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勇
我从开始研究西藏问题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时间，随着在西藏工作时间的延长，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我到西藏已经43年。由于在研究部门工作时间较长，对西藏有了更多的认识，对其研究也有一些体会。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一、关于大边疆战略的视野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周边局势的较大变化，边疆问题越来越凸显，许多学者的注意力从一般性的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转到了整体的边疆问题研究上。在过去的20年间，宏观上讲，研究的注意力多是放在西部的开发问题上，尤其是西藏经济发展问题;微观上讲，有些学者热衷于研究藏族的民俗，具体到婚礼、面具等。
正如大家所知，最近几年边疆问题整体凸显后，边疆问题成为西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这个研究前沿的课题有了新视野，我将这个视野称为大边疆战略。这个大边疆战略的研究包括很多内容，不仅有一般宏观上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而且上升到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尤其是怎样认识边疆这个概念，在什么层面上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中国的西部问题。
在国内学界，关于边疆的最基本的理论中，至今有90%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传统的边疆概念是以地缘为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像西藏、新疆、内蒙古这样的地方就是边疆地区，传统视野理论认为中国所有的边疆就是靠近外国而远离中原的边缘地方。“边疆”一词，最早有“边境”的说法，已有几千年的记载了，并且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唐诗中。关于边疆的最基本的理论中，传统的边疆概念是以地缘为界的，就是远离中心地区的边远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地理边疆的概念。传统的理论认为，地理边疆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就是国家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在过去，边疆和边境的意义是重叠的;而现在，边疆和边境的意义是有区别的，是近义词。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尤其是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我们国人树立的边疆观，基本上是指靠近外国而又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过去、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边政边务或者是政治经济管理的对策，这些都是传统理论指导下边疆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基本的方法。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上千年都是这样认识和研究边疆的。但是，这些传统的理论或观念走到今天，和世界各大国的边疆观的变化相比，显得有点落后，出现了各种问题。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到来，新的边疆观出现了。新的边疆观首先由美国提出，他们形成新的边疆观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开始比较粗糙，现在则非常系统化。尽管我们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大的地区，但是中国一直沿用传统的边疆观和理论研究边疆问题。美国从19世纪末提出边疆理论，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积累，再到八九十年代的完善，一个完整的边疆理论在美国形成并出现。然而，我们国内对此反应很慢，进入21世纪以后，才有些学者对美国成体系的边疆理论进行研究。在此之前，只是零星介绍和探讨，甚至在介绍中受到了长期比较保守的领导或学术权威的抵制，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只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个观点被证明是落后的，或至少是偏颇的，不利于从对手那里学习。
“新的边疆理论”认为，国家整体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地理边疆不受到攻击和侵犯，而是要构成全方位的边疆观，要有一个先进的边疆理论来指导国家边疆问题的决策。新的边疆观中的边疆理论，已经不仅仅包含在地理空间上不受外来侵犯，还包括在其他领域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在新的边疆观的视野中，边疆战略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观察近几年在边疆地区出现的一系列不稳定问题，我们往往忽略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这样立体的边疆观，得出的理论和研究意见是扁平式的、滞后的。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及时的分析和应对，更难以达到有前瞻性的预测或预判的效果。
例如，2008年拉萨“3·14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小书店中就出现了据说是来自美国情报机关的《“3·14事件”之后中国形势的分析》小册子。其中研究了西藏旅游业的情况，并预测其会立即受到冲击，而这一预测和后来发生的事实非常吻合。预测一，美国已经知道西藏地区从事旅游行业的人数大约为13万人，在一年之内估计有8万人要失业。结果证明，果然有8万人在一段时间内无事可做。预测二，中央对西藏的投资，每100元中，由20世纪80年代能吸收外来投资大概是2分钱，到2008年，变成0.35元。虽然不能和成都相比(中央在成都投资100元，据说能吸引外来投资70元)，但是这0.35元和80年代的2分钱相比，已经非常不错了。美国情报机关预测，在一年的时间内，投资回报会恢复到80年代的状况。而当年西藏对外的投资吸引，就是中央投资100元能吸引外来投资2分钱左右。从经济安全来讲，它背后有理论做支撑，边疆地区发生事情后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包括社会和心理情况。拉萨“3·14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预测到这种情况将导致中国的民族关系紧张1～2年，甚至可能引发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类似的骚乱和暴力事件。结果证明，新疆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而且心理安全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全国的铁路、机场等地方的安检，对持有西藏身份证者，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加强了安检。美国能对“3·14事件”做出一系列的反应，且所做的17条分析中90%以上预测的现象和问题在1～2年内都得到证实，为什么中国学者不能预测?仅仅针对这一件事情，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我认为，这是基础理论的很大差距造成的，这个基础理论来自大边疆理论。有了大边疆理论的整体框架和体系，美国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地理边疆问题，都有一个严谨成体系的理论，能够根据理论和发生的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实现与未来实际发展相吻合的预研和预判。
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有不少人对边疆和边疆理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地理区域概念上，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得到改变。对照欧美国家思想库的研究，会发现在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上，他们相关思想库的研究远远高于我国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甚至与研究生进行交流，都会感到这种差距。2012年我去美国，与他们年轻的研究生交流，其中有些才二十七八岁便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当他们谈起涉藏问题时，凡是涉及西藏和四省藏区的问题，他们对情况的了解程度和观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和国内做涉藏问题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讨论时，一些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往往不着调，甚至一些职称高的研究人员也人云亦云，少有深刻的认识。这或许是因为科研体制导致的。我个人认为，这种差距是背后的学科集成、思想集成差距造成的。在美国藏学界，总体研究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集成状况，不仅包括民族、宗教、文化、人类学，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令人吃惊的是，在其他领域也有学者、专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数学家进行藏学研究，运用数理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涉藏问题，更不要说考古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专家的进入，形成了一种集成式的研究。在这种集成研究的过程中，美国涌现出了一批跨学科研究人员，水平很高。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比较，找出差距，迎头赶上。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赶不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认为，美国的思想库高于我国涉藏思想库的水平，主要体现在其在西藏的研究过程中很早就达到国策级研究水平。我国的国策级研究，第一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研究，跨入新世纪后主要是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进入国策级别研究。如今，在我们学界和研究界还没有在国家安全的大边疆战略方面显露出国策级水平。为何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还没有出现群星灿烂的大师群体。在中国，大师通常是指一些在唱歌、跳舞、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而在美国被称为大师的人一般是哲学、国策、科技、经济发展等方面直接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高级人才。在美国国策级的研究领域大师云集，他们专门研究在美国百年战略中，美国要怎样保持领先地位和保持怎么样的领先地位。
在美国国策级别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疆，除了地理边疆以外，还有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20世纪80年代甚至提出了高边疆、外空边疆等观点。喜欢上网的研究人员，很容易查到这些方面的资料。把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与高边疆、外空边疆联系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集成体系，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我认为，在大边疆战略的研究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美国的“边疆”理论中有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只要美国利益所在之地，都是美国的“边疆”。美国设有6大战区，中国设有7大军区。美国的6大战区只有一处设在美国本土，其他5大战区却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中国的7大军区则都在中国境内。这就是大边疆视野下，美国在国策上所体现出来的思路。现在中国受美国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的夹击，这两个战区直接受命于美国总统，对中国所有地理边疆的问题进行“重返亚太的再平衡”。同时，美国的情报机关研究中国的文化边疆、心理边疆等问题，美国的藏学会、西藏问题研究小组研究我国的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地理边疆问题，以及文化边疆、心理边疆等问题。所以，在这样的边疆理论指导下，我国的西藏和四省藏区便在美国的大边疆战略视野下受到研究。
美国有一个关于文化边疆的国策级别研究视角。从这个视角看，由于科学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网络关系打破，各国之间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也被普遍接受，而这就是美国建立文化边疆的大好时机。近年来，美国大片在中国电影院、网络和电视台时有上映，在观看中我们就能比较出美国大片与中国大片的区别。美国大片的主题是人类的未来、第三类的接触、外星人的入侵，关注的是美国整体发生自然灾害该怎么办(如电影《2012》)，强调的是美国总统面对美国人民遇到灾难和世界各地发生灾难时，美国所承担的拯救世界的责任。而中国大片或贺岁片的主题则是冷兵器时代的侠客搏杀、宫廷内部的搞笑等，有些甚至拿中国社会的丑陋部分作为贺岁片的题材。以上问题，只有在大边疆战略的视角下才能发现，即便是在文化边疆的对比下，我们也能看出美国的咄咄逼人。例如，在电影《2012》中，最后拯救整个人类的地方就是西藏，而且在这场灾难中，最后以精神压倒一切的是藏传佛教。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倡导的多种文化元素体现出什么?只要其利益在哪里，他的文化影响就延伸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边疆。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是美国肢解、打击、渗透中国的焦点，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纳入美国的文化边疆之中。在这里，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到八九十年代推行出来，这是他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大成果。
二、关于涉藏问题研究的创新
可能会有人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不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并在党的十八大中确定的吗?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号召性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有很多内容，也有一些形式的载体，但其核心的问题在于撕开中国社科研究人员思考的窠臼!撕不开思考的窠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做到学科创新很难，更不要说体系创新!撕开窠臼，我们的体制创新，社会科学创新，科研机制、科研管理体制的创新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目前高校和社科院还没有提出更高系统和协同上的理论阐释，也没有这样的思考和理性认识，却是在忙于争项目、上平台。当然，这是需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争项目、上平台的最终目的，我想应该是能造就一批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在中国科学、哲学思想理论方面的国策级研究人才，即创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师辈出的局面，这才是体系创新工程的最终目的。如果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的这些方面还没有出现大师辈出的局面，那么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就没有达到目的。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五路大军:第一是社科院，第二是各个高校，第三是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第四是军队系统研究机构，第五是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我认为，最重要的三路大军是社科院、各个高校和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是能够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提出自己的带有系统和协同色彩的理论阐释，但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个人认为，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平的大师群体，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的底蕴，也是涉藏研究思想库创新的底蕴。
涉藏问题研究的创新，具体到每位研究人员，在于撕开思考的窠臼，把知识增长为学识。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培养很有知识的人，但是很难培养出把知识增长为学识的人。每门知识都是有边界的，边界犹如蚕茧，保护本学科内在体系的同时也限制了本学科的跨学科思考。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是世界学科研究的大趋势，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还在不断地分割、固守单学科的精致，而培养跨学科的能力和水平在各个学校相当欠缺，这样就很难把知识增长为学识。为了实现把知识增长为学识的目标，撕开思考的窠臼，思考的本质应当是批判的。马克思告诉我们，思考的本质是批判的，但是我们上了大学后，反倒忽视思考是批判的。思考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所进行的深刻反思，思考的形式应当是逻辑的，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进行修订和矫正;思考的维度应当拓展，也应该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重新进行的新构想。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思考的属性，即使从书本上学到知识，也不可能使其增长为自己的学识，所以，我们只要把思考的本质、形式、维度结合起来，就可以把知识增长为学识。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打开各个新局面，包括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涉藏问题研究才会有创新。在这个问题研究上，首先要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见地。应该和发达国家比较，和研究水平很高的国家进行比较。在中国涉藏问题的研究中，最好的参照物就是美国的藏学界，对美国藏学界的研究情况，如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地理、人类学、民族学、法学、数学等做集成的比较。
不过，美国的考古学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目前对于中国西藏的考古研究比不上霍巍教授，但也是盯着藏学考古的二次研究和深度研究做文章，有可能他们的二次研究或深度研究会挖掘出更加“黑”的东西。这就犹如一盏明灯高照，最亮的地方是四周，最黑的地方是在它的下面，每个学科都存在“灯下黑”的问题。在涉藏问题研究的学科中，无论考古学还是其他的学科，都和大边疆战略有关。四川大学是实力很强的一所大学，在涉藏问题方面的研究上一直有较多建树，学校的中国藏学研究所在藏学研究上有很多成果。很高兴听到霍教授申请到了与国家利益有关系的西藏考古问题研究重大课题的消息。今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涉藏问题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标志着学校藏学研究所下一步会集中精力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研究的一系列课题中去，争取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我们既可以看出全球的民族问题凸显的根源，更能看到中国民族问题凸显的症结。在我国，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种势力最近30年比较猖獗。因此，维护我国边疆稳定问题被中央提到非常高的高度，维护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边疆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西藏以及四省藏区都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放在国家的大边疆战略之下进行研究。
四川省的康定地区也应该放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进行研究分析，如果康定地区不稳定，西藏也就不稳定。涉藏问题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学者对“治藏先必安康”课题研究，应该是很熟悉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治藏必先安康”是正确的。现在来看，最近两年的自焚事件，对西藏的影响重大，而自焚的人员大多来自四川藏区。1959年西藏叛乱，叛乱分子的60%～70%来自四川藏区。在“3·14事件”中，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主要(就是发动2008年“3·14事件”的主要成员)还是来自四川藏区。所以，“治藏必先安康”对于四川涉藏问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1989年中央开了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了中央关于西藏问题的10条意见。从那时起至2006年，西藏及四省藏区保持了17～18年的基本稳定。可能一些研究人员认为17～18年的稳定时间没什么值得可言，但是在西藏从元朝开始近700年的历史中，能长达10年以上的稳定，基本不存在，至少是不多见的。这是西藏问题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这17～18年的稳定，已经是西藏最为辉煌的历史。石硕老师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很有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在西藏(西藏和四省藏区)700年的历史中起起伏伏的规律，可以归纳出“五年一小乱，八九年一大乱”。这17～18年的持续稳定需要我们去研究，为什么能出现这种局面?为什么持续了17～18年以后被毁于一旦?这类问题属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方面，维护西藏的稳定应该是在大边疆战略之下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没有新视野，缺乏研究上的创新，从理论上就讲不清楚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很多新问题。
西藏自治区也许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安全方面，都有着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中央第三、四、五次西藏座谈会提出的西藏稳定问题具有全局性，西藏的安全涉及全国的安全，西藏的发展涉及全国的发展。依照达赖集团编造的数据，大藏区是260万平方公里;按照我们官方的数据，西藏加四省藏区的面积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无论是哪种计算方式，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占的比例之大、面积之广，引发的各类事件的连锁反应之复杂，确实影响到全国的安全和发展。我认为，中央最近几次的会议，已经从决策级别把大边疆战略视野向我们做涉藏问题研究的人员进行了提示。即便是我们认为有的专家学者提出的方案不着调，但是高层对涉藏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这也是我们以后在学术研究上观察、阐释的基础。
通过对1950年以来6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看到，在中央和政府层面上运用了国家的权力，动员了社会的力量，调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来处理西藏问题。历经半个世纪，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模式，在西藏可以称这种模式为“总体供给模式”。在研究西藏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西藏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的模式，但历经60年依然是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可能会导致研究人员的疑问和抱怨，为什么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科技力量，西藏的发展水平还是落后于中部?现在看来，我认为这种“总体供给模式”是有效的。这种模式保障了体制的自给，保障了政权的稳固，西藏地区在政府的治理下稳如泰山。对于中央在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这60年的付出，如果看到只相当于美国在菲律宾10平方公里军事基地的总投入的1/2，研究人员就会得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和“有效的”结论。菲律宾作为美国军事基地的租借方，为何敢于公然向中国南海底线挑战，这一问题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我认为，只要有了宽广的视野，我们就能找到历史表象背后的实质和规律，就能在藏学学科上和具体的研究中有所创新。
三、关于现代边疆理论
我认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国内在涉及边疆理论时都会提到他。这位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很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独特地提出了美国的边疆学说，强调了边疆和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被视为西方系统阐释边疆理论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1893年，特纳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边疆战略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向西拓进的历史，一个自由土地的承载不断收缩以及美国人定居地向其推进的历史。可以说，美国的扩张与发展中，这个边疆观点奠定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拓展、拓展、再拓展”，美国上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拓展史，不仅是国家拓展史，也是国家价值体系的拓展史，又是美国软科学支撑硬科学进行拓展的历史，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根据特纳的理论，美国史学界认为已经找到了美国发展的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以上三句话。特纳的边疆理论，从新的角度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这个边疆学说在发端后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满足了美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成为美国在后来疆土拓展中的各种军事思想的学术依据之一，以及美国法学界不断修改美国法律体系，充实、完善美国法律体系的理论支撑。
2012年我到美国亚洲学会访问，和美国议员助手们(年龄为20～40岁)交流，当他们谈论美国在宗教问题上的优越性时，夹杂着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宗教方面的压制。对此我的回答是，1947年美国大法官40号案专门规定了美国所有州的公务人员、官方机构、事业单位不得对任何宗教机构、任何宗教人员、任何宗教活动以国家组织的形式提供资助，否则就违法，并且该大法官案还成了美国宪法的某条修订案，请他们查询。我说，中国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在宪法中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案，而美国却在这方面规定公务人员对此予以支持是违法行为。他们没料到中国人对美国法律有这么了解，顿时哑口无言。这里，我想要表达的是，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进行研究，一定要突破各个学科的界点，找到自己的创新之处，找到某个学科跨学科后的新台阶。近百年来，美国国策大师群星灿烂局面的出现，其实是社会科学创新所致，在美国国策基础理论下，奠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支撑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各国在关于国家战略的研究上，对于美国国策大师群星灿烂的局面，很难望其项背。即便是各国思想库都做了超大视角的研究，能超过美国国策级别的大师也是很少的。在有着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曾经也有大师云集的局面，因此我们不能甘于落后，中国要走向强大，也必须走向强大。
具体到专项课题上，我的问题是:在我国研究涉藏问题的人很多，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对研究“治藏必先安康”考据得很详细，甚至细到标点符号，有教授对此话题的不同版本都考据过。但是，有没有人像特纳一样站在国家的立场，用国家的价值体系进行考察和阐释?为什么“治藏必先安康”必定是国家治藏脉络的组成部分?至今，国内无人有这种想法。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华西医科大学(原华西协合大学)中受到美国边疆学理论影响的老教授，理论上虽然不深，但是他们那时就提出了至今让我们震惊的边疆观点。他们也不是做专门研究的人员，但是他们出版了刊物--《华西边疆学会杂志》。
在研究中，我认为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国家研究和边疆研究中受到限制--传统儒家学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儒家学说讲究的是“伦理”，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秩序的规定。这个观点用于研究国家和边疆的问题，包括在与敌对国家对抗的过程中也采取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批判。我们国家的边疆策略在某段时间，也有这种“己所不为，勿施于人”的想法。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基本没有道德、仁义，所能讲的是利益。国与国之间能够在多大问题上互利、对抗，多大程度上包容?国与国之间的仁义无非是包容性问题，计算利与害，落实到最后是包容，包容不了就是对抗。据说，一位美国的将军到中国来考察军队，中国的将军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方针。美国将军很疑惑地看着他说，美国军人只有两个时期:打仗时期和准备打仗时期。在他们看来，“和平时期”是政治家安内的口号和外交辞令，而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这两个时期才是军人的眼界。这就是视野上的差异，思维上的不同。
我认为，现代国家特别是那些能够把握竞争先机的地区性、世界性大国，在关于边疆的理念上不断地进行扩展，其思想库与决策层的认识趋于一致，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借助政治整合手段，通过区域经济的均质化实践，发展出了成系列的边疆基础理论。对于边疆的概念，他们早已不再局限于“相对于国家核心区的外围性区域”这样狭义的理解，而是把利益边疆直接延伸到他国境内。利益边疆的理念和实践，从思想上溯源，具有西方国家尊崇的“丛林法则”色彩，亦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具有指控能力的利益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其他利益主体的活动方式和范围。大多数西方国家崇尚“天演论”，并把“物竞天择”的原理套用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在世界这样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生存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对世界有主导权的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其他活动主体的方式和范围。所以，利益边疆作为大边疆策略的核心概念，对于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和其他方式的边疆有着引领的理论作用。利益边疆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其无形边疆所在。有形边疆是能看到的地理区域，如新疆、西藏、云南。无形边疆就是刚才介绍的。
美国利用学术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如美国藏学界提出的理论让中国的藏学家进行验证，西藏是最后一片净土，中国学者趋之若鹜的进入西藏，帮助美国进行研究来论证西藏是最后一片净土。美国对中国在西藏进行经济开发建设的理论数据和观点，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学者，当中国学者大呼上当的时候为时已晚。从大边疆战略视野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实际就是美国的文化边疆已经划到中国境内。文化边疆的理解在世界上已经由平行的国家关系变化为网络国家结构的过程中，时代的支配性功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作为文化边疆的形态出现，如果中国确立了大边疆战略，我们的文化边疆是不是也能触及美国、欧洲等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海外学者正在客观上构建这一理论。例如，“3·14事件”之后，旅美、法、英的年轻学者站出来，用大量的图片以及技术分析手段论证了西方国家的某些网站发布的是虚假信息，说明这些虚假信息构成了对全球华人的侮辱，用这种西方国家能够接受的观念进行反击并获得成功。对外宣传真的要讲究方式方法，要真正懂得传媒新闻的内涵，照搬国内宣传的方式，只能事倍功半。这方面有很多的方法需要我们去考究。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把有形和无形的边疆的思考结合起来，在一个时间段内依据国家战略的轻重缓急突出地关注某一较为边远区域(包括领域)的时候，这个区域(领域)即成为战略边疆。战略边疆是可以变动的，其变动的范围往往与国家战略重点有关，凡是符合国家战略重点的就是战略边疆。用白话说:西藏和四省藏区作为地理边疆是有形的，作为文化边疆是无形的，在国家整体战略之轻重缓急中，凸显出涉藏问题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软肋时，西藏和四省藏区就是我国战略边疆所在。所有的边疆概念，在国家的整体战略中一旦突出，就上升为战略边疆。
美国藏学界和中国藏学界最大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研究思路以及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上，更多的是，美国藏学界是自觉为国家利益进行协同研究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的中心力量有着极高的国家利益意识，而中国藏学界大多数是为了进入和完善某一学科去进行研究，很少形成一个群体自觉地站在一个高度上去为国家利益提供服务。这就是中美藏学界至今最大的区别，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两年的努力迅速改变这一状况，使这种区别不太明显。
国家领土的边疆(地理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线。这条地域界线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可能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有的时候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领土边疆的内容是重叠的;有的时候则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利益边疆包含文化边疆，是领土边疆的放大和转化，远远大于领土边疆。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其他国家的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可能随时会指向地理边疆。
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相对于传统意义的地理边疆而言的。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文化边疆”回答的是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诉求，“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战略重点的要求。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内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在边疆问题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大边疆战略的视野，就能主动地应对西方国家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的拓展，在各个有关边疆的领域，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的观点。我们在有形边疆研究的具体问题中，通过宽视角的考察，也能得出中国存在一个“环边疆带”的认识，中国的陆地边疆与14个国家接壤，接壤地带存在一个地理上的“环边疆带”;海域边疆与一些国家隔海相望，也存在一些海疆的争议。在“环边疆带”中还可以分出“主边疆带”与“次边疆带”，在大边疆战略形成的时候，一国还应有“潜出边疆(带)”，美国已经存在。例如，在涉藏问题的研究上，西藏一定是主边疆带，四省藏区属于次边疆带。如果以大边疆战略视野观点看，四川藏区就在次边疆带的地域里面，而研究南亚、尼泊尔问题，就属于“潜出边疆(带)”。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边疆思想进行研究的人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主边疆带、次边疆带和潜出边疆(带)，所以中国在当时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在前三十年却是威震世界。在毛泽东时代，陆地环边疆带是“军民联防保边疆”，包括文化宣传、政治思想教育，实际就是毛泽东有“主边疆带”意蕴的最好阐释。那么，次边疆带所包含的省市州，在边疆后方的区域内一定是为边疆主要地区提供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撑。在毛泽东时代，西藏和四省藏区没有稳定不稳定之说，但凡有问题，在基层就能解决。在那个时代，“潜出边疆(带)”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或许有人抱怨勒紧裤腰带还要搞卫星导弹、支持非洲等等，但是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个年代如果有谁敢挑战中国，就会有一群中国的朋友出来攻击他。毛泽东时代我们有从亚洲、非洲到欧洲、拉丁美洲的属于自己的“潜出边疆(带)”，巩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对于研究涉藏问题的学者来说，“治藏必先安康”一定和“次边疆带”的构建有关。一旦确定了大边疆视野的研究框架，就很容易深入研究涉藏问题--用新的边疆观和理论去研究，进行更符合实际和长远的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研究。
四、我国边疆治理中涉藏问题研究
对我国边疆地区稳定问题的研究，应当也必须有一个宽视角、全方位的理性认识，也就是说研究涉藏问题及其对策，需要具有顶端顶层设计的最基本的思路。事实上，这个基本思路还没有完全形成，并未构成理论体系。涉及国家利益最高需求的东西，需要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来完成，国家利益高于学者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基本的思路和思想体系，单靠个人是很难构建的，必须依靠思想库。无论哪个国家，思想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体制和机制不同，各个国家的思想库也不相同。美国的思想库是“旋转门”机制，进入的人员身份是变动的:可以是企业家，一旦进入，转出来可能是军事家;如果美国军方不聘请，他出来就成为学者;可能再次出来又成为企业家、政治家的智囊和军方的幕僚。这种机制能够造就大批的国策级别大师。估计中国在未来的10～20年也会形成这种机制，我们也需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专家学者，需要用这种“旋转门”机制，造就大批国策级专家。所以说，运用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解决边疆问题，很多前置性的问题是我们在构建大边疆战略中所要解决的，也是需要做战略思考的。我们有辽阔的领土、领海，陆地边疆和海域边疆，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1.9万平方公里的民族自治地方，还有135个边境县和107个民族自治地方。在地理边疆“主边疆带”就生活着2200万人，接近一半是少数民族，此外有30多个少数民族和国外同一民族相处而居。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一定历史阶段在一定空间下的产物。研究问题需要找到方式方法，我认为应该由哲学来构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至今不过时。
在新中国成立后，治理边疆的经验和教训也是我们在大边疆视野下需要研究的。要改变现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以，中国的边疆治理一定是战略需要，而且在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思维中，它始终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我国安全战略是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发展方面的战略决策，都要在国家战略安全下，甚至在大边疆战略视野的影响下进行。美国的GDP在本土和海外都有，例如在经济方面就欠中国1万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时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储备，所以美国不怕打仗。这说明一个国家的意志力是决定国家是否强大的关键，国家的脊梁是靠意志力支撑的，美国的国家意志力构建在国策级大师手中，显现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中国国策级大师云集之时，就是中国真正崛起、民族精神伟大复兴的时候，也是中国真正走向强大的时候。近百年来，世界形势天翻地覆，每个复杂的过程都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认识这个背景有利于我们对这个世界大形势的理解，有利于我们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敌对国家的边疆战略的理解，开启我们新的边疆思维，树立大边疆战略视野，在新的高度和广度上把握我国治理边疆地区的关键问题。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国家的安全战略，边疆治理问题，包括现代国家进程中的涉藏问题，都是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
【注释】
[1]本文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党史办公室主任孙勇研究员在2013年5月18日“西部边疆论坛”第二期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并送孙勇研究员审阅定稿。该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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