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人贺拉斯说“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历史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苍白甚至是被遗忘？这是一个可怕的推测。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幽暗的历史长河中，闪闪烁烁着无数星光，那是伟人的精神之光。伟人是历史的影子，19世纪末，一场惊心动魄的戊戌维新变法揭开了近代中国革新、图变的篇章，也把梁启超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在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历程中，康有为评价其为“流质善变”，梁启超亦坦承自己的“太无成见”。正如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梁启超的思想时，总会感受到他的灵活与多变。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但他的“善变”不是随心所欲地变，在他善变和屡变背后不变的东西，是他的爱国主义激情。青年时代，梁启超抱着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宏图大志，毅然舍去仕途的摇篮学海堂，只身投到康有为门下。1898年，一场悲壮的戊戌维新变法将他推上了政治的舞台，从此他将毕生的心血交付与国家的兴衰。1900年前后，他由温和的改良派遽变为激烈的破坏者，由君主立宪的拥笃者变为民主共和的支持者，引来师友的反目和无数责难。1902年，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学术的增进，其思想开始日益摆脱康有为的框架，他反对保教、提出史学救国理念、构建新民思想，开始独立创建改造中国的新模式。1903年以后，当他亲眼见证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后，在政体的选择上，他决然放弃共和体制重新回归到立宪阵营，随期而至的是思想界和青年学生对他的误解和攻诘。
1898—1906年中，梁启超这些思想的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体系的产物。“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必然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局限性得出阶段性的结论，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大体包括五个方面：抱负、师承、阅历、友人、学术。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
中国的近代历史充满了期待，对崭新思想的期待，对进步科技的期待，对政治变革的期待。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入近代化的标志就是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交流和融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在不同程度地尝试探索使中国步入近代化的最佳方式。1922年梁启超在其撰写的《五十年中国文化概论》中说，鸦片战争以后中西碰撞的五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选择分为三个阶段，他把自己界定为第二阶段的代表，即自戊戌维新运动开始至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中西制度在文化层面激烈碰撞的阶段。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正如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大声疾呼：“凡做一国大事，岂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时代里，中国需要一批能够“造出自己的位置来”的英雄豪杰，他们唤醒国民、营造新民，救亡图存。从1898年到1906年，经过了近十年的岁月的流逝和政治生涯的变迁，梁启超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笔和声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他的文章已经不能清晰、简单地被区分为是学术文章、是新闻评论还是政客文字。从社会变革进程中走过来的人，大都坦然承认受过梁启超的影响。蒋曼林说：“他的文章是清晰的，具有诱惑力的，且容易被人接受，因此它成为学生非常有益的读物，我就是这些数以千计的受到梁启超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个伟大学者对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传播现代知识作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学者也无法比拟的贡献，他的文章为每一个接近于饥渴的青年人提供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的途径。”[2]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3]郭沫若说：“在他（梁启超）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4]陈独秀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5]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的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社会学非我所长，不能从其专业角度完全解释这句话的含义。但我更愿意将它运用于对梁启超的人生定位中，他就像那粒石子，将自己对政治、学术、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一圈圈推及开去，愈是接近他的时代，社会中弥散着的他的气息愈浓，即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奠基之人。最后，借用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原文，为梁启超一生的“善变”加以总结：“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中国的贡献与劳迹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事业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7]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2]蒋曼林：《来自西方的观念》，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51页。
[3]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4]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35页。
[5]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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