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工业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起来的。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必要的物质财富,使资产阶级在满足当前消费的同时,留有必要的物质积累;另外,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进行转变,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而弱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使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成为社会的必要措施。可以说,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宗教机构宣传的成员之间的互济,都是福利政策的一种形式,这时期的福利政策的特点是分散并带有施舍的低水平的救助,而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却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
英国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了城市,成为了最早的工人阶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这群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贫困者沦为流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城市的乞丐越来越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英国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解决这一问题,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规定,依据其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对乞丐区别对待,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乞丐进行劳动。直到1601年,英国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通过官方的济贫制度,对没有工作能力贫困人民进行收容和救济,以保障其最低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帮助贫困的孩子学习生存技能,以保证将来的生活,并且给予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工作机会。随着产业革命达到高潮,英国政府开始认为原有的《济贫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于1834年对《济贫法》进行修订,颁布《新济贫法》,规定由中央政府设立中央济贫法管理委员会来实施救济的工作,取消由教区来管理和支配救济收支的职能,强化了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救济工作统一管理的职能,使享受社会救济和福利成为公民的权利,明确了国家对救济保障应有的责任。同时,还降低了救济院的生活水平,一旦进入救济院,被救济者就必须要接受沉重的劳动。
无论是《济贫法》还是之后修正的《新济贫法》,都是在早期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时期下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在法案中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其实是对被救济者的一种没有尊严的施舍,在保障水平上也停留在低水平的济贫状态。但是,英国的《济贫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由国家通过社会政策实施社会性保障的法案,使国家福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在这之后,法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相继颁布了济贫法并且制定救济制度,使由国家来实施扶弱济贫的思想理念深入人心。
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使欧洲各国从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各国开始相继建立并且逐步完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福利制度。工业化社会变革对福利国家模式建立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第一,圈地运动使原本拥有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由于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的保障,当这些人们失去土地后,他们沦为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生活的无产者,失去土地的保障,他们随时面临着丧失经济收入的风险,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形成了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资产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就要建立福利体系来调和社会矛盾,缓和阶级冲突。第二,由于工业革命使生产形式发生了转变。原有小农经济时期,以家庭为生产主体的社会中,狭小的生产规模使经济上生存的风险由家庭来承担;工业革命后,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生存的风险越来越社会化,家庭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客观上需要社会化并且统一的福利保障。因此,传统的福利形式已经不符合工业化时期生产方式的需要,由国家提供统一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成为福利国家理论发展的必然。第三,工业化的发展带给资本主义大量的财富的原始积累,国家利用税收来源为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奠定了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使福利国家政府发挥财政作用,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成为可能。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甚至比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还要多。工业革命使原有的生产社会化,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社会的生产存在剩余进而可以进行物质积累,这是福利国家建立福利保障制度进行转移支付的必要条件。第四,工业社会化集中的发展,人们面临标准化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统一的生产模式,相似的生命周期,相同的社会风险,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要是相同的,同质的,这使社会迫切的需要政府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并且有助于福利国家对福利制度政策的实施进行统一集中的安排。
因此,工业化的发展使人们的劳动力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人们的生活来源没有土地的保障,只能完全依赖于经济领域中的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个人时刻面临着风险的存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贫困等等,在这些风险来临时,人们的经济收入无法从竞争中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保障。与此同时,工业化以前家庭以及土地的传统保障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遭到破坏,这就需要政府为这些遭遇风险而陷入困境的人群在原有的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转变政府角色,承担福利供给责任,促进福利保障的社会化,建立统一的福利保障制度能过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维持公民的社会水平,促进技术变革和经济的进步。在这工业化的背景下,由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大规模的福利政策不再是在低水平保障前提下分散化的社会救助,也不再是当经济风险来临时的一项迫不得已的应急措施,而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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