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树 邓礼坤 吕志辉[2]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民族成分多元，宗教信仰多元，社会伴随着经济发展也日趋分化，形成了价值多元的社会力量。某些社会力量(如“疆独”组织和“藏独”组织等)的分裂活动已经给中国边疆政治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外部敌对势力的介入，使得西部边疆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更趋复杂。当前，“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3]。这些威胁因素在中国西部边疆不断凸显;维护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安全，正日显紧迫和必要。为此，应深刻研究和贯彻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关“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要求，重点探索如何以健全的政治体制有效维护和巩固西部边疆政治安全。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它事关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问题。[5]
一、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学理认知
(一)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概念界定
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是边疆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制度主义相互交叉和视界融合而产生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边疆政治学为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提供了横向的“边疆”分析维度，如“利益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6]等;国家安全学为研究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提供了在上述每个边疆维度上的“政治”分析视角，如对国家主权、领土、政权、政治架构、意识形态等的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而制度主义则为边疆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在各边疆领域从根本上消除各项政治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制度路径。三维学科视野交叉，为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提供了丰富的认知框架和分析方法。
综合以上各学科的分析视角，可以发现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是党和政府在西部消除制度威胁、巩固制度认同、促进制度生长的一种在整体稳定中进化发展的政治制度状态。它将以政治制度安全为核心，巩固和强化国家在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和治理绩效，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它“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7]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党和国家以政治体制消融挑战和威胁的一项执政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国家政治体系以稳定的根本制度、健全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政治安全机制，调适和消融西部边疆地区内外各种敌对力量针对国家主权、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政治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能力。第二，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一个制度完善和机制健全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根据西部边疆政治安全面临的冲突和挑战，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进行制度革新和健全体制机制的过程。第三，它是西部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一种基本政治认同状态。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各项根本政治制度和配套体制机制能够获得西部民众的高度政治认同和自觉政治践行，进而使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等保有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一种政治状态。
(二)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对象
依据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综合安全观[8]和上述概念界定，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对象，就是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的制度性政治挑战及其消融。
具体而言，这些制度性政治挑战和政治威胁包括:
第一，人的政治思想安全面临的体制挑战，即各种正规的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面临的威胁和消融。
每个西部边疆公民的政治思想安全，是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安全的基础。而今，各种民族主义力量、宗教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都在争相展开对西部边疆民众的思想争夺。这种政治思想争夺，主要表现在各种敌对势力不断丑化、弱化或虚化正规政治社会化体制路径的思想传播和教育功能，妄图通过各种教育场所(尤其是学校、家庭或宗教场所)、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非正式组织(尤其是地下教会)来重新塑造民众政治价值，影响民众政治行为，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诉求目的。由此延伸出来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国家政治思想教育宏观政策，以及地方法规、边疆地区正统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所面临的各种显在的或隐形的挑战和威胁;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挑战和威胁的消融问题。
第二，国家制度安全面临的政治威胁及其消融。
国家制度安全是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核心。中国西部边疆各种境内外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三个方面对国家制度进行挑战:首先是挑战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根本性制度的制度权威，诱惑边疆民众质疑其合理性、合法性、公正性和效力;其次是对民族自治政府机构的政治权威进行挑战，诱导边疆民众不服从相关治理政策，破坏稳定的政治秩序，甚至是暴力冲击政府机构;最后是对抗边疆地区的政治危机处理机制，使其无法有效运作或疲于应付。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这些不同制度层面的政治挑战及其消解，就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对象。
第三，对既有地缘政治安全体系的挑战。
地缘政治安全是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有力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安全面临的挑战因素，无论是宗教因素、民族因素，还是某些国际势力因素等，往往是跨越国界并威胁周边多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对于它们的有效治理，常常是一个国家难以应对的。所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初步建立起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和东盟的系列合作框架等跨国治理的地区国际体系。但是，这些区域国际合作体系本身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各参与国对合作体系的政治认同有差异，各参与国内部仍存在对合作体系的破坏力量和破坏行为，合作体系外的国际反对势力对合作体系的瓦解和分化，合作体系内的国别整合和国别分裂等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影响、破坏地区合作体系的势力及其行为，构成了地区安全和地区内国别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它们也就自然成为巩固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必然要研究的重要对象。
(三)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范围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对象，为思考研究范围或边界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
从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面临的挑战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范围至少包括五个层面:第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及其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制度渗透和体制转化;第二，国家政治思想教育体制和政策在西部边疆地区的贯彻和对接程度;第三，政治社会化虚拟传播(新媒体)体制的构建和监管;第四，各种非政府组织在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第五，西部边疆地区政治认同危机处理机制。这种从上到下、从宏观到微观的政治社会化体制的构建，将推进立体多元的政治社会化安全体制机制的形成。总之，民心向背的制度引导，是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基础和重中之重。
从国家制度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西部各种政治敌对势力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挑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以达赖集团和热比娅等为代表的分裂势力，都集中力量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企图将中国或边疆地区引向资本主义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断受到冲击。在西方“民族自决权”的思想蛊惑下，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不断质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民主效能，挑战它的政治权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面受到分裂势力的“污名化”对待，被诬蔑为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分裂势力又试图在制度内不断要求更高的自治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不断受到边疆地区敌对势力的攻击，尤其是否定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最具政治破坏性。因为，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党的政治领导的稳定性和有效性”[9]。基层自治制度在整体获得良好实施和促进民主的同时，也在少数地区发生政治变异。个别基层自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沦为西部边疆敌对势力的政治保护伞。
其次是对西部边疆地区各自治机构政治权威和治理政策的挑战。西部边疆地区大都是民族自治地区，具有完整的自治权力机构配置。从制度功能的承接和政策的实施角度来看，目前对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进行破坏的敌对势力正零星地试图挑战各自治机构的政治权威，诱导民众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利用个别突发事件制造民众与政府机构的紧张关系和政治对立，污蔑或丑化自治机关干部，对自治机构制定的各项民族自治政策进行歪曲的解读和恶意的宣传，诱惑民众对相关政策产生思想抵触和行为上的不服从，增大了公共政策实施的难度和成本。
最后是对西部边疆地区突发政治事件危机处理机制的挑战。最近几年，西部边疆地区政治性突发事件不断增多，既有个体性的也有组织性的，既有境内组织策划的也有境内外组织相互勾结策划的，既有诉诸暴力方式的也有和平抗争的。边疆地区需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综合的处置。所以，西部边疆地区突发政治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应该被纳入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范围。
从现存地缘安全体系受到的挑战来分析，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既有赖于中国自身的努力，也必须借助于国际合作。因此，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地缘合作体系研究，既应包括对国际体系理论和国际地区安全体系成功案例的深入研究，也应包括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需求强度、合作资源、现有合作程度、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合作体系的未来生长等方面展开研究。其研究范围虽着眼于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但须放眼地区地缘政治的体系合作。
无论消融对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的争夺--人的政治思想争夺，还是有效应对国家制度面临的威胁和推进地区国际体系合作，都必须有配套的政治安全机制与之相衔接。所以，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尤其应当将各类政治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并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再好的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战略和政策，都需要规范的程序和细致的工作来加以落实，而这正是各类政治安全机制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四)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丰富内涵
上述审视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多维学科视野(边疆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制度主义)和特定的概念界定，为分析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特定内涵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从边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选择了特定的陆地边疆区域来讨论规则治理问题。它的解读对象包括西部地理意义上的边疆、民族意义上的边疆、宗教意义上的边疆、认同意义上的边疆、主权意义上的边疆、发展意义上的边疆、国防意义上的边疆;它的分析框架是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族群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重、梯度主义与地缘主义并重、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并重、统治主义与治理主义并重;它研究的问题是边疆民族问题、边疆宗教问题、边疆认同问题、边疆陆权问题、边疆发展问题、边疆防卫问题等;它的研究目的是这些政治安全问题的制度消融、机构吸纳和程序规范。要从政治制度安全的高度，审视西部边疆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总之，边疆政治学为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提供了科学完整的边疆界定、多维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以及丰富的制度内容。
从国家安全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是以西部边疆地区对政治制度安全的挑战和威胁为研究对象的，重点从三个层面--政治个体及其社会组织、国家、国际体系研究政治挑战和威胁的制度消融问题，探讨面临各种挑战时如何保持各项政治制度和机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其研究目标一方面是使各项政治制度和机构免受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威胁、侵袭和危害，即“对外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对内保持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的稳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稳定”[10];另一方面是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威胁时，国家各种制度和机构能以制度反省的态度和机制创新的办法，有效吸纳和整合各种合理政治诉求和政治行为，坚决抵制和有效打击各种破坏性政治诉求和政治行为，具有自我制度革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能力。可见，国家安全学既凸显了政治制度安全的重要性，又以制度革新来巩固国家政治安全。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既是一个讨论相关政治制度应然功能和实然功效的问题，也是一个讨论相关政治制度变迁和发展的问题。所以，一方面，它要研究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和机构的设计理念、地方适应性;另一方面，它要研究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和机构面临的现实挑战、机制缺陷、机制创新和进化完善等内容。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应力争以创制和进化等方式不断健全西部边疆政治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它们的政治安全保障功能。
二、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层次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新研究领域，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究竟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呢?对于该问题的分类探索，将有助于引导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更广阔和更深入地展开。
(一)应研究的核心问题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安全研究。它涉及的制度核心问题是国家对于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社会化体制的精神原则和宏观政策设计，边疆地区的机构承接和政策配套，体制机制运行的突出矛盾和矛盾的消融等。
第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它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制度安全意识，制度内含理想和价值的地域渗透和民众认同，制度原则和精神的体制吸纳和机构保障，制度的理性创制和自然进化在不同时期的协调推动等。
第三，西部边疆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研究。它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西部边疆地区各项地方政治安全法规的完善，各级政府机构政治安全制度的完善，机构的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的创建等。
第四，地区国际安全体系研究。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国际体系和合作理论的地区适用性，现有西部边疆地区国际合作体系在合作理论和合作机制方面的深入发展等。
(二)应研究的主要问题
除了上述核心问题外，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还有如下一系列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主要问题值得思考和探索。
第一，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研究。它应从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维交叉视野对西部边疆地区的制度文化进行梳理，研究其历史生成、现代分化和影响作用等问题。
第二，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背景研究。它应从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制度学和政治学的多维交叉视野去研究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具有政治意义且突出的经济状况、各民族人口的政治融合、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多元政治主体、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政治参与、各社团组织和宗教组织参政等问题。
第三，制度主体的政治价值和诉求研究。它主要包括西部边疆地区民众或社团组织的政治价值倾向和政治行为倾向的实然与应然研究、民众和社团组织的政治文化生成和传承研究、民众和社团组织的政治沟通传播研究、民众和社团组织的政治诉求与基层地方政府的体制吸纳研究等。
第四，西部边疆治理的制度现状和突出政治问题研究。它将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学等角度审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边疆治理的政策供给问题、政策执行现状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现有体制消融矛盾与冲突的能力问题等。
第五，国际合作治理体系面临的背景研究，尤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现状、特征和规律研究。其中，研究的问题包括境内敌对势力的群众基础、组织状况、活动特点、活动规律等，境内敌对势力与境外非政府敌对势力的组织关系、思想关联、财政关系、武器运输和重大活动的联合策划等，国际上敌对政府力量对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支持、道义论证、理论支持、经费和武器支持、人员培训支持等。
(三)应研究的边缘性问题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顺利开展，除研究上述核心问题和主要问题外，还应研究一些边缘性问题，这样既能拓宽研究视野，又能提升研究意义。其中，主要的边缘性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发展和多元力量政治制度整合问题。虽然中国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建构起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众多人士站在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史的高度，从历史、文化、现实等多个角度进行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提炼有利于边疆治理的政治制度文明，探索中国边疆政治安全的制度建构和更加多元的制度化民族整合方式，宣传和普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思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在利用市场经济和文化教育进行国家经济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过程中，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审慎应对个别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少数民族精英利用当地新生的经济资源破坏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行为。
第二，民族自决权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安全的挑战问题。民族自决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谋求政治独立提供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创设。但现在某些西方国家不顾时代变迁和他国治理现实，一味鼓吹发展中国家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这对多民族的中国政治制度安全构成了现实意义上的理论挑战。所以，民族自决权在中华民族政治制度发展史中的运用、当代民族自决权理论和实践的政治制度局限性、民族自决权意识的制度危害等问题，都应是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如何运用各种非政治手段维护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问题。其中，应重点探讨如何运用国际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具有制衡性的国际手段，遏制某些国家煽动和支持中国境内敌对势力破坏中国政治制度安全的行为。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运用各种国际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非政治手段消解法国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政策底线的政治冲击就是一个成功案例。[11]与此相对应，它还应包括探讨如何运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和文化传播等国际手段，拓宽与西部边疆地区邻近国家合作广度和深度，丰富合作方式。这将有助于西部边疆地区的国际合作体系建构在更为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能经受住各种政治风险的考验。
三、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的研究意义
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占据了几乎半个中国的陆地面积，蕴藏着各类丰富的自然资源，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所以，该区域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局部性质，而具有全局意义;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稳定性质，而具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性质。
(一)研究的实践意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中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强调和重视，应促使西部边疆地区的各项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从贴近西部边疆地区政治实际、贴近西部边疆地区民众政治精神需求、贴近西部边疆地区政治文化整合目标的角度，展开有效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助于使国家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各项政治社会化政策更具针对性，更能满足西部边疆地区民众的政治精神吁求，减少因政策失误而导致的对西部边疆地区民众政治文化的贬损现象;它又有助于强化民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成员意识，赢得西部边疆地区民众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产党领导、民族团结和合作等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
边疆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制度保障。在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中，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西部边疆地区的认同和实施研究、西部边疆自治机构和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阻滞问题研究、政治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建立和健全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们应为中央政府制度性地处理好与西部边疆地区政府的权力分立和协调运作关系、各级政府机制化地有效应对西部边疆地区各种分裂势力的分裂言行、增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合法性、摸索各项根本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程序化贯彻和体制化运作等提供基础资料和对策建议。它们应有利于国家政治安全在西部边疆地区得到有效的制度维护，使西部边疆地区获得持续的政治稳定、充满活力和健康的发展。
中国西部边疆国际政治体系安全是周边地区国际合作的体制基石。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高度重视对所涉国际区域体系化合作的思考，探讨西部边疆所涉地缘政治区域的体系合作。这种以边疆政治制度安全为视角的研究，应有助于找到和形成地区体系化合作的动力共识，发现合作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各种内外障碍，探索消除各种障碍的制度化方式方法，发掘各国合作的制度潜力，丰富地区合作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对于目前有待完善的边疆地区国际治理体系的深化发展而言，这种研究不仅将提供国际体系理论支持，而且将提供科学的战略性或对策性政治合作体系建议，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在国际制度保障下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涉及多个高度相关的学科，即边疆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国际体系理论等。它的研究将以制度主义为核心路径，吸纳各学科和理论的制度性资源，形成有关边疆政治制度思想和理论。这必将对上述学科和理论的发展产生独特的学术贡献。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对于边疆政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将拓展边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将政治制度安全纳入边疆政治和边疆治理当中加以审视。这有利于边疆政治学进行更微观的边疆地区政治社会化体制机制研究，探讨个体或自治组织的政治价值倾向和政治行为特点，为边疆政治学的研究奠定更坚实的微观基础。此外，它有助于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有机互动中探索边疆地区的体制化治理问题，如多元矛盾和冲突的程序整合、多元政治诉求的体制吸纳、边疆政治体制的革新和发展、革新和发展的边疆政治体制对边疆其他社会体制的引导作用等。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对于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之一，而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又因地域的独特性而在国家政治安全中占据独特的地位。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将以对政治安全的学术贡献，展现出对于国家安全学的学术意义。这些学术贡献的主要表现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中形成的政治制度文明思想对于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完善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是国家各项根本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适应性和嫁接转化规律的学术发掘，是边疆地区各层次自治机构中政治安全机制所应体现的制度精神和原则的总结，是边疆地区政治危机应对机制处理政治危机的系列规律、原则和方式方法的抽象探索。它们将以独特的理论内容充实和丰富国家安全研究的内容。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将对国际体系理论和合作理论研究做出突出的学科贡献。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中关于国际体系合作实践的理论研究，将以独特的个案验证国际体系理论和合作理论的一般规律和原则的普遍指导意义。同时，它也将以自身的独特理论探索丰富国际体系理论和合作理论。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紧邻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因此，西部边疆地区的体系化合作治理，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入探索推进独立自主的国际区域合作和体系整合的方式方法、路径渠道等问题。
(三)研究的学科整合意义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具有极强的学科整合意义。从宏观方面来说，它的研究需要制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种学科的支撑。这种多学科支撑和交叉研究，一方面必将为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提供多元视野的交叉、多维学科解读框架和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些学科内部各自独立的学术成果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中得到融合和新生。从微观方面--政治学学科领域来看，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是中国边疆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制度主义思想互相交叉和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制度研究领域，它的展开，必将带来对与中国边疆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制度主义思想有关的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关于政治制度安全研究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视野的有机结合，将形成学术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适应性极强的边疆政治制度和相关配套体制机制。
四、结束语
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实践指导意义和学术规范意义。它在丰富多元的学科资源支持下，必将迎来一个辉煌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将以国家安全利益的多元制度促进和有效体制保障推动西部边疆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国内有学者在20世纪末就曾指出:“安全利益是主权国家的首要利益，因为只有国家的存在与稳定，才能谈得上国家的建设与发展。”[12]继承前人的理性感召，中国西部边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更是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意涵，吸引着时人的积极参与、襄助和推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吴楚克．边疆政治: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J］．中国图书评论，2012(5)．
［4］［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M］．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周国平．网络发展对我国政治安全机制的冲击及对策［J］．学习与探索，2002 (5)．
［6］田有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家政治安全［J］．经济与问题探索，2011 (5)．
［7］王丽晓．经济外交与保障我国政治安全的作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8］黄硕风．国家兴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注释】
[1]本文是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西部边疆执政基础与政治安全研究”、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青年人才基金项目(Skqx201301)、教育部2012年青年项目(12YJC6301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研究也得到四川大学985“社会公正与危机控制”创新基地的资助，特此感谢。
[2]王洪树，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四川省社科院联合招收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邓礼坤，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吕志辉，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5]参见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该白皮书明确规定了中国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6]吴楚克:《边疆政治: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7]参见［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8]李英等认为中共十六大建构起了综合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参见李英:《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光明日报》，2003年7月9日。
[9]周国平:《网络发展对我国政治安全机制的冲击及对策》，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
[10]田有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家政治安全》，载《经济与问题探索》，2011年第5期。
[11]王丽晓:《经济外交与保障我国政治安全的作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2]黄硕风:《国家兴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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