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进化论》

如果以中国古代传统传记的基本风貌为参照系，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和表达方式上明显的创造性，在《李鸿章》传中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总体看来，1901年之前梁启超的传记文基本沿袭了《史记》重叙事轻评论的风格，而1901年之后则是努力向西式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风格转变，他的文章，不是以栩栩如生的记述见长，而是博彩于随性恣意的滔滔长论，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序例中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所谓“西人传记之体”也就是传中有论，论中有传，传论结合。

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毫不犹豫地把传记归入到史学中加以考察，并对传记的撰写提出一个重要原则——传记要脱离传统狭隘的编年记事文风，要以传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写传主的事迹来揭示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传”是“论”的媒介，“论”是“传”的升华，而“传论结合”的最终目的则是揭示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这也是梁启超号召新史学的最终目标。梁启超并不是天生的进化论的拥笃者，他早年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最初的历史观是公羊三世进化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理论书籍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成为他历史观的核心，他在《变法通议》中就不断强调，“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169]他把变化看成是古今公理，不仅人类是变化的，历史也是不断进化的，这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他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170]1901年5月由澳洲回到日本后一直到1903年欧游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是梁启超思想演变最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一下子从乃师康有为神秘的‘三世’进化说跳入了人类自由精神的进化论之中”。^[171]此后梁启超的一生都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表现在史学著述中，他把这种生物进化论思想融于他的新史学思想中并加以拓展，把历史界定为“叙述进化之现象”，由此推导，“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历史之范围”，^[172]所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说明人类的进化，并且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变化”，^[173]也就是通过历史上因果关系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老师康有为借圣人改制以古鉴今相比，梁启超更加倾向于使用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这种进化理念为其著述添色加彩，《李鸿章》传中处处体现着进化思想和因果规律。例如在开篇绪论中梁启超便直言，“凡一国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174]开宗明义地阐明历史因循变化的立场观点。再如，在论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时，梁启超断言李鸿章并不是以往论者口中的权臣，原因是权臣的消长，是与专制政体的进化成比例的，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是近代权臣越少，“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175]李鸿章不能成为权臣就是专制政体进化的结果——他深谙孔子之道，以“三纲五常”自我约束，故与古代的权臣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纯臣”。在当时，这种用进化的理论进行论述、推导的方式是新鲜有趣的，比泛言伦理道德更容易深入人心。但是，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是简单的，他因循历史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仅仅是现象点滴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只重视量的累积，归避甚至反对质的变化，如同他坚持改良而反对革命，从根本上讲，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又是不科学的。

二是梁启超的传记原则再次凸显了他的新史学思想——“群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梁启超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传记模式，“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176]他批评旧史学有“四弊”，其中之一便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而理想中的传记，表面上看似记述一个人，事实上目的却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于“贵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休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177]具体理解，就是通过描述政治家个人，横向扩展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群体，纵向扩展考察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李鸿章》传原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从梁启超对于名称的界定来看，显然文章重心不在李鸿章个人，而是以李鸿章为载体，通过记录李鸿章这样一位晚清权臣的一生功过，评论从洋务运动到庚子之变这四十年间晚清政局的是是非非。一个李鸿章，半部近世史，诚如作者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178]除了横向考察与李鸿章相交涉的特定群体以外，在时间的坐标轴上纵向延伸，梁启超又将李鸿章与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古今中西十六位历史人物^[179]进行了纵向比较为全文作结，结论是“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事实上，并不是梁启超不知道李鸿章与俾、伊等人的差距，兵事、内政、外交不如俾斯麦，学识、远见亦不如伊藤博文，然而，如梁启超所言，在德国、在日本，如俾斯麦、伊藤博文之人不下数百，而中国如李鸿章之才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把李鸿章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研判他中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这种纵横古今的史笔，这种妙语连珠的点评，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不能为之。而梁启超对“群体”的理解和重视，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范式的体现，重要的是以李鸿章“个人”见晚清社会的“群体”也反映了梁启超“对那个时代的期待，意即他希望通过改变历史写作的主体，唤醒民众意识，进而通过他理想中‘新民’的不断努力奋斗，最终达到强国固本之目的”。^[180]

梁启超为政治人物作传，向来注重人物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和历史功过，而对于人物性格、生活琐事从不详记，因为这些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杂事”，与主旨思想并无关联。但这并不代表他漠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细致场景，相反，他十分清楚细节对于文章主旨的重要性。为了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李鸿章》传中详细提及了李鸿章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的一段对话：李鸿章与其谈及清廷与自己意见不合，俾斯麦说，一个大臣如果能真心忧国忧民，应该会得到君主的理解和信任，但如果和一个妇人共事，那就没什么办法了。李鸿章听后默默无语。梁启超感慨道：“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181]一段对话，一个场景，其中渗透出来的历史意味，带着历史的深邃感和沉重感，辅以悲凉的基调，足以引起读者深深的回味与思索。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他的身份和地位无人能及，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揣摸慈禧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考量个人的前途，梁启超仅用了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了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中的这种尴尬境遇。问题是，梁启超与文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总是习惯性地运用史家笔法为人物评述谋篇布局，这种惯性的史学逻辑思维使他即使对人物生活场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也往往通过评论性的文字进行分析阐释，史学色彩远远超出了文学色彩，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是梁启超对传论结合的写作手法运用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传统传记向新史学传记思想过渡的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