与文化加以保护。凡是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在本质上都具有了令世界公认的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审美的“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价值就是世界遗产地所具有的最广泛的本真性价值，也是世界遗产事业的本源和基础。

(二)世界遗产的价值派生:社会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值

一旦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地就会派生出许多其他价值，如社会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值。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能激发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所以具有社会价值;同时因其集中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可以带给人精神层面的满足，从而具有了旅游价值;因为旅游能带来经济效应，所以自然就会产生经济价值。

遗产的社会价值一直为国际遗产界所公认，极受重视。阿斯沃斯和拉卡海姆(Ashworth＆Larkham，1994)认为遗产是“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象征。^[2]摩根索(Morgenthau，1952)认为遗产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完整性。在现代国家中，“领土”“制度”与“文化”是构成国家利益完整性的三要素，然而遗产是这三大要素的极其重要的资源。^[3]遗产有了社会价值，自然也就会产生经济价值。但是，遗产旅游的基本目标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只是由于遗产的本真价值和社会价值派生而来。由于遗产的经济价值可以为遗产的保护提供资金来源，并促进当地社区及地域的经济发展。这样，遗产的本真性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值，就构成了遗产的价值系列(见下图)。

世界遗产价值系列构成图

遗产的本真性价值客观而独立，同时也大多很隐形，是旅游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础。遗产的社会价值是长期的、稳定的、潜在的，通过遗产的本真性价值而得以体现。遗产的本真性价值决定了其旅游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这两者都可以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本真性价值也是形成经济价值的基础。而遗产的经济价值，也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如经济环境、政治气候、国际关系等的强烈影响，呈现出动态性、时效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价值不能反映出遗产的全部社会价值，相反遗产的社会价值、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却要取决于遗产本真性价值的展现。遗产本真性价值展现得越充分和透彻，其社会价值、旅游价值就越高，相应地，其经济功能也就随之更为有效和持续。

二、我国世界遗产本真性价值展现的缺失

尽管我国是一个遗产大国(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居于全球第三^[4])，但遗产展现却一直是我国遗产旅游业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并且长期被我国遗产旅游学界和业界所忽视。

(一)我国遗产展现的学界缺失

国内对遗产解读与展现的研究起步很晚，大多始于21世纪。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将西方学者的研究术语“interpretation”直译成“解说”，笔者认为“解读与展现”更能涵盖“interpretation”的含义，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展现”来做相关研究和表述。从以下来源于中国知网的学术趋势图来看(见下图)，学术界对旅游解说的关注仅始于2000年，从2006年起关注度直线上升。

国内大陆最早的相关文献是吴必虎(1999)对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与管理的研究。2006年以后发表于期刊的文献还是挺丰富的。关于旅游解说的著作有5部(其中1本出版于2006年，3本出版于2008年，1本出版于2011年)，但未发现一本关于遗产解读与展现的专著。更为遗憾的是，我国遗产旅游业界似乎还未真正关注遗产的解读与展现，也没有专门的关于遗产解读与展现的规范性文本，更没有系统的解读与展现理念。

旅游解说系统学术趋势图

(来源:中国知网，http://trend．cnki．net/trendshow．php，2011－11－23)

反观国外，遗产展现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学界，无论在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国家公园还是以人文资源为主的历史纪念地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莱特(Light，1995)认为:最早的遗产展现始于16世纪英国和欧洲的大游学(Grand Tour)时期，当时游学的盛行催生了导游工作，并进而出现了大量的旅游指南，这就是遗产展现的最初雏形。遗产展现最早的研究出现于美国。1957年，美国的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出版了《解读我们的遗产》一书，提出了遗产解读与展现的定义，并提出了遗产解读与展现的六大原则。《解读我们的遗产》一书被公认为遗产解读与展现的经典之作，提尔顿也因此被称为“解说之父”。此后，遗产解读与展现在西方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旅游和遗产业界和学界掀起高潮。加拿大在1973年成立“解读加拿大”(IC)协会，1975年英国成立“遗产解读协会”(AHI)，1988年“美国国家解读协会”(NAI)在原有两大解说协会的基础上成立，1992澳大利亚成立了“澳大利亚解读协会”(IA)。第一届遗产解读与展现世界大会于1985年在加拿大班芙召开，第二届大会于1988年在英国华威大学召开，会后1989年出版会议论文集《遗产解读》上下册。这些协会通过进行解说资格认证、发行遗产解读刊物等方式为学术探讨、业界信息交流提供许多机会和平台。美国、加拿大等国还相继在大学开设了(遗产和环境)解读与展现课程或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遗产解读与展现的研究在西方从未间断，2002年，莱瑞·贝克和特德·凯鲍尔(Larry Beck＆Ted Cable)出版了《21世纪的解读趋势:解读自然与文化的15项指导原则》，把提尔顿的六项原则扩展为十五项原则。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上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地解读与展现宪章》(以下简称宪章)，这也是第一份专门的关于文化遗产地解读与展现的国际性文件。宪章认为对遗产的解读与展现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地欣赏与理解的手段。^[5]而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社会道德共识重建的时代，遗产的价值展现对于我国旅游者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文化遗产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思想、价值观和民族精神”。^[6]然而，由于遗产学界研究的滞后，遗产旅游业界的展现也相当匮乏。

(二)我国遗产展现的业界缺失

众所周知，世界遗产地价值很大，但其许多价值却不会自动展示给游客，尤其是文化遗产地。这些遗产大多是祖先在某个特定时代背景所创造，蕴藏着大量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很多文化及其价值还是无形的，绝非仅仅透过视觉即能感受和理解。如黄山，在世界遗产目录里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但对大多数游客而言，黄山就是一座中国自然风景名山。看看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黄山的评语:在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达到鼎盛的时期(16世纪中叶)，“山水”风格的典型代表——黄山，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冠以“震旦国中第一奇山”。而今，黄山以其奇松、怪石、云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诗人、画家和摄影家，于他们而言，黄山具有永恒的吸引力。^[7]因此，黄山的文化遗产主要是与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中国古代诗词与绘画艺术(黄山被尊为中国山水画的摇篮，明末清初形成的黄山画派即以黄山为背景作画)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形的，对于那些没有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诗词以及中国传统绘画背景知识的旅游者，尤其是国际旅游者而言，这些隐形的黄山文化是模糊而难于理解的，甚至即使是肤浅理解都有一定难度。没有对其价值及文化的展现，精品荟萃的黄山文学艺术难以产生共鸣，展现在大多数旅游者面前的就是一座自然风景名山。这显然不利于黄山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遗产价值的有效传播，黄山文化自然双遗产地的旅游形象和游客的旅游经历都相应降低，旅游者也因此缺失对黄山应有的认知、尊重以及保护观念。因此，利用各种有效媒介，把遗产地的文化含义、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价值、相关的社会责任等一一展示给旅游者，已是遗产旅游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三、旅游语境下世界遗产本真性价值展现诉求

(一)旅游语境下世界遗产本真性价值解读

遗产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一直是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在遗产旅游环境中，旅游者处于一种时空上明确界定的场景，那就是21世纪的世界遗产地场址上。这种场景决定了遗产本体意义上的真实很难达到。所以，在遗产旅游中，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给旅游者提供真实性体验，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真实。再者，遗产旅游尤其是文化遗产旅游更多的是通过遗产地彼时彼地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以及一些浪漫主义而形成的历史文化的加工，通过市场促销而形成的一种旅游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它会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公众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遗产旅游产品所呈现的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但是，无论历史进程和公众需求如何变化，遗产旅游产品绝不是凭空编造故事或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而是在现有遗产地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用一种更吸引人的方式把其价值的本真性展现出来。但本真性就像完美主义一样，只能尽可能的追求真实(完美)，而不太可能达到真实(完美)。

(二)旅游语境下世界遗产本真性价值展现诉求

关于遗产价值展现的诉求，美国“解说之父”提尔顿在《解读我们的遗产》中的9字箴言概括得最为中肯:“Through interpretation，understanding;through understanding，appreci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protection”。^[8]翻译成中文即是:“通过展现，获得理解;通过理解，达到欣赏;通过欣赏，进而保护。”遗产展现就是传达一个地方的意义，使旅游者理解它的重要性，从而更喜欢它，产生保护的积极态度。其最终目标是帮助旅游者理解遗产地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帮助游客体验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感受在此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提高旅游质量，而最终明白他们自身对遗产的保护义务。如果没有对遗产价值或隐藏于其后的意义进行展现的话，旅游者可能完全无法获得此类体验，也就谈不上对遗产的珍惜和保护了。

提尔顿在提出遗产价值展现诉求的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六项“提尔顿原则”，尽管贝克和凯鲍尔将其发展为十五项原则，但笔者还是更欣赏其六项原则，因为它是至今一直指导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国家公园、历史纪念地、世界遗产地的遗产展现的重要理论和思想。我国的世界遗产的本真性价值展现一样可以充分吸收其精华并加以适当完善，从而唤起民众的保护意识。

提尔顿的六大原则是:任何的遗产展现如果不能和旅游者的经历相关，将会是枯燥乏味的;遗产展现不仅只是提供相关信息，而应揭示更深层的含义与启示;遗产展现如同一件艺术品，无论展现的内容是科学的、历史的，还是建筑的，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教化的;遗产展现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教，而是启发;遗产展现应该整体呈现而非断章取义，展现对象应为全人类，而非部分群体;对青少年(比如12岁以下)的遗产展现不应只是简化稀释成人展现的内容，而应采用完全不用的方法。若要达到最佳效果，则需要一套独立的展现方案。^[9]

再看我国现有世界遗产的展现，大多数的遗产展现都极少考虑旅游者的期望和经历，而主要参考遗产地管理者或专家的意见。这样，就会形成故宫不过就是古代供帝王办公生活的地方，现在展示古代物品的地方而已的印象，除了震撼于故宫的宏伟与宽大，一般旅游者很难理解故宫要传达和展现的文明与文化及其价值，也很难激起保护的强烈愿望，青少年旅游者更是如此。此类情况并非个别，到世界文化遗产地青城山旅游，除了偶尔能见到的道士和道姑在提醒旅游者这是一座道教名山外，很难再看到些许道教文化的符号，也难怪青城山总是被当作自然风景名山而已。

其实，遗产的内在价值主要是通过遗产旅游中各种各样的展现服务来实现的。在我国，现有遗产展现的媒介主要有图文展现、人工展现和数字化展现。其中图文展现是应用得最为广泛也是最传统的展现方式，如文字介绍、说明性标志、导游图、介绍手册等;人工展现即导游讲解;数字化展现如幻灯片、影片、音频耳机，视频展现等。徐嵩龄(2007)认为:我国的三类遗产展现方式均存在问题，尤以人工展现最甚。关于图文展现，笔者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提供信息的方式显得过单调、生硬和流于说教，而缺乏与旅游者的交流和互动。比如可以将要告知旅游者的信息设计成问题或多项选择题，这样可以激起旅游者的好奇和求知欲望。要知道，90%以上的旅游者到遗产地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和娱乐，而不是到教室上课，因此，图文展现应该要生动、活泼，集教育、娱乐、启智于一体。数字化展现通过图像、声音、灯光等能生动形象的模拟展现古代某些历史事件的场景、自然奇观形成的过程和原因、放大旅游者难于远距离看清的细节、减少旅游者由于近距离对遗产和文物的接触而产生的危害、戴着耳机听语音讲解而减少噪音污染等，但数字化展现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的展现方式，其使用范围和技术都亟待扩大提高。人工讲解也是传统的遗产展现方式之一，但由于讲解的直接性和面对面的交流性，其至今仍然是很重要的遗产展现方式。但我国的人工讲解尤其是遗产讲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讲解内容粗糙、含混、庸俗、浅薄，充斥着太多的传说与故事，^[10]大多只是博得旅游者一笑，这样的讲解大大削弱了遗产的教育和启智功能。讲解内容含有娱乐成分本身无可厚非，但不能仅此而已。讲解的主要目的还是对遗产特点、文化与价值做充分而准确的说明，并且讲解遗产的保护措施及保护目的，从而让旅游者了解遗产对人类的重要性，并进而知晓对于遗产保护，自己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

归纳起来，将提尔顿的展现理论运用到我国的世界遗产地，应该重点考虑的有:遗产展现的受众，关于我们的世界遗产地，他们已经知晓什么，他们还想看到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想法，对成人和青少年的遗产展现应该有区别吗?遗产展现的内容，是就事论事还是应该展现事件和文化及其背后的含义，是断章取义还是注重整体性?遗产展现的方式，是简单的单调的提供信息还是应该使遗产的展现具有艺术性、生动性、娱乐性，遗产展现的目的，是启发还是说教?

所以，我们应该强调的是通过遗产展现给旅游者提供真实性体验，不仅是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更是关于遗产展现的理论、遗产展现的媒介、遗产展现的技巧、遗产展现的要素等等还需要做的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加入到遗产事业的队伍中。世界遗产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并遗留给我们的，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再把它传给我们的后代。因此，尊重遗产，保护遗产，把遗产的文化、价值和重要性完整的展现出来是遗产事业工作者永不能懈怠的责任和使命。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注释】

[1]《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来源:法律图书馆官网，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5300，2011－11－22。

[2]G．J．Ashworth，P．J．Larkham:A Heritage for Europe:The Need，the Task，the Contribution，in G．J．Ashworth，P．J．Larkham:Building A New Heritage: Tourism，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London:Routledge，1994:1～9．

[3]H．J．Morgenthau:Another“Great Debate”: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i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2，46(4):961～988．

[4]H．J．Morgenthau:Another“Great Debate”: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i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2，46(4):961～988．

[5]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from: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charters/interpretation_e．pdf，2011－11－23.

[6]徐嵩龄:《我国遗产旅游的文化政治意义》，载《旅游学刊》2007年第6期。

[7]《黄山》，来源:中国遗产网，http://www．cchmi．com/tabid/770/InfoID/ 597/Default．aspx，2011－11－24。

[8]Tilden F: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3rd ed)，Chapel Hill．NC: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97:38.

[9]Freeman Tilden: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4th ed)Chapel Hill．NC: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2007:34－35．

[10]徐嵩龄:《我国遗产旅游的文化政治意义》，来源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