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福利思想

重商主义在不同时期表现的福利思想不同，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增加国家货币财富的目标，通过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贸易，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促进国内商品的生产。在关注劳动者的劳动和工资的问题上，埃德加·弗尼斯在其《劳动者在国家主义制度中的地位》中提到了“低工资”的政策依据，提到了贫困对经济中所产生的效用。其认为由于“仆人”这一阶层的道德水平较低，只要有机会其必然是懒惰的，当工资高于其生存所需要的收入水平时，更多的追求物质会导致低收入阶层的道德的坠落。只有贫困才能使工人获得勉励，为生活的更好而更加努力的工作。亚瑟·扬认为，“必须使低等阶级保持贫困，否则，他们是不会勤勉的”^[1]。另外，伯纳德·德·曼德维尔在其《蜜蜂的寓言》中对穷人教育的极端观点认为，由于教育会破坏应得的贫困，对于不需要技艺的穷人来说是有害的，孩子们受教育时间越长，越不愿意做完全的劳动者，因此贫困的孩子不应该享受公费教育。可以看出，早期的重商主义观点是在社会中的群体按照阶层进行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区别对待，反对向贫困人口提供高于其最低工资的福利。

随着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者开始普遍重视公共福利问题，认为通过公共财政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能够有效的提高公共福利的水平。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威廉·配第为税收对社会福利分配的合理性提出了理论基础。通过向国家公共经费缴纳税款，为公共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振兴生产力。而詹姆士·斯图亚特认为通过公共福利项目的选择，在无损于简朴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使生产得到发展。德国的尤斯蒂在封建社会末期，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出发，较早的论述了社会公共福利的问题。市民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高社会公共福利，君主在维护国防的同时，通过税收的支持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进而增加国家财富。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的手段达到提高出口，减少进口的目的，进而增加国内货币存量，这是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在封建社会末期，西方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提出了财政分配对公共福利的重要作用，由早期的以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发展到追求社会福利的财政分配作用。公共财政理论在提高国内货币存量的基础上，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扩充了财政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宗旨。重商主义的财政分配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需要，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福利水平的财政分配才是具有意义的。重商主义的财政分配理论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从重商主义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反对对穷人提供过高的福利的观点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理论存在差距，使其偏向于自由主义福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